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字 春节临近,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亲人、朋友们欢聚一堂共度良宵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已故去多年的父母亲,他们由于疾病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我作为被他们曾经那么疼爱的儿子,却没有在他们的晚年让他们享受一下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是我永生的遗憾。 我手里保存着一个草黄色的小布包,确切的说是一个大小约六、七公分的近似长方形的小布片片,它是四十多年前母亲用一小块旧布片缝制的。1969年4月25日清晨,天津火车站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一片嘈杂。当时我们作为知识青年正准备登上时代的列车,远赴内蒙草原去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牧)的再教育。临别时刻,母亲轻轻地告诉我,她将一个小布包放在了我随身的背包里,里面放了几块钱和几斤粮票,她让我收好,已备需用。母亲之所以在临别时刻告诉我这件事,主要是怕我不要这点钱粮,因为当时家境困难,而我又是一个很顾家的人。 这个小布包上面有母亲用钢笔写的两行歪歪扭扭的字:“禹辰,内有十五斤全国粮票五块钱,这是妈妈亲笔写的。”记不清当年自己捧着这个小布包、看着母亲的字和那五块钱、十几斤全国粮票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怎样的一种状态了。只不过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看似十分简陋的布包包却一直留在我身边,如此便成了母亲留给我的一个永久的纪念。 现在想起来,上山下乡年代,的确给人留下了太多的难以磨灭的印记。特别是那种离家后,父母对子女的牵挂和思念以及那种相思之苦,只有身处其境的人才能体会。曾记否?40年前的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知青不也正挤在人满为患列车上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踏上返乡之路,为的是回家过年与父母亲人团聚吗?只不过那时的知青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而现在的农民工则是从中心城市流向四面八方的农村和边远地区。他们流动的方向不同,但是回家的目的却是何等的相似。现在叫春运,其实这春运早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上山下乡留给我的印记很多,但感触颇深之一,便是两地生活带来的思乡之苦。那时我们还很年轻,满怀着豪情壮志离开家乡,以为这一走便是永别。虽然身在边疆草原,环境艰苦,生活寂寞的时候也很想家、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人,甚至从报纸上看到天津两个字的时候都会很亲切很激动。但那时的我们满脑子充斥的都是很飘渺的那种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特别是在最初阶段,很多人都像张勇那样想着要扎根边疆一辈子、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事业。虽然想家但常短暂,也常会被其他所冲淡。但是作为我们知青的父母,他们对子女的担忧和想念之情之深切却是旁人不能感受的。那时候交通落后,通讯不便,唯一能够和亲人联系、沟通的方式便是书信。我至今仍保留着那些年父母写给我的一些家信,几乎每一封信,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他们对我的挂念和涓涓深情,以致今天重温父母写给我的那些字都会让我心潮澎湃。有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那种父母对子女的真情,只在我们有了孩子、为人母为人父之后才会感悟的。 我这里有一封1970年母亲写给我的信,它是随着父亲的信一同寄给我的,现摘要如下: 禹辰妈妈的好儿子: 你近来身体好吗?我很惦念你呀,自你和你二哥走后,直到现在妈妈没有一时忘下你们,我不敢给你写信,一想给你们写信心里就难过。自从你走后我的脑子坏啦,连你们的面目都想不起来啦,我的眼睛更坏啦,你知我心里是多么难过。自你走后,我心里是短了多少东西,连你爸爸也是这样,和傻子一样,遇到问题不会分析,所以我和你父亲很是想你。但是怎样想你也不敢叫你回来,恐怕耽误了你的前途,因此苦在妈妈的心里呀。你二姨的死,使我更难过,好几个儿子没看见就死啦,联想我将来也是如此呀......。 ......妈妈的头发白了,我说不尽的想你,对于你二哥我还不太想,尤其是你我也明白你对妈妈的心,所以我狠心不叫你回来,因为你为了革命为了忠于毛主席。因此妈妈大力支持你的志愿呐。你几时回家我都能等你,你要安下心去工作,不要惦念着我,听见了吗?我就给你写这封信,以后我就不给你写信啦,因为我一给你写信,我的心实在难过,所以写不下去......。 妈妈字 70.4.7 我自小就很懂事,学习也好,也很勤快,常主动帮着母亲做些家务像洗碗扫地收拾房间,七八岁的时候就会点炉子、洗衣服甚至蒸馒头了。所以在我们兄弟中,母亲对我更是关爱有佳。我走后,母亲对我的思念也就更为迫切。 母亲祖籍静海县,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我姥姥家很穷,姥爷死得也很早。“闹日本”的时候,她们一家人逃难到了天津,后来便嫁给了开公交车的父亲。母亲有一点文化,能看书写字,这主要是解放后扫盲、参加识字班学的。母亲很开朗,在解放初期思想也很进步,她还积极参加街道里弄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工作者,那时候叫群众代表,简称代表,只不过都是义务的,不似现在有工资有报酬。她曾带领街坊四邻积极参加当时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受到了当时天津市政府的表彰。我这里保留了一份1951年由天津的第一任市长黄敬签发的奖状,这可是母亲一生所获得的最大荣誉。 所以,母亲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庭妇女,在当时那个社会年代,思想还是很开明很进步的,以至于她对于我们上山下乡、远赴边疆的行动也给予了支持。只不过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让她的两个儿子都远离家门,一个去了有四千五百里之遥的内蒙草原,一个去了同样有数千公里的黑龙江建设兵团(那时候以为这一走便是天各一方,便是永别,她的孩子们再也回不来了。谁曾想到,若干年后会有知青大返城,历经磨难的我们,绝大数人又都回到了家乡)。这突然失去两个儿子,她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种对两个儿子的思念和担心,总是让她食不下,夜不眠以致严重影响了她的健康。 如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也步入了老年,但父母的养育之恩特别是母亲对儿子的一片深情让我永志不忘。我曾经多次与他们相逢于梦中。但一直没有忘记的一个梦,则还是下乡的时候。1969年夏天,当时我们初到草原,十几名知青在新巴尔虎右旗一个叫东庙的地方脱坯盖房建知青点。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村落边缘的一个木结构的俄罗斯风格的小别墅里,有几间居室和地下室。那是队里一个牧主的私人住宅,但是被收归生产队所有,这在草原可是再高级不过的住处了。就是在这所别墅,我做过一个梦——梦见了我母亲,她握着我的手,禹辰、禹辰地呼唤我,我于梦中哭醒,而母亲握着我双手的那种感觉,那种温暖、柔柔的感觉仍存,以致后来回到家中还把这个梦讲给了母亲。而这个梦我至今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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