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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红苕（即红薯、白薯、山芋等等名称多样）可是精贵，成为精英层次人物的高档保健品。前几年前查抄京城某大员以“培训中心”之名为自己和港妇相会修建的山水别墅，查出的日常生活账单，基本顿顿有“烤白薯”即红苕。看来大员们对身体健康还是很在意的。如今市场上的红苕价格比白面大米都要高，因为档次高了嘛！ 好了，不说人家既得利益们先富起来的幸福生活，咱这贫民窟的人永远也比不了。就说说我的往年陈事。 那还是我的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的我沾了父母的光有幸生活在天府之国。在党的共同致富政策领导下，包括我在内的人民群众生活都不错。由于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水稻种植成为当地粮食主打，稻谷脱壳后就是大米。所以四川人吃大米饭如同草原牧民吃牛羊肉一样，是必须的。当然大米饭就成了当地群众的基本主食。久而久之“吃大米饭”就成为天府之国群众的代表语了。连当年张国焘分裂红军执意带红四方面军南下，为了鼓惑以四川人为主的指战员们，喊出的口号都是“打回四川去，吃大米干饭”。外人調侃也说四川人“三天不吃大米饭腰杆子疼”。有生活在旱坝的农民，因自然条件需种一茬麦子但收获后除交公购粮外，就肩挑萝筐担进城里，找北方人以一斤半麦换一斤大米而归。自己吃亏就吃亏但就是要“吃大米饭”。 可万事不能都如意了否则按二分法有福就有祸。大米饭绝对好吃但当年也不能顿顿吃，因为还要支持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都能吃上大米饭。因此每年七、八、九三个月，居民就要按照规定从每月的粮食定量减少5斤，然后按每1斤粮折合红薯3斤给居民供应。这样那三个月每个人每月要吃15斤红苕。这15斤红苕也不是小数且得吃一段时间而且那个时候大概是不会享福怎么也觉得红苕没有大米饭好吃。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红苕不扛时候，别看滿满地填一肚子，没有一会就饿了。 尽管这样，说来也怪，虽然那个年代硬性扣下居民们非常紧要的大米定量5斤折合成红苕供应，却鲜有如今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领导的情形，的确很少有群众骂街。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无论是官是民，都无一例外的“享受”这般待遇。我父亲身为主管粮食部门的官员，但我们家每个人每年那三个月的红苕一斤不少的都买了回来享用。还有，购买时也没有任何特殊。一段时间我们家就住在粮食局大院，那卖粮的人我们也很熟悉。但我们到粮站去买红苕时，除了出于礼貌见了他们叫声“某孃孃”、“某叔叔”人家也随口答应一声外，绝对没有给你免了呀少买点呀等等的照顾，我们仍然同大家一样在红苕堆边排队按照顺序挨着把红苕装入袋子去过秤。且没有挑挑捡捡之说，遇到小的就是小的，遇到细的就是细的。 | 
发表于 2016-6-7 21: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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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6-6-12 09: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