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年的盛夏大忙季节,所在的大队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担任大队支书的农民师父潘五九,中午即将收工前,把我从田畈里叫了上来。告诉我:下午省中医院有一批同志来我们大队,让我在大礼堂门口的黑板报出一期欢迎专刊。因当年伟大导师已发出过,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的最高指示,我便以为他们是下乡来送医送药的。而潘师父却告诉我:这次省中医院的同志是来帮助我们夏收夏种的,带队的还是一位老红军。由于时间紧迫,具体情况又不明,出黑板报肯定来不及,我当即让大队会计老金裁切了一些对开的彩色纸,写了几张欢迎标语,抓紧贴在大队礼堂,与他们临时住宿的村小学四周,以营造一些简单的欢迎气氛。贴完标语,我便去队里参加农忙了。
事后听大队干部讲起:这天下午,省中医院的10余名同志,戴着草帽,背着草蓆、蚊帐、脸盆、水壶等生活用品,从104国道下车,经村北岸过桥,来到位于南岸的大队间,大队干部将他们带到了村小学,因正值暑期,小学的几间教室,便成了他们落脚的临时住所,而併起来的课桌,则成了他们的床铺。大队另外安排了一名妇女为,他们烧水做饭,饭菜费用由他们自掏腰包(这也是当年各级干部下乡和学生助农劳动的通行做法)。......
要出一期黑板报,不能搞“无米之炊”,总得有些素材。为此,这天晚饭后,我洗净身上泥巴,穿上一件干净的汗衫,硬着头皮,走进了村小学教室,梁上吊着一些圆顶的蚊帐,室内迥荡着浓重的蚊香气味。找到一名看上去有点领导模样的同志,说明自己的来意。对方倒也爽快,没有多问,便简要向我介绍了情况:此次下来,是按照省委省革委会要求,支援农村夏收夏种的,并非下乡巡迴医疗。来人中虽有学医的,但大多是医院行政业务人员。带队的,则是他们省中医院院长、老红军谭玉福。...... 也许他看我不太土气,误以为我是年青的大队干部,又将我介绍给了他们(就在同一教室休息)的谭院长 。
打量眼前这位老红军,大约50多岁,身材不高,但人长得很精神。上穿着一件圆领的短袖汗衫,脚上着一双海绵拖鞋,手摇纸扇,一点也没有大干部的架子。我叫了他一声谭院长后,他就热情与我握了手。我说,大队里条件实在很差,天气炎热,蚊虫又多,沒有风扇与驱蚊设备,也没有收音机,连份象样的报纸、杂志也拿不出,只能请您们多担待了!他操着一口四川腔说:那里的话。现在的条件,可比我们当年过雪山走草地的日子好多了。我参加红军前,也是贫苦农民,南方水田上的农活基本都会。这次带队来这里参加双夏劳动,对我们常住在省城的同志是一次体验与锻炼。可以使大家了解农村与农民,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 说的话,非常朴实、很“接地气”。
因为次早他们要下田劳动,需要早点休息,又有了上面黑板报的基本素材,我便向他告辞。记得临走时,谭院长对我说:有机会到杭州,到省中医院来玩。但我至今无法得知,这位老红军当年是否知悉,我并非大队干部,而只是一名临时负有编写黑板报的插队知青。
次日,我匆匆写好一篇千余字的草稿,用彩色粉笔抄在了约3米长、1.2米宽的水泥黑板,搞了报头,插进了报花。题目好象是《发扬红军精神,誓夺双夏全胜》。具体的文字,早已遗忘。记得这篇黑报报稿子,还送到公社广播站,在田头广播中播出过。于是,此事在全公社都传开了。
在大队挣了半天“快活工分”,我下午便下田去了。因为正值双夏大忙时节,炎夏酷暑下,谭院长一行又在其他生产队帮助割稻打稻等,人很辛劳。而早出晚归,一天汗流夹背的田间劳累下来的我,也再没有去上门打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