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开放的时代，在科举制度上也表现得极为典型。为了避免一试定终身的不良后果，避免因为考试环节中的各种偶然因素而遗漏贤能，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允许有超出考试之外的行卷与公荐。
行卷，通俗地讲，就是应试举子将自己创作的诗文，选出自己认为最优秀的篇章，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投呈给当时的名公世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其目的是求得人家的赏识，以便在同僚间制造声誉，或者向主考官推荐；公荐，也是唐代科举中比较盛行的做法。也就是一些名公世卿及文坛名宿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主考官推荐那些他们认为有很高文化水平和和社会名望的人。鲁迅先生对此有过评述。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有怎样的区别》中说：“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须预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作行卷。”
行卷，一开始，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是否行卷完全取决于举子自己。可是到了天宝元年（742）以后，政府明文规定，应试考生要将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呈交主考官，以供评阅试卷时作为能否中第的依据之一。这样在客观上也就认可了这种行为。也有了考生为了使所投呈之人有较深的印象，三番五次地进行投献，这种情况称之为“温卷”。应该说，行卷是应举之人在考试前的一项极重要的活动，同样参加考试，有没有行卷，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天壤之别。
《唐摭言》卷八载：牛锡庶、谢登两个人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中第。后来又一次进京参加考试，偶然遇到了礼部尚书萧昕“因各以常行一轴面贽，大蒙称赏”。而且在一起开怀畅谈，彼此聊得非常尽兴。于是在当天的考试中。因为萧昕为主考，两个人都得到了好处，双双高第。萧昕的许诺得以兑现。很明显，牛锡庶和谢登就是因为和萧昕巧遇，通过行卷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以进士科为例，作为唐代政府骨干官员的选拔科目，影响录取名额的主要因素是官员的供求关系。进士科出身多官至尊贵，供求关系的矛盾相当突出。因此当官员缺额少，安排困难时，政府就常以保证质量的名义控制录取名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应试者求功名心切，就想方设法地宣传自己，而行卷恰恰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在当时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卷入这一潮流之中。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四中有一篇《与陈给事书》，他在文中说：“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因为他心里有这个底数，所以才敢拿出自己的文章来行卷。《幽闲鼓吹》一书中曾生动地描绘了他行卷的过程：“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作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孰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后来由于顾况的推荐，白居易名声大振。他对些深有感触，在一首诗中感叹道：
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由于行卷的盛行，确实使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以崭露头角，为登进士第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这种做法到了唐代中后期，其弊端显现得越来越突出。好多出身寒门的读书人，由于靠不上所谓的名公世卿及文坛上有声望地位的人，虽然有自己认为比较优秀的诗作却行卷无门，好多真正有才华的人却得不到别人的延誉。如晚唐诗人杜荀鹤虽有诗名却找不到行卷之人，以至于一次又一次地投考，一次又一次地落第。无奈中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的慨叹。
至于说“公荐”，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从《唐摭言》卷六《公荐》的第一篇故事中就可以看到，在正式考试之前，只有判卷之后才能确定的名次，事实上早在判卷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杜枚的《阿房宫赋》写得虽然非常好，但因为在太学博士吴武陵之前更有他人请托，他只能屈居第五名。尽管那人的操行很差，可是主考官崔郾毕竟答应了自己的同僚，录取自然成了不容更改的铁定事实。可见唐代科举考试的录取在很大成分上取决于考场之外，而不是考场之内。
当然了，如果冷静客观地分析行卷与公荐的做法，也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有行卷和温卷这个程序，在试卷之外多了一重考量的要素；有公荐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避免在“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情况下由于判卷有误而遗漏人才。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弊端大于益处。主要表现在行卷和温卷有可能出自他人之手，公荐有可能假公之名而行徇私之实，到了北宋时期，逐渐出台了类似糊名、誊录、别试等措施，从而杜绝了考场之外的因素，保证了科举考试程序上的相对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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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9 09: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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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9 14:3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