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云：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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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延川县为了充实当地妇女干部队伍，抽调了“清一色”的北京女知青，安排到全县16个公社（镇），负责全公社（镇）的妇女工作。县里认为，这些女干部都是各知青点表现优秀有培养前途的知青，这些新鲜血液必将会对全县妇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于是我们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女青年从插队知青变成了国家干部，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摘自公众号  口述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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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73年7月延川县妇联扩大会的合影(其中有16名北京知青)：蔡玉珠、 刘淑叶、詹秀英、赵红梅、王凤云、刘继云、吴春茹、刘淑敏、王金华、徐华洁、李淑珍、刘淑珍、尚桂兰、宋国金、肖桂芝、孟霞、林达、邢孟兰、张翠英、段明莲、韩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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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来插队的村自然条件相对好一些，而我们去工作的地方，大部分是山大沟深偏远的公社。从此我们开始了肩背挎包，腿跑四方，吃百家饭，睡千家炕的生活。当时下乡我们最怕的是跳骚“干扰”，为了能睡个安稳觉，我们经常是将被褥上撒一层六六粉，为了防呛，用湿毛巾盖在脸上。我们每天除去本职工作外，都和社员们劳动在一起，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组织村干部和社员开着各种各样的会，帮助队上制定生产发展规划以及调解家庭邻里之间的各种纠纷等。那时我们经常是一个人穿梭在大山中、深沟里，一走几十里路不见一个人影，伴随着我们的是孤独，寂寞，有时甚至是害怕。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天中午我从公社出发去三十里路以外的白家塬，天已渐渐黑下来，好不容易走到村口，心里刚刚平静下来，没想到让我胆战心惊的事情发生了。村口住的是一对聋哑夫妇，当我走到他们窑洞门前时，不知从何处突然窜出三条大狗，同时扑向我。我用戴着棉手套的手尽力护着我的头部，抖着双腿，同时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喊叫，快来人呀！，但是任凭我怎样的喊叫，那对夫妇都听不到，我当时真的害怕到了极点，那几只狗围着我就是不离开，一只狗还在我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幸亏穿的厚，只是咬出了像小皮球一样大的黑紫，两个多月都没下去），大概有四五分钟的时间，有人路过我才得救，我瘫坐在地上，虽然有些后怕，但我没有流泪，没有退缩，晚上照常开始工作。那些年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妇干都有着不同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但是我们没有人计较生活的艰苦，没有人计较每月的收入，就这样坚持着风里来雨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延川的山山洼洼、沟沟岔岔，布满了北京知青妇女干部的足迹，延川的梁梁峁峁、川川道道浸透着北京知青妇女干部的汗水。我们工作上从不懂到懂，生活上从不适应到适应，不断改造着自己，战胜着自己，我们的工作在延川人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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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从左起：杨桂梅（本地）、刘继云、李树兰（本地）、韩合春（本地）、白安群（本地）、王金华、徐华洁；二排从左起：吴春茹、张翠英、赵红梅、刘淑珍、蔡玉珠、尚桂兰、王凤云；三排从左起：李淑珍、刘淑敏、孟霞、邢孟兰、刘淑叶、宋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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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为进一步培养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妇干，先后把我们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我们的蔡玉珠大姐，人称工作起来不要命的蔡大脚。蔡玉珠是最早一个被提拔为领导干部的，任县妇联副主任。她在老妇联主任的帮助下领导着这些北京知青妇女干部开展工作，全县妇女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有起色，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为了尽快改变落后公社的面貌，县里又把她调到马家河公社当一把手。那时马家河公社条件艰苦，蔡玉珠下乡都是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着掺米糠的干粮，喝着能见底的小米汤，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她的脸和腿经常都是肿的，一按一个坑，公社干部和社员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时想给她做点细粮补补身子，都被她婉拒了。像蔡玉珠一样，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妇干就这样一直坚持在妇女工作岗位上。我在妇干岗位上干了近九年，其中在冯家坪沙家沟下乡时，有半年住在潮湿的窑洞里，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心脏异常，全身无力，甚至一度手里都拿不住钢笔和筷子，体重降到八十几斤的我，照样坚持工作，一直到不得不去看病的情况下，才离开工作岗位。土岗公社离县城最远，有八十多里路，那时交通不便，很少有汽车到那里，就是驴车也很难搭上。徐华洁每次来县里开会，都要步行十多个小时，走累了，歇歇再走，从没耽误过工作……詹秀英是最后离开延川的妇干，在她后来担任公社副书记的同时一直兼管妇女工作，她在延川一直工作了十一年。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妇干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延川，延川也以母亲的胸怀养育和培养了我们，给我们的一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冯家坪工作的刘淑叶曾先后在县.在地区妇联工作，调回北京后仍然从事妇女工作，最后退休在北京海淀区妇联主任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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