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幼民：走头头的骡子

屹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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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和朋友喝了些酒，微醉了。一个人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正好播放王二妮唱陕北民歌。听着听着，不知为什么，眼泪突然夺眶而出，我蜷在沙发上，抽搐了许久。

是什么触动了心灵的痛处，因为酒，因为二妮的歌声，还是因为陕北，我说不清。也许是眼泪、酒、民歌和陕北融合在一起，还原了我们那时生活的特殊味道，让人一下子百感交集。这种感受恐怕不止我一个人有，许多知青朋友说，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听到陕北民歌时，总会有一些伤感。

已经十分遥远了，不仅是由于地理距离，还因为年代。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个地方就是上辈人经常絮叨的一个传说，听得多了，便会不以为然。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久远，经历的事情太多，每个年代或群体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知青这一拨人的经历，不过是其中之一，比起其他人的事，未必能精彩到哪儿去。所以，被社会冷落被遗忘也在情理之中，值不得大惊小怪。只不过这段历史曾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对于国家来说，应该有专门的人去总结它的教训。而我们这些当事人的经历，有人愿意听，我们可以说说，而心底里的歌，更多的只能是唱给自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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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由于社会的变故，我们来到了陕北这个地方，从此，它在我们的心灵中，就永远占据了一个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心里，又增添了许多场景，就像考古所说的地层一样，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它的上面，有时我们记不起它，以为它不存在了，然而，它始终就在那里，默默地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得到。

几十个春秋过去了，风沙早已掩盖了当年的脚印，拽过我们衣衫的酸枣刺不知换过了多少代。在这片土地上的辛苦劳作，悲欢离合，随着时代的变迁，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们对知青生活的描述，甚至包括当事人，其实都与当时的生活有了一定的距离，我看到有些慷慨激昂讴歌上山下乡的文字，总觉得和当年知青们返城时掀起的波澜壮阔的风潮有些对不上。曾经在激流中挣扎的人，大多已经回到了岸上，不管怎么写，反正自己是不会再下去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现在我们回忆插队，有点像离异的人回忆自己的前夫或前妻，虽然不乏生活的细节，但对离婚的原因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遗忘或避讳。

有人写文章分析说，插队时间的长短，家庭出身的差别，后来生活境遇的好坏，都会导致对插队产生不同的认识。我觉得这很正常，由于经历和角度的不同，认识上必然会产生差异，在不同人的记忆中，甚至会产生对一件事情根本不同的描述，强求一律是不可能的。但我固执地认为，你可以诅咒那场运动，可以埋怨当时的政策，但是，你不可以埋怨陕北，埋怨那里的人民。接纳知青是上边的决策，并非他们自主的选择，虽然知道要在那块贫瘠土地的微薄收成中分出一杯羹，但他们还是敞开胸襟欢迎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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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对知青运动作如何的评价，赞也好，恨也好，悔也好，无悔也好，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都表示了对它的反思与重视。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漫长的岁月里，知青生涯在大多数人那里，只是短短的一段，现在早已改变了各自的身份。但有趣的是，后来不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学历高的或没学历的，干脑力的还是干体力的，国营的还是个体的，管人的还是被管的，到了今天，很多人却还愿意以曾经的知青身份集合在一起，举行活动，开办网站，交流信息，延续着知青的话题。

那么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总要有工人、农民、教师、士兵、干部等身份或职业，而狭义上的知青，曾经上山下乡的这一批人，作为一个动荡年代特定的产物，却再也不会出现了。尽管现在和将来还会有支农支教支边，还会有人去农村创业，但这和当年强制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这一点上，知青这个身份就成了历史的唯一，成了那个时代一部分青年的特殊标志。

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个身份越来越具有民间的性质，它不会像学历职称行政级别那样在人们之间划分出等级，不会在你的退休金养老保险上起作用，更多的，它是在维系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大家共同的记忆。

“走头头的骡子，三盏盏那个灯，带上了那个铃儿，哇哇得那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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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迷糊糊

陕北，给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留下了很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