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尤玉祥 于 2017-5-15 11:08 编辑
小学旧事杂忆 我读了六年的小学叫文县城关完全小学，那是当时的文县县城 唯一的一所小学。我的小学生活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许多事情已完全模糊，踪影全无了，但有些事情却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却。
考验了三年才戴上红领巾 1956年新学年开学的日子，模模糊糊地记得，父亲硬拖着有点不情愿上学的我拐进了所城一条至今也没有名字的小巷子，在学校前院左手一排低矮的教师宿舍的第一个房间报名。那时要求年满八周岁的儿童才能报名念书，而我还没有满七岁，然而父亲对报名的老师说这孩子在家跟着他不仅学会了能写洋码字，还认得不少字了，完全能跟着大一点的孩子一起上学了。记得老师还验证了一下父亲的话，让我写了几个洋码字，于是我便报上了名，成了一年级的小学生。
在没有上学前，我觉得上了学的娃娃和我们在家玩耍的娃娃的不同。就是他们都戴着红领巾，红红的领巾戴在脖子上，再配上白布褂子，色彩格外鲜艳，人就更加神气。现在我也是小学生了，我想我也可以当上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了吧？果然时间不长，我们班大概有一半多的学生被批准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可我却光着脖子，没有能加入少先队。到了小学二年级了，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前，我鼓着勇气向我们班的少先队中队长的一位女同学提出了我想加入少先队的想法，她说我这是要求进步，非常好，让我写一个申请书给她。按照她的指导，我很快写了，可能只有一两句话，大概一二十个字的一个小条子交给了她。但是，“六一”节那天的隆重的入队仪式上，我们班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成了少先队员，在少先队队号和队鼓热闹的吹打声中戴上了红领巾，可我仍然是个“白脖”。这让我伤心极了，我班那位中队长看出了我的沮丧，特地对我谈话说：“队委会讨论了你的申请，认为你进步很大，表现也不错，但大伙认为你家庭出身是地主，还需要考验一年。”
这样，我又和班上其他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又整整当了一年的“白脖”，直到三年级的“六一”儿童节才当上了少先队队员，戴上了向往已久的红领巾。
“扫盲”和“除四害”运动 我们这代人成长求学的年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小学时虽然我们年龄尚小，但还是有些记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过后，我们只有二三十个教职工的小学校便有六七个老师不见了踪影。我们二年级甲班的班主任董老师不见了，二年级乙班的算术老师小刘老师不见了，给我们上体育课的马老师和教过唱歌的袁老师也不见了，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姓刘的校长和姓米的教导主任也都不见了。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听人们说他们有的被反成了右派分子，有的被查出了历史问题或作风问题，全被抓了起来，判刑劳改去了。后来又听人说，董老师和小刘老师这两个自愿来大西北支教的天津知识青年在武都劳改挖煤时被砸死在坑道里了。
像反右派这样的政治运动，做为小学生的我们没有参加，便没有多少记忆，可以后开展的许多运动我们这些小学生还是被组织起来积极参加的，所以还有一些记忆。特别是从我小学三年级开始的“扫盲”运动、“除四害”运动和“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虽然至今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但记忆还是特别深。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不仅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而且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大跃进，教育战线则提出了几年之内要在全国扫除文盲的口号。“扫盲”运动一开始，没有念过书不识字的人不分城市乡村，不管男女老少全被动员起来参加各式各样的识字扫盲夜校学习认字，我们这些读了几天书的小学生也被发动起来，成了扫盲的“小先生”。
我们这些小学生有的被抽去在夜校识字班当老师，有的被派往因腿脚不方便或坐月生孩子的妇女家中送教上门，更多的则是把写着“水缸”“米缸”“柜子”“箱子”等家具名称以及“牛圈”“猪圈”“楼梯”“大门”的字条挨家挨户对应贴在相应的地方，以便扫盲对象看物识字。更让我们大耍威风的是在县城东西南北各个城门口及要道之处挂着小黑板拦路教人认字。不管你走路的人有何急事都要被我们这些戴着红领巾，手执小教鞭的小学生拦住认字，认下来就放人走路，认不下来便就地学习，看着那些认不出字的大人们脸红脖子粗的窘样，我们不禁感到好笑得意，甚觉自豪起来。
“除四害”运动刚开始时是我们这些小学生感到最热闹的日子。那时，上级领导传达下来一条全民动员，用人民战争一举消灭麻雀的成功经验，那就是全城干部群众，大人小孩统一行动，一齐敲锣打鼓，大呼小叫，把麻雀赶得东飞西窜，无处落脚，最后飞得全部活活累死。那天，天一见亮，整个县城就闹腾成了一锅粥，这里打土枪，那里放鞭炮，男女老少蹬房上墙敲打着各式各样的器具，撵着麻雀四处乱跑。我们这些学生更是兴奋异常，大家你敲着烂盆子，我摇着破竹竿，追着惊慌失措的麻雀上房跳墙，感到自己真像是电影当中随着冲锋号声冲杀溃不成军的敌人一样勇不可挡。
但是，全城人闹腾了好几天，却根本看不见一只麻雀飞得累死掉下来。原来，这种消灭麻雀的人海战术是当时北京、西安那些大城市用的办法，方圆几十公里的城市，到处都是呐喊惊扰的人群，无处落脚休息的麻雀自然飞得累死在地。而我们这个巴掌大点的小县城，人们一闹腾，麻雀扑腾几下翅膀就飞到城外山坡上的树丛中去了，等累得呼呼喘气的人们爬上山坡时，休息好的麻雀又飞到对面山坡去了。这样，麻雀没有被赶得累死，人们却被折腾得半死了。
这样的人海战术不起作用，中小学的学生便成了消灭麻雀的主力军，因为用橡皮弹弓打鸟雀是孩子们的拿手好戏。那时候，我们个个都有好几把弹弓，无论是上学校，还是到哪里玩耍，大家的裤腰带上总是别着弹弓，衣袋里装满了小石子。以前孩子们打下了麻雀常是裹上了泥巴在火中烧熟了吃，到了“除四害”运动开始，学校给学生们划定了消灭“四害”的定量任务，所以学生们打的麻雀便用绳子串起来提到学校登记上交。大家为了完成任务，不仅到处找麻雀打，还搭着梯子掏麻雀窝，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文县县城便很难见到麻雀的踪影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不知从何处飞来的麻雀才在这里露了头。
当“除四害”运动搞得如火如荼，麻雀快要被消灭殆尽之时，上面又传下指示，说是麻雀对人类的功过相当，不算在“四害”之列了。麻雀不在“四害”之列了，它的位置又换上了臭虫，这样，“除四害”的对象就成了老鼠、苍蝇、蚊子和臭虫。可在文县的土话中臭虫是被叫做“壁虱”的，所以，那时的我们便不知道什么是臭虫，于是大家把路边推牛粪疙瘩的屎壳郎以为是臭虫而抓到学校报数字，这样延续了好多天后，才有知道臭虫并不是屎壳郎的老师出面制止了大家的枉杀无辜。
“除四害”运动进行到高潮之时，各个单位都要按照个人上交的消灭“四害”的数目评选“除四害能手”，我们打死一只苍蝇都要用细棍子小心地拾起来装在火柴盒里，按一盒50只统计数字。可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我们班的“除四害能手”的称号总是评给我们的劳动委员。他的年龄比我们大许多，又长得人高马大的，他常常不顾熏天的臭气，跳进学校厕所的粪池用竹筐捞出一大堆一大堆的蝇蛆，摊在操场边的石板上用木板拍死。他那一筐蝇蛆起码就有好几万只，所以他消灭的苍蝇数多得都无法计算了，“除四害能手”的称号当然只能是非他莫属了。
| 
发表于 2017-5-15 10:04:32
收藏
楼主
发表于 2017-5-16 08: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