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夕照老牛 于 2015-12-7 15:39 编辑
知青生活点滴（五）
知青生活我已经写了四个部分了，有一段生活一直未提起，那就是1970年至1971年9月期间发生的事。这期间，经历了第一次大招工，同时下乡的同学，走了大半，尤其是我们一中毕业的同学剩下不足三分之一。怅惘、傍徨、极大的失落充斥我的心头，我就像站在十字街头不知去向，而且心里刚刚燃起一点希望的火苗，突然又被一桶冷水浇来，有段时间我苦闷极了，实在有点不堪回首。然而，缺了这一段，生活就不够完整，我必须把它如实记录下来。 参加专案组 1970年初，县委派出工作队进驻我们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工作队的彭队长是原农业局的副局长，是学农专业的技术干部，这个时候还未解放，当队长是在考验期间。副队长姓周，原塘田公社的党委书记，是学政法的，不苟言笑满脸严肃，也未解放复职。还有原农业局的刘局长，他爱人是我妈单位的政治部主任，我早就认识。他们两口子都是韶山人，和毛主席照过相，他也未解放，是技术干部，工作队的普通队员，我一直很崇敬他。其他十多个人有公社干部，有其他单位抽调过来的干部，但多数是农业技术干部。一天，我从家里回到生产队，周队长就来找我谈话，告诉我工作队和大队革委会决定，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说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要我愉快的接受任务。我情绪不高的告诉他，我父亲已经关进“学习班”了，我从“红五类子女”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希望领导认真考虑。周队长听了后，笑了笑说“你爸爸不会有什么问题，相信组织更要相信自己的父亲，不要背包袱，明天就到大队部来，安心工作。”我见周队长说得这么肯定，心里燃起了希望。好在我的性格素来就是“三分钟忧愁”的乐天派，第二天我满怀信心的去大队部报道。 我们大队跟其他大队的运动有所不同。我们县公安局1967年4月破获一起反革命组织“中国人民五一军”的案件，除首领不是这里的以外，几乎所有成员和骨干分子都是这个大队的，且分布各个生产队。当时，文革已经发展到砸烂“公检法”的混乱地步，公安局只是逮捕了三个主要首领，其余的就来不及处理了，因而这个任务就成为此次运动的重点。专案组共七个人，除我和另一个女知青珍秀外，其余五人都是县委工作队干部，周队长在会上分了工，两个人一组，珍秀负责材料保管，小组与小组之间不得私自互通情况，必要时由周队长召集专案组有关人员交换情况，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事，觉得既神秘又紧张，牢牢记住了周队长交代的工作纪律。我和周队长分在一个小组，我的工作是他在讯问时做笔录。周队长教我笔录的格式、速记方法，还有“讯问”与“询问”的区别，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白天外出调查，晚上找人问话，十分紧张。终于把这个组织的所有情况查了个清楚。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逮捕了两个骨干分子。这个案子我还未下乡之前就听说过，但那时我受到“怀疑一切”的影响，认为这是公安局镇压群众组织，此次参加专案组工作后，才搞清楚这的确是个以推翻人民政权为主要目的，秘密串联发动，先夺公安局与武装部的枪，再抢银行上山打游击的武装暴动组织。说来也好笑，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竟是那本民间流传的《五公经》，这本小册子我随意翻看过，语言晦涩难懂很多话像是难猜的谜语，那里面有一句“龙蛇走马，遍地开红花”，据他们的解释是预示天下大乱，会改天换地。恰逢66年全国搞“红海洋”，到处的房子墙壁上都是红色的大幅标语和毛主席语录，这年冬，红卫兵打着红旗一队一队的步行串联。他们觉得这些现象都印证了《五公经》里的谒语，从64年冬开始秘密联络到66年冬，两年时间发展的成员有五十多人，决定在67年“五一”劳动节举行暴动，所以取名“五一军”。我不理解的是，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贫雇农出身的青年，有的还是生产队干部、团支部书记，只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子弟。我问周队长这是为什么？周队长告诉我，绝大数成员是被骗的，他们都是在“文革”中突击发展的，加上那时群众组织风起云涌，这些人又都是贫下中农子弟，蒙蔽性很大，至于他们不问问，为什么不公开旗号，不像其他群众组织那样戴红袖章，这就是文化层次低和愚昧的原因了，你看那个地主分子一直没去参加组织，只是在幕后与首领联系，主要骨干会议都是在他家秘密召开，而且他老是在开会时坐在门外。啊！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这段时间，我抽空读完了前苏联编的《犯罪心理学》和《犯罪对策学》、《刑事痕迹和笔迹鉴定》、《刑侦学》等书籍，虽说生吞活剥，倒也受益不少。特别让我终身受益不浅的是，周队长处理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记得，有一天，我在大队部办公室整理材料时，一个当地女青年叫杏花的走了进来，交给我一份揭发一个大队干部攻击毛主席的检举材料，我不敢懈怠，马上交给周队长。他看过以后把我和专案组的另一位知青找来，让我们负责去调查，我们两人觉得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决心圆满完成任务。我和珍秀一连查了四天，找了材料上提到的六个人分别谈话，其中有一个“五一军”成员老是低头沉默不语，我有点火了，学着《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里的捷尔任斯基的腔调，十分威严地大声嚷：“看着我的眼睛！”我以为这样可以吓得他屁滚尿流，也不知我的眼睛不怎么的，还是他顽固不化，他抬头瞟了我一眼，继续低头沉默，没有任何奇迹发生。我，没辙了。调查来的材料都异口同声的指控，但不是原话不对，就是地点不对，或者是时间不对，怎么办呢？正在我和珍秀一筹莫展的时候，周队长过问情况了，我们如实汇报，周队长认真听完汇报后说：“检举材料不是说，他们在焦坑垄叶家犁田、作田塍时发生的事吗？你们去了叶家吗？听听老叶怎么说。”一句话提醒了我俩，赶忙去叶家。叶家老爹说：“那天我也在一起劳动，我怎么不知道？杏花不是男劳力，她能犁田作田塍吗？”啊，难道是陷害？赶忙回来找杏花谈话，杏花一会说是别人告诉她的，一会说是自己听见的，我们问她，你不会犁田又不会作田塍，怎么参加了那次劳动。这时她才吞吞吐吐地回答是别人要她这样干的。这姑娘外表那么漂亮，心怎么这么坏！把我们累得不亦乐乎。珍秀气得站了起来，恨不得扑上去要在她那秀气的脸上甩两个耳光，我抑制住内心的忿怒，拖了珍秀一把，说“别动手，遵守纪律”。这件事，我不知道周队长是怎么想的，是有意锻炼我们，还是考察我们？是他对结果早有预料，还是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反正我们全部汇报完以后，他只是非常平静的微笑着。 四个月以后，清查工作告一段落，紧接着就是对所有清查人员作定性结论。这是关系被清查人员命运的大事，定性结论由周队长口授，我记录，珍秀负责滕正缮写整理归档，绝大多数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有两个重要成员报捕。周队长口授做的结论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我记得，有一个姓吴的，大革命时，是当时县农民纠察队的副队长，负责警卫县农民协会的工作，在和土豪劣绅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亲戚的担保下向县保安团头子下跪自首。因为此人为人凶暴，当地群众纷纷要求逮捕法办这个叛徒。周队长在口授定性结论时，我现在还记得是这么说的：“吴某，男，48岁，大革命时期……。鉴于吴某自首后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并在以后未参与任何活动，属一般自首变节行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记录完毕，不解的问“此人民愤很大，这样处理，群众通得过吗？”周队长说“他又不是党员，一个普通农民在党组织被破坏，周围一片“白色恐怖”下，他要保命不自首行吗？只要他没有出卖同志就不能把他当敌人，不能以民愤来做定性依据。”这段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后来在工作中，凡是遇到涉及到人的处理，涉及到干部的政治前途问题，我都会特别慎重，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轻易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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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7 15: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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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4 08: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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