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7）

卜桂仁

张湾子纪事

队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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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湾子时任老队长姓程，是村里程姓的辈分最高的长辈之一。老程队长不识字，但是他能通篇背下来毛主席的语录，连页码都不会记错，真不知道他是怎样修炼的。每当队里开会，他都会半眯着眼睛，一口气背下五六段领袖的相关语录，使我们这些号称“大学生”的人，都不得不佩服。

    卫新调皮，花花肠子也多，当他知道老程队长辈分最尊，马上就要和老程队长攀个兄弟。老程队长是“义”字辈，名讳“义蓝”，卫新宣布自己将改名“义红”，在村里一些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社员那里，差不多就是个“爷”字辈，气的小青年们直朝他翻白眼，当然老程队长并没有认同。

    当时农村确实很穷，社员们的生活艰难，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有些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年终结算，除去口粮，还欠下生产队的债务。有的家境不好的社员一辈子都讨不到媳妇，当地称之谓“挂粉店”，不知典出何故。

    农村的医疗资源匮乏，虽然大队设置有合作医疗站，并有两三个赤脚医生，但是他们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疾病，稍微严重些，就要到公社卫生院就诊，而公社卫生院的条件也是十分简陋的。

    在农村生产力没有得到发展的地方，我想当时多数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是过着这样生活。这是农耕时代的历史局限，并不能归咎于集体经济带来的弊端。

    有一件事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也增加了我对老程队长的敬意，那就是夜救五保户的事情。我们落户不久的一天夜里，风雨交加，一道道闪电从山坳里发出耀眼的光亮，射向天穹，雷声仿佛就在头顶炸裂。住在学习室对面的五保老人程齁子突发急病，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有人怀疑他得了“绞肠痧”，如果不赶快送医院，就会有生命危险。

邻近社员去敲了老程队长家的窗户，老队长得到消息后，马上起床，披着蓑衣，手提马灯，冒雨来到病人身边。他没有犹豫，当即召集几个队委商量，临时找了八个身强力壮的男社员，用树枝捆绑了一副简易担架，连夜抬他去县城医院。

    县城离我们生产队有九十里路，有一段还是难走的山路。八个壮汉，拎着马灯，打着雨伞，病人身上盖着防水的“油布”，轮流抬担架，终于在天亮前把他送到了县医院急诊。

    五保老人得救了，如果不是集体关爱，不是有制度保障，即便放到经济开放搞活，个人利益被充分放大的今天，只顾自己的眼前得失的人们，谁还可能为无依无靠无钱无势的老人做出这样不计回报的付出。这就体现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人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在无私、关爱和奉献之上的真正和谐。

    一天，老程队长在学习室给我们讲形势，讲的是战备。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边界上发生冲突，所以领袖的教导“要准备打仗”就是最好的动员令。老程队长豪迈地对我们说，中苏要打仗了，要准备大打、早打，把敌人放进来打。主席说了，让出一块地方，把他们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让什么地方呢？老程队长说，就在信阳地区，信阳山多，便于开展游击战。信阳肯定把重点放在我们南五县，特别是固始县。固始的重点就在我们南山五社，一席话说得苏联人马上就要出现到家门口了。

    老程队长没出过远门，不懂军事，也不知地理，并不了解外边的天地有多大，说话有点信口开河。我们听了心里暗自发笑，岂不想如果我们这里成了前线，敌人已深入到中南腹地，大半个中国都将没有了，他倒是真敢讲啊！

    老程队长的娘子，看上去像是大户人家出身，她从来不下地，也很少和社员们交往。我们见到队长娘子时约有四十岁年纪，个子比老程队长还要高，皮肤白皙，乌黑浓密的头发盘在头上，看上去油光发亮，身上的衣服光鲜平展，和年过半百的的老程队长怎么看都有点不那么般配。

    老两口没有子女，收养了一个干儿子，学的是理发。小伙子留着小偏分头，平日不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每日价穿戴“罗乎”，（方言：讲究），提个小篮子走村串队，给社员剃头为生。

    老程队长年纪比较大，在村里辈分又尊，所以他很少参加大田的劳作。老程队长平时话语不多，再调皮的社员也没有人敢和他开玩笑。在生产队里负实际生产责任的，是副队长陶玉厚。

    副队长是个残疾人，个头不高，腿还有点跛。小时可能得过天花，除了脸上麻子，五官也不是那么协调。他的右臂残疾，抽烟的时候，手臂罗圈，形成明显的特征。尽管这样，陶队长在农活上绝对是队里的“大锹把”，（把式）不管是育秧播种，犁地耙田，从来不落人后，作为大田农活的“掌线人”，生产队里无人不服。多年后想起来，我觉得他真是很难得的。

    那时候信奉的是政治挂帅，张湾子生产队也一样，开展政治宣传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而识文断字能写会画在当地是很稀缺的人才，特别在农村这种环境里。

    老程队长过来找我们商量，要我们在队里房屋墙壁空白处写一些标语、画一些宣传画，以突出政治气氛。老程队长特别安排人，用当地的白泥巴，把一些墙头抹了一遍，以增强写画的效果。

    经过文革的锻炼，培养了我能写会画的特长，而且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特别是大批判内容的漫画，在当时不需要有特别的规范，可以说信手拈来。于是别人上工的时间，我就给队里画漫画。先画了我们住的屋子前后墙壁，又画了村子里屋山头空白的地方，反正队长说画到哪，我就在哪画。我不敢说自己画的很好，但是比起其他地方社员们自己的乱画，自是不可同日语。大队干部下来检查工作，发现了我的画，马上向老程队长提出，叫我去给大队部院子里画一些。

    到了大队，因为墙壁平整，幅面大，我画了两幅版画形式的宣传画，都是紧跟形势的，效果更是不同一般，令众人称赞不已。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邻近的几个生产队长看了，提出邀请我去他们队里作画，陆陆续续搞了一个多月。

    通过下队画画，我深刻地体会到，农村需要文化，农民渴望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传播文化，普及教育，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讲一个笑话，大队开生产队长会（包括会计、贫下中农代表等人）的时候，最后一天照例会餐。那天我在大队部画画，大队支书叫我留下参加会餐。

    会餐主菜是红烧猪肉，八个人围成一圈，每摊一盆子红烧肉。当地习惯，摊中有一个人喊口令，说声“斗”，每个人夹一块肉，再喊口令再夹，当然是为了体现绝对的公平。我遵守众人的规矩，只是默默地记下口令的次数，事后我依稀记得，大小总共动了三十六次筷子，后来想想，自己都佩服当时的好胃口。

    我给大队和别的生产队画画，大队要给我转基建工分。老程队长找到我，反复交代说，他们给你开条子的时候，你要按十分报。我故意说，我们不是只有八分吗？老程队长狡黠地眨着眼睛，和善地说：十分，从今天开始，你们都改成十分。我虽然干农活不如人，但是有这一手，能给队里挣基建工分，也被高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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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程队长虽然看起来貌不惊人，在当地还是很有人脉，早就听说他和公社路建民书记关系不错。我们下乡的第二个年头，公社抽调他去社办林场当场长，他就不在我们生产队了，队委会改选了原来的贫下中农代表刘文斌担任新队长。

    老刘队长的儿子中学毕业以后回乡务农，接替了老会计程长庚做了生产队的会计。在农村，会计掌握着生产队的收入和支出，是实际上的第二把手。老刘队长接任生产队长后，为了避嫌，大队就把他的儿子调到学校做了民办教师。

    老刘队长家住在村子东边的堰头，那里聚住着两三户刘姓人家。他家是我们队里唯一的烈属，据说他的父辈当过红军团长，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老刘队长长得身材高大，肤色虽白，但无病态。已经五十多岁，还能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走十几里山路。他是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之一，是队里贫下中农代表。

    当地还有些旧的社会意识残余，父以子贵，儿子当主任，父亲就会被人尊称为老主任。有一段时间，老刘队长的儿子在队里当会计，（那时他还没有当队长）下田的时候，我们“呵诮”（玩笑）地称他老会计，老会计笑得脸上像一朵花。

    老刘队长家的院墙外有几棵桃树，每年初夏，树上都挂满沉甸甸的果实。看着白里透红的鲜桃，实在令人垂涎。为了避免这瓜田李下的诱惑，我们自觉不从那桃树下经过。有一天，我们一个调皮知青经过树下，情不自禁地摘了两个桃子，被老刘队长家的小女儿发现了，当成偷桃子的，撵着骂了很远。

    听说后我们都觉得这事做的很没有面子，当事人是我们一个同学的弟弟，平时有点稀里哈啦，少不更事。我们心里犹豫，老刘队长平时对我们非常好，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要不要去给他道个歉，解释几句呢？

    晚上，老刘队长提着一大篮子精心选摘的桃子，满面笑容地来到我们住地。我们有些扭捏，不好意思直接收下。老刘队长亲切地把桃子塞到我们每个人手里，再三要求我们不要责怪摘桃的队友。老刘队长和善地对我们说，树上结桃，就是给人吃的，过路摘个尝尝，算什么呢？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桃子熟了，我早就打算给你们送些过来。

    老刘队长和老程队长不一样，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肚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用当地人话说叫做“红脸汉子”，脾气上来了，对谁都不留情面，所以有时候不免会得罪一些人，特别是原来老程队长家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