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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造走向改革，从两极冷战到全球化，从人定胜天到科学发展观，从斗争为纲到和谐社会……60年来，中国的道路正在由模糊而清晰。 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中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诞生。从此，激流勇进的改造开始，中国人希望走出旧势力和旧文化的窠臼，描画平等、均富的理想图景；摆脱历史的周期率，真正实现人民做主的社会。群众一次又一次被唤起，掌舵人与追随者，一起在真理与谬误的峰谷间载沉载浮。 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南方都市报将全方位巡视共和国辽阔版图，选取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具有标志性的地域，钩沉档案，叩访证人，纵向还原特定领域60年的政治地理：天安门见证的政治风云，沈阳铁西区的崛起与沉疴，在风沙前失守的民勤和消匿又复兴的福建黄村宗族……它们一同构成可触摸、可感知的共和国史。 透过肤表的体温，把握血流奔涌的脉动。不尚虚浮的热闹，静现真实的历史。60年来家国，南都记录。 “用拿枪的手把起锄头” 在被称为“东方第一场”的黑龙江农垦总局前哨农场场部，记者找到一位“北大荒”的早期垦荒者———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坦克兵伍顺光。 时隔半个世纪，伍顺光还记得自己刚到北大荒的情形。1957年，他转业来到三江平原的八五九农场。北大荒的蛮荒和苦寒，让他震惊。“除了树林子就是草甸子，荒无人烟；住的是‘马架子’。”那是一种半截子在地底下，潮湿阴暗，土墙草顶的简陋房子。周遭的沼泽地被称为“大酱缸”，随时可陷人于绝境；一天到晚“三班倒”的蚊虫如同云雾裹胁。 伍顺光并非第一拨垦荒者。他的前辈是一批被称作“老铁兵”的转业军人。伍顺光来到北大荒的三年前，同样从朝鲜战场归国的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发现，部队驻地附近土质肥沃，“肥得都冒油花了。”一个开发北大荒的宏图在他脑海里萌发了。这位曾经开发过南泥湾的将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开创者，动员铁道兵部分复员转业官兵，“到北大荒，建设机械化农场”。 1955年元旦，第一个以铁道兵番号命名的军垦农场——八五九农场在虎林西岗成立。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一元钱上的女拖拉机手原型梁军，是比“老铁军”还早的拓荒者，早在1948年，18岁的她就开上了拖拉机，这位中国最早的女拖拉机手曾是这个农场的开荒队长。新中国诞生前，中共东北局先后在北大荒建起通北、查哈阳、鹤立等农场，播下农垦的第一颗种子。 八五九农场成立后，铁道兵的复转官兵近两万人来到北大荒，建设了从八五一到八五九等一系列铁字头番号的大型农场。这些农场，多数处于三江平原的沼泽地带。伍顺光来到八五九农场所住的马架子，就是“老铁兵”领着劳改犯人建的。 北大荒更大规模的开发是从伍顺光到来的次年———1958年开始的。 和伍顺光一样，喻敏学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从战场下来后，他被安排到重庆步兵学校学习，再过一年他就毕业，这时学校集体转业，目的地是北大荒的密山，要从头建点垦荒。但到了哈尔滨，才知道密山因为安排不了大批军人而告急，整个步校的人都将去充实已经存在的“解放团”农场———宝泉岭农场。 “我们要去荒原，不是农场！”喻敏学向本报记者表示，当时充满了激情，希望在一片荒地建功立业，所以对安排他们去已经开垦的农场曾提出抗议。不过最后他们接受了现实：“军人，有令就得行。” 他们军校的400多人分别编入预七师农场4个分场。不久，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写信给徐先国，称赞道：“你这首诗是北大荒战士们的声音。”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列列军车从大江南北、南海之滨，向北大荒汇集。事实上，当时交通工具根本不足以运送这支队伍。于是人们响应王震号召，徒步向北大荒进发。无数像徐先国、喻敏学这样年轻的战士来到北大荒。1958年到来的垦荒者，有一个历史赋予他们的专有名词“十万官兵”。 与“十万官兵”几乎同时间来到的，还有另一支无声的队伍———那是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中，从首都各部委被送往北大荒各个劳改农场“监督劳动”的“右派”们。 不过，除了丁玲、戴煌、丁聪等知名文化人曾经留下记录，其他芨芨无名的“右派”事略不得而知。 饥荒，批斗、战争…… 喻敏学和伍顺光他们都是满怀激情而来，然而面对北大荒的残酷现实，激情开始消退。喻敏学和伍顺光都向记者说道，在最初一两年，一些来自南方的战友选择了退场，“回老家当农民也比这儿强。” 1959年春，为了解决官兵的婚恋问题，国家从山东农村动员了约6万之众、女性占多数的“支边青年”。不过那时候，“大跃进”已经开始。“活儿累，还吃不饱。”伍顺光还记得，1960年春节前，八五九农场十几名支边青年逃离农场，却在草甸子里迷了路，全部冻死。 人心不稳，有情绪，解决的方式是“思想运动”：有情绪的反面典型叫“拔白旗”，干得好的叫“插红旗”，严重的就被打成右派了。 伍顺光在1958年跟当地农村的姑娘周凤英结婚了。妻子在“大跃进”中成了青年突击队的妇女主任，他却因为说错两句话，被“拔了白旗”，工资降一级。“思想运动”让人们逐渐接受生活的现实，但由于“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这成果并未转化为生产力。以伍顺光所在的八五九农场为例，自1957年至1963年，建场7年，开荒93万亩，号称百万亩大场，但1963年初统计，全场耕地面积为60.93万亩，年末废耕21.31万亩。 周凤英记得1959年之后，玉米秸子磨成粉，“瓜菜代”、“头疼面”是人们的主要食粮。“头疼面”是小麦受潮生赤霉病后磨的粉，蒸馒头没筋，吃了恶心呕吐，头疼欲裂。她记忆中，生活好转是在1962年；好转的标志是“不吃头疼面了。” 大饥荒之后，国家对北大荒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新成立的东北农垦总局强调垦建结合，建立了一百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1966年粮豆总产14.5亿公斤，盈利1213万元，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建立商品粮基地的要求。1966年2月，周总理对总局局长王正林说：“我们手里有了粮食，社会能安定。” 就在农场经济好转之际，“文革”开始了。1966年，喻敏学所在的宝泉岭农场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人人都得站队。 喻敏学还记得那一年，场部的造反派在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怂恿下，揪斗在农场落户的“大右派”丁玲，她两年前从汤原农场转到宝泉岭农场。在农场的正式史志里，1966-1968年发生的事情常常是语焉不详。 1968年，伍顺光是农场修配厂的修理车间主任，被要求“当官儿的靠边站”，被赶去开推土机修公路，一个月以后再被揪回来，天天写检查。 写检查中断了，因为进入了“防修反修一级备战”。随着苏联不断向中苏边界增兵，中苏边境摩擦日益频繁。 1968年6月1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次年3月2日，珍宝岛战役就在八五九农场东南方向打起来了。已经成为“三师23团”的八五九农场先派出了第一批上前线的人，伍顺光进入了第二批预备队。他还记得，速战速决的战役中，农场牺牲了四个人，包括修配厂的同事彭福旺 “我们也有两只手” 1969年7月，黑龙江鹤岗市18岁的初中毕业生关吉禄，来到黑河的建设兵团一师，和他一起到达的，是1000多名鹤岗知青。和其他同学一样，关的行李中，带着四套四卷本《毛选》。 让关吉禄们来到北大荒的是前一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该文在编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关吉禄背得滚瓜烂熟的“12·11指示”掀起了狂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1700万年轻人的生活轨迹。黑龙江建设兵团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批垦荒者，共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共约45万人，一度达到职工比例的65%. 除了严寒，关吉禄还记得晚上经常在营地附近看得见信号弹升上天空；兵团的6个师通讯地址都如军队一般保密，各以“建”“设”“钢”“铁”“边”“防”中的一个字起头，实行建制信箱号———这给人“戍边”的神圣感。只是晚上十点多经常摸黑“战备集训”，让大伙儿洋相百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1967年就志愿来此下乡的北京知青杲文川，本是为了逃避高知家庭出身带来的政治歧视，但到了北大荒便被编入“牛鬼蛇神班”一年，从事最脏最累的劳作，譬如，把冻成冰柱的粪便敲碎。而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北京知青黄一丁记得，“那是极限状态的单调、匮乏和劳累”：5点下地，在太阳暴晒的气味中干到7点收工，浑身麦芒的不适……他用反映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来比拟自己的兵团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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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1 11: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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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1 18: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