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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中 杜梨
我记得铁准,那是1974年的8月6日,妻子听说城里电影院有戏曲片《杜鹃山》,便吵着要去看电影。那年月,大喇叭里一天到晚唱着革命样板戏,满耳朵不是“提篮小卖拾煤渣”的李玉和就是“泰山顶上一青松”的郭建光,再不就是造反派的聒噪和饲养院里的叫驴大合唱了,除此,农村里再没有任何文化生活。 妻子说,只要是电影,银幕上有人儿有音儿就行,就图个热闹。那天,正好生产队派我往城里一个建筑工地送沙子,我赶着毛驴车,妻子抱着刚满月的儿子高高坐在沙车上。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到处弥漫着秋庄稼的香味儿。路旁蒿草里的蝈蝈很卖力地唱着高声部,一群鸽子在瓦蓝的天上盘旋,刚满月的儿子也伊呀地叫着。 妻是天津下乡知青,千里遥远来到我们邢台,并且毅然下嫁给我这个满头高粱花子的农民,我双手像捧着肥皂泡一样小心呵护着她,生怕有半点闪失。妻子又给我们家顺理成章地生了个又白又俊的儿子,一家人终于可以放心,有了孩子这个挂心钩,她不会像其他那些知青,听说可以回城,便如一群麻雀,嗤愣愣地都飞走了。眼看着80个知青快跑光了,妻子天天唉声叹气,尤其雨天,她便会直勾勾地盯着院子里的漂浮的雨泡,格外思念千里外的爹娘,伤感地无声垂泪。而今有了儿子,她只要怀抱着吃奶的小家伙,眼睛里便会弥漫着无边的爱意,我庆幸,煮熟的鸭子飞不走了。 她们80个天津知青是1968年12月初,顶着满天飞舞的雪粒子来到我们村的,当时锅冷灶凉,从来没有烧过柴灶的还是孩子的他们,呕烟把火,饥一顿饱一顿地对付着,村里的坏干部不断地挤兑他们。也许因为我是个文化人吧,他们中间有几个经常到我家蹭饭。那时的妻子是他们中间最爱读书的一个,低眉顺眼,默不做声地总抱着一本书。我试探地问她看的什么书?她悄悄塞给我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要我给她讲解。我打开书才发现那竟是一本伪装得很好的蘅塘退士编著的《唐诗三百首》,书保存得很仔细。于是,河边柳下,田头地边,我从张九龄的“五言古诗”《感遇》讲起,一直讲到最后一首杜秋娘的“金缕衣”。当我讲到“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时,她已经成为我的老婆了。 我卸完了车,大块的乌云很快把天扯严了,我把毛驴车栓到电影院门口等她们娘俩。这时候,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毛驴被大雨浇得“灰儿、灰儿”嘶鸣,我披着一块塑料布盯着电影院的大门转来转去。大街上的汽车、马车和行人都被风刮没了,护城河里的水漫溢出来,人民剧场门前的积水已有齐腰深。我用被狂风折断的树枝和塑料布在车上搭起一个遮雨棚,妻抱着儿子随着人群从电影院里出来了。她急忙钻进我为他们搭好的遮雨棚,儿子生来第一次看见电闪雷鸣,高兴得哇哇直叫。我赶起毛驴车趟着水往回奔,妻子在车里哼唱起“家住安源萍水头……”,毛驴在水流中挣扎。遮雨棚被狂风刮得风雨飘摇,妻子紧紧把儿子揽在怀里。 我们好不容易快要赶回村的时候,老天爷好像是给我们开了个玩笑,竟然说晴就晴了,玻璃般的天空中印着片片白云,路边的庄稼一碧如洗,水坑里蛙声如鼓,毛驴也高兴地吹起洋号。远处的太行山蜿蜒起伏,桔红色的大太阳只剩下半个脸蛋。“儿子,我们到家了!”妻子用天津话欢快地喊叫,她的衣服也全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我们儿子的小脸蛋红扑扑的,他偎依在母亲怀里睡得正甜呢。 而今,我们都已退休,孩子们早都远走高飞,剩下我们老两口相依为命。妻不愿回津了,尽管天津的儿子有不错的收入和宽大的住房。每当提起那段看电影的往事,妻子还会梦呓般地说:“到底还是年轻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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