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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车 (上)
张文睿
我到乡下插队的第二个月,就赶上了拔麦子。 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 我插队的村庄,离京城二百二十里地。 六月七日从东直门出京时,路边麦子地一片金黄,该动镰刀了。 一路奔北,麦子逐渐变青。 数日后,一打听,我们村那儿,与城区差半个多月的节气。 拔麦子可是个让人犯憷的活儿。 不光是我们知青犯憷,村里的壮劳力们也犯憷。当然,他们是地道的庄稼把式,不允许把憷字,写在脸上。 啥叫壮劳力?就是那一天挣十工分的男人们。早工一分,白天九分。 村里人说,有四大累活:打墙、脱坯、拔麦子,还一个啥,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有点儿张为开嘴,就那啥吧。 犯憷归犯憷,在村里人眼里,拔麦子的第一天,可算一个喜庆的日子。 这一天,生产队要给每一个下麦田的壮劳力五个馒头。 大姑娘小媳妇儿,只要干的活儿,与拔麦子沾边儿,馒头五个! 头两三天,队里的头头就领着七八位妇女,磨麦子、发面,还在饲养室旁边的场院,垒一个灶,大铁锅,蒸! 馒头直接送到麦子地。男人们大多只吃两三个,用一个旧包袱皮儿,把剩下的馒头卷好,拴在腰上。女人们也就吃半个或多半个,其余的装进小花布包,回家分给孩子们吃。 我的一位同学,问一个正在小心翼翼收馒头的壮汉:“您要是放开了肚子,能吃几个馒头? 壮汉笑了:“就是吧,比如,我刚吃完饭,吃的是小米水饭,腌芥菜缨子,吃饱了。这时候,馒头来了,我还能吃五个!” 知青们都笑了。 一年后,我们每一位男知青都是如此啦。可能也包括那些瘦瘦的女生。 饿,是一方面,更难对付的是:馋! 我始终就没闹明白,村里种了几百亩麦子,每亩地能收三百八九十斤毛粮,老老少少总共才八百口人,可一年到头,吃白面的日子,不超过五回。 正月十五、八月十五,腊月三十,还有当地种麦子的吉日。再有嘛,就开镰当天。 我插队那地界儿,属丘陵地带,算是半山区,是山区里的小盆地。农田大多是东一条、西一块儿的,成片的良田格外珍贵,主要农作物是玉米、高粱、谷子、白薯、花生之类的。 麦子种的不多,也不算少,每年打麦场上的活儿利落了,成车成车地往公社粮库拉麦子。交公粮! 社员嘴里的,不多也! 无论是正月十五,还是八月十五、腊月三十,钟声一响,全村人,到生产队库房领麦子,不管是壮劳力,还是老人与孩子,每人一斤。 有人讲了个笑话,新结婚的小两口,各抱各的盆儿,各和各的面,各烙各的饼,都怕少吃了一口。 一斤麦子能出多少白面?京城里的百姓们吃的是八五粉,也叫标准粉,就是一斤麦子出八两五白面,剩下的是麸子,也就是糠。当时城里粮店标准粉的价位是:一毛八分五,一斤。 过春节时,有城里户口的人家,还供应几斤富强粉,可能是八零粉或者七五粉,我没弄清楚。价位我还记得:两毛一分三,一斤。 多扯唠两句,城里人也不是全吃细粮,大概是标准面粉占半数,大米以一斤一毛四分七的糙米为主,约占四分之一,过春节每家每户五斤精米,剩下的吃一斤一毛一分二的玉米面。 精米是啥?好米的一个别称,当初,一斤两毛零五厘。 我们生产队在村北,清水河南岸的滩上,种了五亩水稻,一亩能收不足二百斤。米的品质当属精米范畴。一年到头,乡邻们人均能吃上精米一斤。 乡邻们吃不吃富强粉?舍不得! 能吃上标准粉,就了不得啦!多数人家都吃九十粉。有点儿黑、有点儿黏。 有没有全麦粉?当然有啦! 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兴吃全麦面包,说那是健康食品,还能降血脂。 说句戏言,直接吃麸子,也就是直接吃糠,血脂降得特别快! 扯远了,打住! 我在北京第六十三中学,念了三年书,年年都要到京城南郊大兴县,拔两个礼拜麦子。美其名曰:三夏劳动。 说是拔麦子,拣麦穗居多。在一眼望不到头儿的麦子地里,一蹲就是一天。巨烦无比。打小儿就天天唱“太阳当头照”,拣麦穗时,才体会了“当头照”啥滋味。 麦子我也拔过几天,站在无边的麦田里,绝望之感,悄然而生。 我知道,除了低着头、哈着腰、咬着牙,一把一把地往前拔,没有其它选择! 拔麦子与割麦子有啥区别? 一个村庄,愣头愣脑的来了几百个十几岁的城里孩子,都是啥也干不了,饭量都不小的主儿。 上哪儿弄那么多镰刀呀,拔吧! 一把攥多了,拔不动,攥少了,不出活儿。 每一把麦子都带出一堆土,得亮出左脚鞋底,呈金鸡独立状,将麦子磕打三两下,方才攥住下一把。 鞋里灌的都是土。 早晨起来空气湿润,麦子不扎手,到了下午,太阳乃烈日也,麦杆儿都支棱着,拔不了几垄,满手血泡…… 我插队的村庄,叫芦庄子。一位姓陈的大队长,看了看我们新买的、连刃儿都没开过的镰刀,笑着说:“你们身子骨还软,先干点儿杂活吧。” 我想起来了,大队长叫陈永增。 村里分东西两个小队,各有两辆马车。一匹马配上两头驴的那种。 我在西队。我和一位姓谢的同学,被派去跟车,往村里拉麦子。一人给了一把二齿钢叉,柳木杆儿,三尺长。 插句闲话,四十年后,谢同学在离我们村十几里的一个地方,买了一个农家院,在那儿踏踏实实安度晚年啦。 老谢比我大一岁,十七,我十六。 拔麦子,对庄稼人,是天大的事! 生产队的大小头头们,眼珠子都要努出来了。 怕变天儿! 老天爷要是不痛快,又是雨又是风的,外带冰雹,麦子呀,瞎了。 雨,还是来了。 还好,是在第三天的夜里。 麦子总共拔了四五天。头几天,云游一丝,天蓝得让人心情大爽。 大阳一露头儿,我和老谢跟着各自的马车,已然在麦田与村庄之间,往返一趟了。 麦子堆在大田中央,一堆十七八捆,一捆十五六斤。 我手持钢叉,依次将整捆的麦子挑上车。 兴许是从小喜欢体育的缘由,我的腰、腿、臂,都能使上劲儿。 赶车的把式姓金,排行老五,我们知青都管他叫五叔。 当年,五叔四十来岁,精瘦,眼珠子贼亮,鼻子上像套上了一个红辣椒。 他负责在车上一层一层码麦子。 装车也是个学问。 马车的车帮,卸下去了,只剩一个平板儿,离地一米左右。麦子码放时,前后左右各探出六七寸。 码时需不停的调整麦捆方向。前边沉了,牲口受不了,后面沉了,容易翻车。 码至一米半高,我就一捆一捆往上甩。咧着嘴,略显吃力。 码至二米多高,五叔跳下车,用两条大绳将麦垛勒紧。 五叔笑着说:“你,还行。” 我,还凑合吧。 老谢比我行!这是我心里话。 老谢上小学时,练过武术、也练过摔跤,身板儿结实。 每天出工前,老谢帮着车把式套好车;收了工,帮着车把式把马、驴,拉至牲口棚饮水,活儿干得麻利。 老谢他们车把式姓李,一张扁脸上,基本没表情。话也不多,偶尔说出一句,有噎人之嫌。 李把式三十多岁,我们管他叫李叔,李把式他爹五十岁出头,我们管他叫李大爷。这一下,别扭啦。最初没闹清楚他们是一家子,爷儿俩改哥儿俩啦。等到需要改口了,不 想管李把式他爹叫爷爷,也不能把李叔改为李哥吧? 这那么着吧! 老谢隔一天与我换一回车。 老谢与五叔,有缘、聊得来。 老谢总是拽着我,一起提前到牲口棚,在五叔身边东问西问。(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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