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顾建文 于 2015-11-24 18:43 编辑
致我们携手一起走过的岁月（一） file:///C:/Users/jk/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 公元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那是无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后一批人员启程的日子。下午一点左右，人民桥（又称西门桥）栏杆上，河两边的驳岸上早已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叫喊着，哭闹着，气氛显得十分地凝重，场面让人感到心酸。五、六只特大的铁驳船早已停靠在河边的码头上，前往苏北农村插队的学生们正拿着自己的行李陆续登上驳船，进入像闷罐车一样船舱，我也是其中一员。和我分在同一组的是谢德荣（2014年4月病故）、肖正明、朱锦生和縢张婉（现改名为滕天远）。 记得那天给我送行的是爸爸、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上船前，我们一家六个人默默地站在码头上，姐姐和妹妹只是一个劲地流着泪，什么话也没有说。最后，还是父亲打破了沉寂，他整了整我的衣襟，关照我到了农村要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困难要及时给家里写信。 我的心里十分清楚眼前父亲的心情，生有六个子女的他，如今两个儿子都离开了自己（大哥在溧阳插队），身边只有四个女儿和一个老母（我奶奶）。可想而知，他的心里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和悲伤啊！我强装着笑脸，故作轻松地安慰了父亲和姐妹几句，就和几位同学一起登上了驳船。站在船头甲板上的我们，望着岸上送行的人群，望着这座即将离开的城市，心情都感到非常地沉重，不过仍然装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互相说笑着。 “呜——”，汽笛一声长鸣，驳船徐徐地离开了码头。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把头转向岸边，张大自己的眼睛，在众多的人群里努力寻找着家人的身影。看见了！我看见了！姐姐妹妹正挥舞着手，大声哭喊着我的名字，可怜的父亲正强忍着悲痛，边往前挤边用手绢擦拭着自己的眼睛。看到这情景，我的心仿佛要碎了，赶紧扭过头去，“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受我的感染，其余几个人把心里逼了很久的悲伤都一起释放了出来，大家抱成一团放声大哭了起来。 船队经过黄婆墩，出了吴桥就慢慢驶入了外运河，径直向苏北方向进发。我站在船头的甲板上，看着沿河两岸的景色，心情似乎比原先轻松了许多。一阵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想到自己即将告别生活了十七年的这座城市，想到离开的那些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去一个完全未知的，陌生的地方，重新开辟自己的生活，心中不免感到有点惆怅，渺茫。今后自己的路怎么走，我的前途又在哪里啊！ 那一年，我才17岁。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四月十八日下午四点光景，我们在船舱里似乎听见了外面传来了密集的锣鼓声和鞭炮声。这时，密封的船舱也打开了，大家纷纷来到甲板上，只见船正行驶在好大好大的一片湖面上。船的正前方矗立着一座很大很大的水闸，有人数了一下，共计三十六孔，闸上白底黑字写着“射阳闸”三个大字。湖的左岸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还不时夹杂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这时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插队的目的地――射阳县海通公社（现已改海通乡）。我和谢德荣、朱锦生、肖正明、腾张碗五人被分配到海通公社建新大队第三生产队落户。 我们跟着前来迎接我们的队干部、社员一起前往生产队。 初来农村的我们，一切都感到那么地新鲜、好奇。那水平如镜的射阳湖、36孔长的射阳闸、高大的防堤波、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滩，是那么地漂亮、壮观，深深地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我们暗自庆幸自己来到了一个富庶的农村，原来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下了。慢慢地我们几个和来接我们的农民都相互熟悉了起来，一边走，一边说笑着。闲谈中，才知道我们所去的地方离这里比较远。土路慢慢地开始难走了，周围的景色也逐渐荒凉起来。只见广袤的田野里，分散座落着一家家农户。家家都是泥土作墙，茅草苫顶的房屋，没有见着一座砖瓦房。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们几个刚放下的心再一次提到了嗓子眼，话也比先前少多了。 傍晚时分，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落户的建新三队。生产队的队场上早就聚满了前来欢迎的社员。接待我们的是生产队的钱队长、刘队副以及陈会计。我们在一张长桌前的长凳上坐下，望着面前的一大片衣着褴褛的社员，心里不免有点好笑。生产队长致完简单的欢迎词后，几个年轻的小姑娘还表演了几个文艺节目。 我们被临时安排在生产队仓库边的一所小屋里住下。房子是砖砌的墙，用茅草苫的顶。屋子并不大，大概是刚刷新整理过，进入屋里面，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石灰味。屋内用芦苇杆编成的篱笆，将屋子分为里外两间。里间准备了五个床铺，很是拥挤。外间是所谓的堂屋，放置了一张四方桌和四条长凳。还有一个农村常见的灶头。在篱笆做的腰墙上还贴着一张簇新的毛主席画像。屋里早已是热气腾腾，两位农村妇女正在为我们忙着晚餐。早已是饥肠辘辘的我们，来不及整理行李，就开始吃晚饭了。晚餐是鸡蛋炒韭菜、红烧肉和青菜汤。尽管晚餐很简单，味道也不怎么样，但对于一天一夜没有好好吃东西的我们，确实感到是一种享受。在和两位“厨师”的闲谈中，我们才知道她们是母女关系，是前任袁队长的妻子和女儿。因为袁队长体弱多病，不能再胜任生产队长的重任，故卸任在家养病。现任队长姓钱，名福先。队副姓刘，名立德，复员军人。生产队的每年的收入并不高，所以，绝大多社员的家里并不富裕，生活也很清苦。 我们五个人本不是学校同一个班级的，所以彼此还不怎么熟悉。送走了两位“厨子”，我们就彼此攀谈了起来。五个人中，谢德荣年纪最大，其次是肖正明、朱锦生、縢张婉，我的年龄最小。谢德荣家住南禅寺附近，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哥哥。他个子不高，脾气温和，显得稳重。肖正明瘦高个，五个人中他个子最高，家住炒米浜，家境并不怎么好。朱锦生胖墩墩的，是五个人中最矮的一个，家就住在铁路边上，父亲是一名铁路扳道工。巧得的是，朱的姐姐也在海通公社射南大队插队落户。滕张婉家住中山路，人尽管很壮实，但长着一副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脸，说起话来，不习惯的人一时半活还不太明白他讲的意思。夜已经深了，或许是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大家都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在屋子的一头突然传出呜咽声，声音越来越大，继而变成了哭声。一看，原来是朱锦生在哭，他想家了。在他的影响下，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很低落，谢德荣也抽泣起来。经过一番折腾，大家的情绪才平静下来，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就这样，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们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始了漫长的农村生活。每天和社员一起面朝黄土背靠天，摸打滚爬，“战天斗地”。在不断的接触、磨合中，我们五个人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彼此关心、彼此帮助。 射阳县是个产棉区，我们来到队里时，适逢棉花播种期（每年的清明以后）第二天，队长早早来到了我们的住地，给我们送来了劳动的工具，并进一步向我们介绍生产队的情况。他告诉了我们，临时决定安排我们在棉花种植实验小组。这个棉花种植实验小组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是生产队里的生产能手，任务是培养稳产、高产的优良棉花品种。生产队一开始把我们安排在这个小组，目的是让我们早一点熟悉棉花的种植技术。这个组的组长叫杨洪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米七左右的个子，穿一身兰色咔叽布的中山装，戴一顶兰色咔叽布的单帽子，帽子的边沿沾满了由于汗水而积满的污垢。脸上长着一对小眼睛，大大嘴巴，红红的鼻子，经常叼着一支香烟。他说话时，只有口中镶的银牙是白的，看了他的样子，总使人觉得不怎么好受。 做工的第一天，在社员的帮助指导下，我们学习给棉苗松土、锄草。我们是初来乍到，所以干活很生疏，草没有给薅(hao)掉，棉苗却给铲掉不少，经常招来“杨组长”的白眼和批评。好在其他的社员待我们很好，热情而有耐心。劳动休息间，组里要进行读报和跳“忠字舞”的活动。我有幸被“杨组长”点了名，要我给大家读报。我的一口比较流利的普通话，也着实让社员们佩服，都夸我文化水平高，有些社员还在下面议论说，“毕竟是城里来的，就是不一样”。不一会儿，一个名叫小鲁的女青年带领大家跳起了“忠字舞”。社员们在田埂边一字排开，边唱边扭了起来。他们跳的“忠字舞”煞是好玩，各种各样的动作都有，特别是那位杨组长动作更是滑稽可笑。只见他歪戴着帽子，嘴上叼着香烟，蜷缩着两只手臂，身子不停地晃动活象一个大猩猩。我们五个坐在田头看着他们的表演，笑得前俯后仰，眼泪都出来了。我们的举止激起了杨组长和那位“鲁小姐”的强烈不满。杨组长狠狠地批了我们一通。那位“鲁小姐”撇着嘴，一赌气也坐到田头不跳了。其他社员也停了下来，看着我们会心地笑了。 体力劳动确实很累人，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自打从娘肚里出来就没有做过如此繁重的活，一天下来，整个人都象散了架似的，腰酸背疼。回到知青宿舍，一头倒在床上就不肯起来，幸亏有两位“厨子”帮忙做饭，否则饭都懒得吃。晚饭后，几个人照例又是一阵天南海北的闲聊。我也拿出我心爱的笛子和口琴吹了那么一阵子，接着便是熄灯睡觉。躺在冰冷的被窝里，望着屋内的一片漆黑，我的心里不免有点伤感。我感到是那么地冷清、那么地孤独无援。我想到了年老矮小的奶奶，似乎看见她正挪动自己的小脚，在忙里忙外地做着家务；我也想到了和蔼可亲的爸爸妈妈，仿佛看见他们正坐在床头，因想念两个在外插队的儿子而流泪；我还想到了和我一起成长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想着想着，我的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夜已经很深了，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风吹打窗户纸发出的“噗噗”声，久久不能入睡。想到自己今后的路，我不免害怕起来。就这样一辈子待在农村做农民？还能回到无锡我那温暖的家吗？我不敢往下想了，……（待续） file:///C:/Users/jk/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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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4 18: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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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5 08:2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