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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的热潮,一个普通士兵暖暖的笑容被每个中国人所熟悉,他助人为乐的事迹传遍了五湖四海。他生前做下的大量好事,正是通过日记才被世人所知晓,他的许多光辉思想和格言警句,也是通过日记才得以张布。
比如日记中有一首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下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诗歌中对党的温暖,对旧社会的仇恨,都与英雄的身世及立场感情完全吻合。众所周知,雷锋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家中最后一个亲人,他的母亲是被地主逼迫上吊身亡的,作为孤儿的雷锋受够了旧社会的“鞭子”,解放以后才获得了新生,所以他对党和毛主席有无限深厚的感情。
上海歌舞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读到刚出版的《雷锋日记》,就深被这首诗所感动,很快,他为这首诗谱了曲,并把它寄给了《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登了这首新歌,当时朱践耳为它加上的标题叫《雷锋的歌》,并注明了歌词摘自《雷锋日记》。也就是说,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
此歌由来自西藏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生才旦卓玛首唱,后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才旦卓玛一举成名,她认为这首曲调深情款款,内容如泣如诉的歌曲,也正是她想对党说的心里话,几十年以后在2008年歌舞晚会上,才旦卓玛与索朗旺姆一起演唱了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
且回想当年。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一个名叫姚筱舟的年轻人,初次听到这支歌的时候惊呆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写的一首诗会被谱上曲广为流传,而词作者打上了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雷锋的大名。他没敢吱声,更没有做任何说明,因为他和雷锋相反,这个写出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姚筱舟,出身不好且“社会关系复杂”:一个叔父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一个兄长在国民党海军某工厂任职;在台湾还有十几个亲属,在那个年代里,具备上述任何一条都会成为“重点专政对象”,至少是“内控人员”,所以,当时他的这首小诗都是用笔名“蕉萍”----焦坪煤矿的意思,登载在陕西焦坪煤矿的《总路线诗传单》上。那时,哪怕借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去和雷锋争署名权。经过反复犹豫思索以后,他只是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的歌》的歌词是他所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
朱践耳是一个严谨的艺术工作者,他根据姚筱舟写给他的这封信找到了陕西省铜川矿务局,据说当矿党委书记召开大会时问“谁叫蕉萍?”在场的姚筱舟都没敢吱声。后来还是矿党委派人来把他找去,书记当面询问时,姚筱舟才心惊肉跳地点了点头。
之后,这首歌在《歌曲》在杂志上正式发表时,就用了诗的第一句正式题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为“蕉萍”,又过了好些年以后,才改署为作者的本名姚筱舟。
但是,雷锋在这首歌的问世和流传上面功不可没。没有他把诗歌摘抄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没有朱践耳的发现;没有误以为是英雄雷锋的作品,这首歌也不会流传得如此深远。在以后几十年的传唱中,不管对以上的故事知道与否,只要一唱起它,人们心里仍然会想起雷锋,仍然会认为这是英雄雷锋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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