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翟西滨 于 2017-11-26 21:40 编辑
那饭·那水·那土炕 那饭 上山下乡,首先遇到生活关。单说一天三晌吃饭,就难于适应,一改城里家中小锅小灶,变为乡村吃大锅饭的日子。 当时,大队有7个生产队近百号男女知青,不论分散住在那个小队知青点,收工后,皆会到唯一的知青大灶就餐。大灶有 1名男灶长和 1名女炊事员,都是社员。灶长负责采购、磨面和卖饭票等繁杂琐事,偶尔也帮厨;女炊事员则全身心料理饭菜。那时,我们知青都是提着口粮到大灶兑换主食饭票,副食菜票要用现金兑换。 初见知青大灶,令我吃惊的是灶台比床板大,瞧,那两口大铁锅,一口锅直径约 1米,比较深,是做主食的;另一口稍小而浅些,但直径也有60公分左右,显然是炒菜的。在家时,城里人家大都用小锅小灶做饭,类似这样的大锅大灶还是我人生第一次遇见。 那年月大灶没啥好吃的,几乎天天一个样。早晚掺沫糊(苞谷面做的稀饭)或熬苞谷糁,就酸黄菜或咸菜;中午清汤面,偶尔飘点绿叶。馍是杂细粮混搭,或用苞谷面蒸的“锅沓沓”(方言:指发糕),细粮饭票很快就会咥完,多数时间吃的是杂粮。 农村供电极不正常。知青大灶,馍蒸不熟,饭夹生,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下乡前,我做肠穿孔手术刚一年,身体羸弱,在家发烫的馍不吃,杂粮几乎不碰。下乡后,“忌口”变成了“饥口”,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发糕照吃,糁子照喝,没想到身体倒还不错,也许是劳动治百病吧。有一回,收工吃饭,天麻茬黑,知青们三三两两地蹲在大灶院中喝“沫糊”,喝着喝着,都觉得跟往常不一样,牙碜得不行。在大家洗碗时,灶长跑了出来,向大家高声道歉:“今对不起大家啊!天黑没电,把口袋拉错咧。”原来他把麸子(多用于喂牲口)当成苞谷面撒到锅里了。 冬季,农村停电更是家常便饭。大灶蒸的馍发青,有时还冻在蒸笼里,像冰疙瘩。买到这样的主食,心里别提有多凉。难怪知青回家总要大包小包,拎点好吃的回队。我也同样。每次回家母亲总为我准备一罐头瓶大油(当年肥肉比瘦肉贵)。当热腾腾的馍,从中间掰开,用筷子挑进一些大油,再撒上点盐,吃到嘴里,那个香啊,堪比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一罐头瓶大油,不到三天就被消灭干净,因为知青们看见,谁都不客气,你一勺,他一筷,这叫“有福同享”。当然,知青中也不乏过日子细的人。我所在的小队有位女知青,一天夜里咳嗽得不行,同屋年长的知青以为她病了,急忙拉开灯去瞧,上前一揭被子,发现她正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吃炒面(即:炒熟的干面粉),搞得彼此都很尴尬。 说起当年的知青生活,我看不如当地社员。社员们收工后回家,不管饭菜好赖,起码能吃上热饭、饱饭。而知青大灶上吃饭的人数难以估摸,去晚了有饭没菜或有菜没饭的情况屡见不鲜。不知多少回,逼得我拿着碗筷到社员家蹭饭。 我所在的小队有3名男知青,彼此亲如兄弟,与社员关系也处得甚好。谁家桃熟了、杏熟了、枣熟了,总会给我们提来一点;社员家里盖房呀、打墙啦,我们也会主动帮忙。一次,知青院就我一人,感冒咳嗽,浑身发冷,睡在床上一点都不想动。赤脚医生及时送上药来,房东为我“小灶”打了三个荷包蛋端到床前。人在病中情感最为脆弱,当我斜躺在床上端起那碗热乎乎的荷包蛋时,眼泪“吧嗒吧嗒”落在碗中…… 那水 我插队的村子,坐落于北莽原的干旱区。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家或有老井,或吃窖水。前者是汲取地下水,后者是收集雨水窖藏备用。当地从井中打出的水,浑浊不清,一股异味,即便用灶火烧开,仍水质泛黄,难以下咽。据说,常年饮用这样的水易得“大脖子病”,医学上称之为“地方性甲状腺肿”,主要因碘缺乏所致。 二道原上,最缺的就是水,若遇大旱,水贵如油。社员跟我们戏说:“进了南贺(村),人难活唉,我们是用唾沫洗脸。”难怪村上流行“宁给一个馍,不给一碗水”之说。 好在我插队之时已属“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知青的基本生活明显改善,已经吃上机井水。我小队虽未打机井,但能用上外队的机井水,每桶(汽油桶)水收取5分钱。队里几乎家家都备有一人高的圆汽油桶,一年四季靠人力拉水吃。我们知青点的大水瓮就在我们男知青房内,旁边有一土灶台连着风箱,偶尔我们男女知青也会单独或合伙开小灶,改善伙食。 我们小队7名知青,3男4女。平时,团结互助,和睦相处,无论谁有个头疼脑热或生活难题,皆会彼此呵护,相互关照。拉水这样的体力活,自然落在我们男知青身上,但女知青见了也会主动跟过去,帮着推车。一般情况下,每周要拉一大桶水,做饭饮用,洗洗涮涮。显然,女知青耗水要比我们男知青多,每次收工后,她们一踏进门便是一番清洗,不像我们男知青,蓬头垢面,也懒得抹一把。 春夏季节,拉水不难,难在秋雨连绵和冰天雪地之际。雨天村中的土路泥泞不堪,拉着几百斤重的架子车,脚下打滑,浑身污泥,单说驾辕就得两三人帮衬,我不知有多少回滑倒摔成泥人;冬日里大雪纷飞,路面结冰,行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摔跤,拉着重重的架子车,更是左摇右晃、举步维艰。 有时,我们到村民家中,一进门主家会客气地说:“喝了没?”,顺手端给我一小碗白开水,这在当时恐怕是最好的招呼和礼仪了。那年月,一盆水一家人轮流洗,洗过的水舍不得倒掉,还要喂养生畜或家禽。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常常为浇公家地、自留地而起争水风波。 提及水的故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房内的水瓮又高又大,几乎与人比肩,能容纳一大汽油桶的水,但无瓮盖。我清楚地记得,是用一大张牛皮纸覆盖瓮口,纸下面搭两根细竹棍作为支撑。一次,好些天未清洗水瓮了,我们几个知青把水瓮腾空,以清除瓮底的污垢,谁知竟然发现了一只巴掌大的死老鼠!娘哎!饮用多日,不知老鼠淹死多久咧,我们男女知青面面相觑,惊恐万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土炕 过去,关中农民大都睡土炕,上面铺席,下有孔道,跟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因它由土墼、泥混合搭建而成,乍一看,土气、笨拙,但却经济实用、温暖养生,是当年农村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设施。 插队那会儿,我们知青点,两张木凳搭上一块床板,铺床褥子,便是一张床。其他季节好说,冬季特别难熬,除了冷,还是冷。知青点是陕西八大怪之一“房子半边盖”,房檐下悬挂一尺长的冰溜子,长短不一,粗细有别,白天太阳升起,温度增高,冰溜子慢慢消融,水滴脖行(方言),啊!“渗凉、渗凉”,我需箭步跨跃;晚上房间不是四处漏气,而是八面透风。屋里的水瓮结了厚厚一层冰。床紧靠窗户,玻璃早被顽皮的孩童打破,我是用图钉将塑料地膜摁上去的,风刮得窗户上的塑膜一张一弛,伴有音乐的节拍,难以入眠。睡前,不敢喝水,生怕半夜方便遭罪。我双层棉被加身,钻被窝时,颤抖着身躯一点点地向里伸,还呲牙咧嘴地发出“唏嘘、唏嘘”难以忍受的惨叫。每到这时,我就想我要是队上的社员该多好,这会儿恐怕睡的是热炕。偶尔,遇到人家走亲串门,为守护家园,同龄人也会喊我过去做伴,凡遇此事,我忒高兴,觉得这一宿有热炕睡了,幸福至极,溢于言表。一进农家,房间内占据最大面积的就是那一盘巨大的土炕,立马感觉周身热乎乎的。人本自然之子,土炕是大地的一部分。人睡在土炕上,身心皆会与地气相通,真的,那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完美放松。 在农村,土炕对农家生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干活累了回到家,往炕上倚着被子卷一躺,一会功夫身子骨就轻松许多。一家人围坐在炕上,摆一矮方桌,欢欢乐乐地吃饭,感到的是一种闲适;吃完了饭再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又感到的是一种亲情。土炕有时充当干日常手工活的场地,搓玉米、做针线活大多在炕上完成。土炕还是孩子们的乐园,炕上赤脚,蹦蹦跳跳,累了顺势一躺,不一会就进入甜美的梦乡。那个年代,农村妇女生娃,一般也在土炕上养育。难怪人们把美好生活形容为“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邻里乡亲来了,都会顺口:“上炕坐坐吧!”显得彬彬有礼,热情好客;倘若改为在炕下拉个凳子,让客人坐,就显得生分讨嫌。这在当时也许是一种风俗习惯。 土炕还是庄户人家包治疾病的“理疗台”。因土炕很硬,没有弹性,往上一躺,腰板很直,许多人都愿意在炕上睡,为的是身板直、腰板硬;天一冷,上了年纪的人就乐意把炕烧得热热的,睡个热乎觉;有个头痛脑热的人则喜欢往热炕上一躺,蒙头大睡,出身热汗,霎时病情减轻许多;平时,有个腰痛腿寒,都愿上炕热敷,感觉活泛、舒坦,腰腿自然不怎么痛了。一位盘了多年土炕的老农告诉我,土炕还能产生有机肥。烧炕多用秸秆、玉米芯什么的,炕洞里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打了炕后,用水泼匀、粉碎,运到田地,是农作物上等的肥料。那时候,买不起化肥的农民,借助“打炕”,积累土粪,播撒田野,收获喜悦。 也许如今农村土炕已渐行渐远,被做工考究、雍容华贵的新床取而代之。的确,现在的生活比以往文明、富裕许多。我以为:当城市生活成为发展趋势,现代文明成为时尚,许多乡下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潜移默化演变为城里人时,还是念念不忘土炕燃烧的艰难岁月,默默地、贴心暖背地曾为他们提供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温暖与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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