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岁末抚今追昔看未来

无声

2018年岁末，文革上山下乡动员50周年在门户网台面上几乎没有评论，在民间恐怕也只有在知青网上有几声“唏嘘”而已！说来说去2018年是“周年”大聚会，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刘少奇诞辰120周年，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   还有毛泽东诞辰125周年，虽不是以10年为计数的整数，也算是5年一小庆的年份。中共中央对周和刘的诞辰以及改革开放都专门开了纪念会，特别是对文革和江青都做了传统的否定，例如说文革将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和定性江青反革命集团。前面说了对于上山下乡没有官方评论，对毛泽东诞辰125周年也没有纪念会，不过军报发了一组照片，中纪委发了一个视频，社科院组织了一个几十人的座谈会。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会上，总书记提出了“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18大召开之前，我在南北知青网各发了一个转贴和综述，预测18大后的走向。7年后的今天再翻出那些旧帖追昔抚今之后再猜测未来，有些新的看法不吐不快。

无声

先看2011年我在本网发的一帖转帖：

豆瓣 转帖: 十八大的背景与变数：左翼崛起在当下中国之必然 2011-06-21 14:47:34 中国思想界大略可分列为左中右三大阵营，其中左翼主张公平优先，右翼主张自由优先，中间主张秩序优先。三大思想源流都波及朝野，影响着社会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未来中国的路向选择。     公平、自由、秩序这三种价值，相互之间并不必然矛盾，很多时候还相辅相成，冲突发生在对优先性的争夺上。在观念世界，三派主张（左中右分别以社会主义、保 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代表）都不难做到逻辑自洽，这说明三种价值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它们在经验世界的适应性，取决于各种价值元素在具体环境下的稀缺 程度。经济学有个“木桶原理”，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情况：一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增加木桶容量 的最好办法，是加长最短的那块木板。可见，在一个公平（秩序、自由）相对最稀缺的社会，左翼（中间、右翼）的主张是最有益的，因为它能够以最小的付出，最 大程度地保障和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以此衡量，就不难明白30多年前为什么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今天又为什么会“向左转”。自1949年建国以来，除建国初期、文革前期及八9等特殊时期 外，秩序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但又并非没有问题。“不是问题”是因为大多数时候中国都保持了稳定，秩序并不稀缺；“存在问题”是因为这种秩序始终要承 受外部的压力，经常有被颠覆的危险。因此，秩序在中国大多数时候都不是首要和紧迫的价值，但又始终不能松懈。          价值冲突主要在左右之间展开。30多年前的中国，公平相对充裕，自由极度匮乏。社会被简化为公务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几个阶层，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的差距不大。如果计算吉尼系数，那时的中国或许是全球最低。但是，政府全面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生活，每个人被要求只能做“一颗螺丝钉”，听从 伟大领袖的安排。按照左翼所擅长的辩证法理论，这种极左的现状必然催生右的增长。“天下苦左久矣”，这是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现实土壤，所以赢得了当时绝 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拥护。          中国这30多年的历史过程，其间虽略有波折和反复，但整体而言是一个“自由不断增进，公平不断减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以实用主义的手法，混合了 左中右三种思想资源：摆在神龛上的仍然是“左”（社会主义），口中讲的、手上做的是“右”（改革开放），脚下牢牢踩着的是“中”（稳定压倒一切）。时至今 日，除政治领域外，中国人在经济、文化、社会、个人生活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已经享有此前难以想象的自由。虽然在一些方面比之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在东 方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中，已经表现不俗。美国国际科学杂志今年5月22日公布了一项关于社会宽容指数的全球调查，中国被列入“很宽容”的国家行列，得分 高于日本，而民主制的印度却排名倒数第三。          与此同时，公平在中国的衰减速度丝毫不亚于甚至快于自由的增进速度。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就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进入全球分化最快 的国家行列，亚洲排名第二。贫富、官民之间的紧张，已成为当下多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源，甚至开始危及基本秩序。这一状况至今仍有恶化趋势。          只要不是被有色眼镜遮挡住视线，人们就不难发现：除了部分知识分子要求话语权，个别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与自己财富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外，自由在今天中国大多 数人的心目中，已经不是迫切的需要；而公平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稀缺而急需的目标：穷人要公平，富人要公平；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要公平，乡村的农民和 进城打工的民工也要公平——除了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外，公平已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迫切需求，这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钥匙，也是重建社会共识的基础。          在这个自由相对充裕、公平极度匮乏的时代，左翼思潮赢得越来越多的赞成和拥护，乃是一种必然。所谓“毛泽东热”、“红歌热”，都只是随之泛起的符号——虽 然当今左翼的主张已与当年毛的做法颇有不同，但迄今为止毛仍然是可以将左翼声音汇聚起来的最有力的政治符号。这种符号可以帮助左翼实现身份的认同，正如右 翼通过“美国”这一政治符号实现身份认同一样。当然，再有力的符号也不可能覆盖所有个人，所以左翼中也有人不认同毛，右翼中也有人不认同美。          同理，政府的施政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向左转”，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公平”，这也是一种必然。但是，现阶段的社会政策还只是在增量上作了有限调整，没 有触及根本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且这种朝向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的基本格局，还有着变本加厉和加速固化的趋势。          “向左转”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关系到未来的走向，它必然遭到阻挠和反击。毫不意外，反对者主要以右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的动机和原因却不一。概言之，反对者主要有三种构成。          其一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认为，“左”造成了中国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和自由匮乏，酿成了“文革”悲剧，所以“左”是万恶之源，凡“左”的都是不好的，“左”的 东西要不得，中国绝不能退回到“左”。这些人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不知道历史本身就是左右交替、螺旋而进的。20世纪初左翼的兴起，就是当时右翼的缺陷和 失败的结果；20世纪末左翼的重大挫折，又成全了右翼的全球扩张和进步。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对错，此时此地的错不代表彼时彼地也错，更不代表永远错。价值的 适应性是因时因地因具体情况而异的，在新的相对偏右的现状下，中国“向左转”不是在倒退，而是在前进，这正如曾经导致了古希腊城邦衰亡的民主制度，在现 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成了“好东西”一样。          其二是教条主义者。他们认为“右”的一套代表了普世价值，因此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必区分不同价值元素的具体稀缺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遵循右的普世价值总没有错，这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崇高的，不认同这一点则是小人，不是“文革”余孽，就是朝廷鹰犬。这些绝对真理的信徒们，以道德替代理 性。他们以为，复杂的世界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要找到它，就拿到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这种人往往是名曰“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实质是“反 启蒙”即重新愚昧化的产物，他们的智识程度不高，却往往构成民间舆论的主体。          其三是特殊利益集团中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利用权力非法聚集了大量财富，因此他们最怕公平，最怕清算。他们的最大梦想，是实现财富和安全的“软着陆”。特殊 利益集团成员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自己手中永远握有足以阻止公平、不惧清算的权力，因此可以无须“着陆”，永远在天上飞。显然，只有极个别人才能保持这种 自信，进行这种选择。二是将财产和家人提前转移到国外，自己随时可拔腿就跑。三是中国“变天”，法律秩序推倒重来。在“推倒重来”这一点上，特殊利益集团 中的部分成员与普世价值派是一致的。前者当然希望来的是一个能够保障他们的非法财产、甚至能够保护他们继续“腐败”的制度，但这一点只能做不能说。从目标 的可操作性出发，他们将理想包装成了与普世价值相似的东西，然后力争在操作中将新制度变成他们所需要的样子。这种做法并非中国人首创，在亚非拉和东欧的 “民主化进程”中，都反复上演了类似剧目。今天，在中国，这方面已“浮出水面”的代表人物，秦晓可算其中之一。          在对左翼的狙击中，右翼祭出了诸多法宝，其中最具杀伤力的，当属三大“咒语”。这三大“咒语”就像三面大旗，旗锋所向披靡，常常令许多左翼人士满腹的事实道理却讲不出口，最后乖乖倾倒在“国际主流价值观”的魅力下。          旗帜之一是经济发展。这面旗帜的意思是，历史经验证明，左翼计划经济那一套，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向右转”的市场化过程中实现的——确 实，至少在全球可统一为同一个经济体系之前，计划经济在效率竞争上长期而言不如市场经济，因为它无法与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实现有效对接；仅仅在内部进行自我 循环，很容易丧失经济的活力，走向僵化。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是以全球一统作为背景的。

无声

接上：


但是，今天的左翼并不需要背负计划经济的历史包袱，他们完全可以在承认市场的竞争激励和基础配置的前提下倡导公平。只要市场的基本框架存在，哪怕公平介入 了初次分配，市场激励也仍然有效，价格信号也同样会起作用——市场还是市场，只是环境有所不同而已。这样做，当然有可能损及效率，但效率并不是社会的唯一 目标；这种做法之能够出台，说明在当时当刻，有些价值比效率对全社会更重要。而且，当前中国经济的效率，已进入必须“以公平调分配，以分配促消费”的关键 时期，这是中国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败要害所在。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效率就维持不长；而且由于不公平所导致的维稳成本的硬性增长，不但将吞 噬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能承受之重。     

    旗帜之二是人权。本来，人权是左翼公平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离左翼比离右翼更近。自由只是人权的内涵之一，公平却是人权的基本准绳。但是，在经验世界 中，没有绝对、抽象的人权，人权总是相对的、具体的。每项人权的实现，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所以人权在具体国家能够做到哪一步，受制于该 国的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其他一些特殊情势。美国在9.11后，就放低了国内的人权标准。而发达国家的人权水平之所以普遍优越于不发达国 家，是因为前者有着更好的实现条件。所以，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统一标准。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一样，对人权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也必然不一 样。实际上，人口资源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具体约束条件，其上是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人权，民主、自由、公平等等各项价值的实现，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 等上层建筑，都必须建立在这两种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上，并且适应这种基础结构，随着基础结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     

    在人权问题上，左右都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不同的是，由于考虑到具体的实现条件，左翼在涉及人权的许多话题上采取了审慎态度，没有甩开膀子唱高调；而一些右 翼有意无意地秉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思路，将人权当作针对中国政府的批判武器乃至是颠覆工具，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现状，把人权标准描述成一种可以独立 于其他条件而存在的绝对之物。这种非理性的论述，在今天中国却能够取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并且让自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旗帜之三是民主。在历史上，从启蒙时代到英法革命及之后，民主一直是左翼的旗帜、右翼的梦魇。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迫于形势的变化，右翼思想体系才开始接 纳民主价值，并且逐渐开发出所谓“最不坏”的程序民主游戏。而左翼在20世纪初期得到迅猛发展后，先后成立了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当 时的国际格局中始终处于弱势，始终面临被围攻、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对秩序安全的需要压倒了对民主自由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是不约而同、不言 而喻地搁置了民主，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了一套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不但在执政党内部，实际上在国家政权的体系内，也是实行的这种模式，例如人大、政协。 民主集中制即使在运行良好的前提下，也只相当于群众路线，或者说类似于古代明君的重视民意，它与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因为这样，左翼在民主的天枰上历史 地处于劣势。     

    但是，今天的左翼已无须背负历史的包袱，因此也就无须畏惧民主的咒语。他们需要做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民主的实现形式，评估民主的实践效果。正是由 于这种探索和评估，不少人发现，西方的程序民主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由于西方民主制的良好运行，必须依托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 人均收入为衡量标准）和社会结构形态（具体说需要中产阶级居主流的社会结构），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淮橘成枳。又 由于民主化的转型过程十分复杂，将之导向良性很难，使之趋于恶性却极易，因此很多转型国家都掉入伪民主的陷阱，政权和民主程序实际上被少数权贵操纵，公共 财富和权力被快速、反复地纳入私人囊中。     

    所以，尽管现状并不如人意，别人甩卖出来的东西也未必就比现状好。“更好的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没有简单、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人自己现在寻找。仅仅亚非 拉那种质量的民主，不是中国人真正所要的产品，也与贩卖者的产品广告不相符。对于那些拍着胸脯信誓旦旦保证能够将中国的民主化导向良性的人，人们应该追问 他们一句：当初你们不也保证市场化会是好的吗？为什么搞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加权贵资本主义？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强大、强弱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的今天，你们有什 么办法阻止权贵集团主导转型进程？历史不会发点球，所有球员都已在自己的位置上，你怎么让大家都停下来静静等着你把球带入球门？更何况吹黑哨的裁判还站在 最强势的球员一边，他们并不希望看到球进入你所公开标志的门框——他们有自己的球门，虽然那个门上也写着“民主”。     

    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实践效果而言，民主并不必然导向好的治理，它的真正作用是，为社会冲突提供一种和平解决的机制。在非民主的制度下，统治者必须“干得 好”才有理由呆在台上，所以他们必须时刻论证自己“干得好”。一旦这种论证无法完成，就说明改朝换代已为期不远，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血流漂杵。在民主制度 下，哪怕统治者干得再坏，他也可以毫无愧色地站在台上，理由很简单：“这都是你们要我干的，大不了换人好了”。在此过程中，社会元气不会大伤，主要的上层 建筑能够保持、延续，不需要推倒重来。显然，这种机制也是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但是，最近中东、北非的事变告诉人们，由权贵所把握的“坏 的民主”，并不能起到和平解决冲突的作用，社会矛盾和政权更替仍然需要用流血来解决。如果是这样，在中国的民主转型不能保证导向“好的民主”之时，转型的 意义何在呢？     

    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一，时至今日，中国的现行秩序还能够提供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论证，并且在经济上还表现了特殊的效率，这种效率与现行秩序是联系在一起 的。因此，纵然民主化从长期而言是必须的，也有个时机选择的问题。在现行秩序的效率尚存时，急急忙忙地转向一种短期内没有效率，甚至是混乱的秩序，这无疑 是损害全社会的福利。为了可能到来的激烈冲突而提前准备一种和平解决的制度框架，有必要付出全社会福利损失的巨大代价吗？得失之间应该如何权衡？等一等再 转又何妨呢？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认真思考。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都经历了动荡、混乱甚至是崩溃和战乱，国家的规模越大，社会矛盾越尖 锐、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转型的危险越大，后果也越严重。在中国的国情现状下，如何避免转型的风险？如果避免不了，后果是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可以承受？在风险 概率很大的情况下，转型的收益与损失，又须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权衡。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不宜照搬西方，不宜急急而进，而是必须重新探寻适 合自己的实现形式与转型道路 。  

无声

再看我继上面转帖后发在南方知青网的一篇综述：

综述：新时代的路线草图

中国的主义之争，从来就没有平息过，现在又进入新一轮主义之争的循环，其特别背景，就是XX大筹备召开，除人事要换届，理论也要翻新，用什么主义走什么路，各派当然会有交锋。

历史上每一届大会，会前主要进行两方面准备，即组织准备、政治准备。所谓组织准备即人事安排，所谓政治准备则是理论更新。 无论组织准备还是政治准备，都是5年一小忙、10年一大忙，因为中国高层班子，已形成两届一任惯例，到10年就大换班子，又可能大换理论。

今年正好是这种逢10之年，不仅人事要大大地换班，伴随着的人事体制离去，新的政治，即包括方针路线、指导思想等等，虽说不能说换就换，但新人新气象，也得为新的政治安排作出基础性铺排。 于是，就有了近期的主义之争。

所谓主义之争，是说各个方面都在努力表达其政治思想，希望能影响未来的新领导层，在换马之际换头脑。 于是不同形式的表达都已出现，有召集座谈大规模造势的，有撰文出书宣传的，也有悄悄撰写研究报告向领导层献策的，还有借各种社会事件身体力行的。

各种主义纷至沓来，实际上一缕即线索清晰。 首先一个主流主义，叫「马毛中三科」，即现在主流理论上正奉行的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的科学发展观。 在承先启后要求下，这些主义都作为旗帜插在政坛上，在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突破的要求下，又等待新主义面世。

在传统的「马毛中三科」理论中（也有称为马列毛邓三科）又分为被称为新左派（基本教义派）的文革派，自称毛派。还有被文革派称为（资改派）的改革派，自称邓派。在这两派中以姓资姓社为争论焦点并在体制内衍生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

在现实社会学术领域，不同方面在宣扬不同的主义，有人宣扬三民主义，即基本上以孙中山理论为蓝本的，包括民族、民权、民生内容的三民主义；有人宣扬旧民主主义，即主要是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主权在民、民主共和为核心的民主主义；还有人宣扬中共在社会主义之前提倡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

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提法，由曾是体制内智囊张木生撰书提出，认定可以解决现在贫富差距、严重腐败的重大政治难题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这一理论被认为得到前国家主席之子、现任高级将领的刘X支持，及被认为与习XX有政治同源性，受到极大关注，当然也引起较大争议。

在这些主义之外，还有两大主义也发出强势声音，一种是宪政民主，其核心思想是以宪法和法律制约政府和执政党，倡导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推动民主选举，简而言之是宪政、民主和法治三结合的主义。 目前这一主义由一批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推动，但被执政党视为西化、异化的声音。

还有一种主义，有人称为协商式民主，这倒跟台湾民进党提倡不是一回事，而是中国知识界中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与中国建立的政治协商制，试图融合在一起，又将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基层自治、维权、民选等政治现象，混搭起来，希望找到民主政治的第三条道路。

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各种思潮迭起，各种主义声张，是由特别的国情所决定。 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已走过阶段性进程，市场经济体制初成，提出了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的进一步要求，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中。 与之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出现不能很好的受到民意监督的政治权力的异化，在「维稳」上花费了巨大的支出和代价。而异化的政治权力又在这种变形中出现深度腐败，已到了危险的地步。

更进一步来说，目前的主义之争，又主要体现为执政党为其领导的政府施政的有效性，在苦苦思索改革之路。 而民间又以大众经济权利而政治权利的诉求探求变革之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主义的交锋暂无结果，XX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仍是胡来总结过去。改革将是未来发展的主线，但是怎样在经改和政改上取得社会共识将取决于主义之争是否能转型为多元主义和谐竞争与和而不同。 否则这种主义的交锋可能引领出XX大后中国政治生态出现重大变化。

无声

7年之后，如果我们再来回顾18大召开之前各界对18大之后国家未来走向的推测，同时再来对比18大以来的真实历史，我们会有什么感受？我们会对未来国家走向有什么推测和期许？

7年过去了，中国不仅仅是左中右三派还在面对文革和改革，而且是左中右三派都不得不面对美国复辟传统资本主义的新总统特朗普正在纠集统合的西方保守主义，也就是说今天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来说与7年前大大不同了！

无声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打开改善中美关系的大门一路走到今天，世界格局的根本改变是苏东阵营不复存在，冷战两大意识形态之争随之结束，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一体化似乎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但是自从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美国朝野开始了围堵中国的政策，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经过他执政前期的混乱内部斗争，现在他对中国的政策越来越清晰！过去人们认为他只不过属于商人讨价还价而已，很多事叫叫给国内选民和反对派听听而已，最终只能象过去历届美国政府那样对中国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国内外很多人认为中国取代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指日可待，21世纪属于中国，“厉害了我的国”！

但是正因为特朗普是商人，因此这一次他与历届美国总统不一样，他玩起了贸易战。有人说了，他的贸易战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他跟谁都过不去。但是人们可能忽略了美国副总统发表的“对华宣言”，那就是美国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不能容忍什么？那就是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


本人在12-22完成了上山下乡探讨总结的一个框架，以后再不断完善。年底想梳理一下本楼的话题，以解本人心头之惑。

无声

    在我的观察中，现世的人们认识世界所进行的历史回顾和对比在时间投射方面能有50年就不错了，也就是说人们认识这个世界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当然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还很合理！例如我在知青网上看到有人说他们曾对自己的孩子回顾上山下乡，但孩子们说“你们那时怎么那么傻呀？你们为什么要去上山下乡？不去不就没事了吗？”  现在我们可以说那些孩子没有亲身经历我们那段历史当然不可能有我们刻骨铭心的认识。 举一反三，我们今天回顾我们经历的历史似乎都对自己的见解充满自信，问题来了！同一列火车拉去上山下乡，曾睡一铺炕，曾吃一锅饭，曾吸一场西北风，最后对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却有着南辕北辙的认识。看来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也可能属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例如我们根据我们过去经历过的50年历史所形成的眼界和观念，或者说我们根据我们这群人互动形成的“论坛”所关注的焦点几十年如一日都是毛泽东，邓小平，文革，改革，上山下乡，市场经济，青春无悔，两级分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能有点新鲜的吗？ 我们能否从回首50年到回首500年的时间长轴上去思辨？ 能回首500万年吗？


有本书上说：

“人类一直有一种终极追求，那就是对文明的追求，已知的文明已经有8000年，对我们而言这是很久的，但是相对于诞生与45.3亿年前的地球，人类文明只是一年之中的最后一分钟。在8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文明之光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出，对人类的进步产生影响，并且成为奠定我们今天发达世界的基石。”

无声

有人说了，你能不能少说点动辄亿万年的大忽悠？能说点靠谱的吗？ 那我们就把时间拉回到50年代我们大多数人刚出生或刚记事的年代。不好意思，我没记住老人家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最早记住的是到处挂着大标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三面红旗，还记住了大院里炼钢铁和民兵操练，也记住了那时大人们口中的“浮肿病”一词。50年前比地球形成的40多亿年前近多了吧？ 这50年中从视野到脑海里什么都是毛泽东！首先似乎那个年代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思想别人都不思想，然后又听说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还在黑暗中爬行，后来又听说打“得不偿失”的朝鲜战争，搞盲动的大跃进，发动文革都是毛泽东的专利，特别是新中国的上山下乡也是毛泽东那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给忽悠起来的！反正中国革命的功也好过也好都是毛泽东一人的作为？ 到底谁忽悠谁啊？

无声

看来解读历史把时间拉的太近也有问题，那怎么办啊？是否还有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更重要？例如国外研究者身在庐山之外是否观察庐山比较清晰？再例有的国外研究者对于上山下乡一锤定音，他们说就是为了开发荒地而发动的城市向乡村的移民。不过我觉得他们这样说似乎又显出他们站的位置离庐山太远了点？ 他们懂中国的户口制度吗？ 他们是否把美国建国之初的开发西部和中国的上山下乡混起来认识了？他们弄懂68-12-21动员中的“接受农民再教育”是怎么回事了吗？

因此解读历史的时间范围和观察角度似乎都很重要也都难把握，但是从大历史的纵深和大系统的角度再加上个人的历史经验和阅历综合起来去思辨和解读历史似乎是很必要的。例如：

1，没有毛泽东的中共就一定失败吗？
2，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大跃进和文革吗？
3，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上山下乡了吗？
4，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了吗？
5，没有毛，邓就没有中国的崛起了吗？

无声

如果我们解读历史的着眼点放在大系统方面而不是只是放在个人身上，我们可能会有全新的视野。例如，当人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时候，他们似乎忘了最早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实践都是资本家欧文和恩格斯那些人开始的。当人们痛心疾首的说现在的中国正在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时，他们没看到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开始的新政就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开始了和平演变。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开始的更早，从俾斯麦时代就开始了，因此出了默克尔不是偶然的，尽管中间出了希特勒（也自称社会主义）。一切发生的历史都有内在的逻辑，具体到引领国家历史的个人可能是偶然的机遇，但是张三也好，李四也好都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够脱颖而出。例如在中国的文化土壤（国情）中不出毛泽东也会出李泽东，但是中国出的大航海家郑和变不成哥伦布也是必然的，所以中国不能最先发展出资本主义，李约瑟之谜只能在这方面求解。中国没有率先发展出资本主义一点也不耻辱，中国有最早的大同思想和“顶层设计”，而且还有全世界最早的“空想共产主义”实践，我们的上山下乡比起欧文的“共产村”来说犹如大象与蜗牛的对照。特别是欧文的“共产村”破产后立马人去楼空，而我们的上山下乡都结束40年了还能听到响彻云霄的青春无悔赞歌，还能看到知青晚会舞台上的灰色红军装。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了，但是大同运动的种子还在发芽，在地球未来40亿年的余生中，人类能大同吗？如果不能，人类出现的宇宙意义何在？

赶快把时间拉回到眼前，再回到美中贸易战的深层背景和我们国内的主义之争（价值观之争），深水区的基石正在浮出，也可以说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因此从1949年到1840年在时间纵轴上回顾历史是重要的，接下来从1840年到2000年前的秦皇汉武孔孟老庄再做时间横轴上对比雅典罗马希腊三哲也必须是不得以而为之，只有郑和没有哥伦布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