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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海雪原”案
1 北京站来了个“康拜因”
这世界上什么邪人都有，当警察的碰上的邪人更多。那天有个长得跟马天民似的警察，正在北京站口巡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位蛮新鲜。
这位长得新鲜？
瞧这话间的，人家又不是菜，谁还能长得新鲜？四十好几快五十的北方汉子，目光略带滞涩，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跟新鲜是不沾边儿了。倒是穿着新衣服，只是大太阳底下，仔细看，，新衣服领子上满是黄色的斑斑汗渍。
人不新鲜，但表情新鲜。
警察是早上八九点看见他的，当时也没在意。这位发现警察瞅他，还回过头来使劲看两眼，跟相女婿似的。
看得多了，马天民同志没把他当回事儿——眼就明白，这位，跟犯法是不沾边的。肯定是东北老实巴交的农民，而且还是第一次来北京。
您看那衣裳领子就明白。那中山装上头还带着死褶呢！多半是到北京时，在卧铺上换的，要给北京一个好印象。来趟北京，压箱底的衣服都得穿出来。火车上可没洗澡设备，你衣服是新的，脖子上的汗不给面子，用不了半天，就这个情况了。
顺便说一句，80年代初期，来趟北京是了不得的事情。东北有一位管教干部，去了趟北京，回来后进门就揪一个北京老犯出来：你小子敢耍我？谁说天安门底下安轱辘，一到晚上就推回去的？溜溜骗了我三年啊……三年啊，这位都坚信天安门是昼伏夜出的东西，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
那汉子盯警察干吗？那是人家要看明白首都警察什么穿戴什么打扮，回去给乡亲们学舌呢。
他要是知道后来得看多少天警察，肯定犯不着现在这么认真。
马天民一乐，拔高了胸脯接着巡逻。等到11点钟转回来，就觉得有点儿不对—这人怎么还在这儿呢？
有心问问，看这位对着北边一个劲儿地瞅，好像没心思理自己。正在这时，一个大妈问马天民附近有没有卖驴肉火烧的，一打岔就把这档子事儿忘了。
中午吃过饭，打个盹儿，下午马天民接着巡逻，冷眼一瞧，唉……这位怎么还没走呢?！
只见这位还站在老地方，两条腿跟站桩似的，看那意思从上午到现在连窝都没挪。别的没变化，就那俩眼睛都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了。
这人肯定有事儿。马天民是个热心的警察，就想上去看看能帮什么。这一迈步，马天民又犹豫了。
怎么回事儿？
这位站的地方不合适——他正站在站前广场边的马路牙子上。
火车站有两个派出所，一个是铁路民警的，一个是北京治安民警的。铁路的不管治安，治安的不管铁路，所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两者的交界线就是这马路牙子。
马天民是治安警，一看，嘿，您站那儿真会挑地方，我去管正好越权，要不我找个铁路的警察来？
刚一踌躇，忽听后面有人喊：“抓小偷！”
马天民条件反射地一回头，只见一帮人，举着被褥卷、旅行包，正围着什么咬牙切齿呢。
“有理说理，我是警察，别打人！”马天民“噌”就蹿过去了，他知道那是把小偷围上了，得赶紧去，稍晚一点，打出人命算谁的？
一边喊，一边跑，一边还冷不丁地回了一下头，正看见那位抬起袄袖子擦眼睛—马天民心里“咯噔”一下—那么大个的大老爷们，“噼里啪啦”掉眼泪，这肯定是有大事儿！
马天民好容易把这一帮人摆平，再抬头看，那汉子已经找不着了。
旁边修鞋的告诉他：“自己个儿奔派出所了，我看像媳妇跑了……”
媳妇跑了？不对，我看比媳妇跑了还伤心。马天民摘下帽子吹吹，朝派出所方向走去。
一进门，正看见那汉子坐在椅子上，哭得哞哞的。所里唯一的女警察正拧了条毛巾递过去：“安书记，您擦把脸。”
马天民进来，旁边人都跟他打招呼。前面说了，北京站俩派出所，这边是铁路的，马天民是治安的。他来，属于兄弟单位来人，虽然这兄弟单位没事儿一天来三回，赶上聚餐说不定还带来俩联防，那毕竟也是兄弟单位，跟自己内部的不一样。
这一不一样，那位“安书记”误会了——他以为来的是领导。
只见这位“呼”一下站起来，对着马天民“扑通”就跪下了，“当当当”磕头，嘴里说什么却是含糊不清，大意是警察同志求你了，帮我把钱找回来吧，把姐夫他们都抓起来……
马天民赶紧扶他，心里倒吸一口冷气：以他的经验，这人要是哭，问题还有的商量，最怕的就是这种不哭，车轴汉子看着你两眼冒火似的，一磕头满屋子闹地震的主儿。
“他丟了什么？”马天民间所里的民警。
那女民警轻声说：“他丢了一辆拖拉机。”
“啊？”马天民下意识地往门口看，北京站口丢什么的都有，但是丢拖拉机这种玩意儿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这位安书记，是黑龙江勃利县的一个大队书记。这个地方当时地势辽阔，人口稀少。你别看老安只是一个大队书记，他管的地盘要在日本不比一个市小，在当地也是一跺脚四方响应的人物。这地方的土地还特别好，后来侦破此案的一名侦察员回忆说：“去了才知道，难怪当初小日本那么想要东北这块地方。这儿实在太肥沃了。搁谁谁都喜欢，东北大馒头太好吃了，香！”这地方的庄稼地，种什么长什么，一个人能摊几百亩地，如果照当年的标准，娶不上媳妇的也能划地主。
就是因为土地太多、太好了，出问题了。
因为土地虽好，人不够，庄稼收不过来。80年代初期，农业开始搞承包，大伙儿种地都有积极性，众乡亲一合计，最后有人出招了：咱们凑钱买个“康拜因”吧，那玩意儿一开起来你就可以睡觉了，睡醒了调回头来接着睡。一天的活儿，睡两觉就干完了，晚上回家跟老婆乐和一宿不用打盹。
有人问：“你哪儿有老婆啊？”
回：“俺直接把‘康拜因’当老婆。”
瞧，能跟“康拜因”乐和一宿，东北人是不是个个有赵本山的素质？
慢着，那位说了，啥叫“康拜因”啊？
东北农民问了：“酱紫你知道是啥吗？走召弓虽你知道是啥吗？嘿嘿，这回也轮到俺们教你咋说话了。‘康拜因’啊，就是Combine的意思……”
嗯？这还是80年代的东北农民吗？好像当时农村小学一般不教英语。
还真不是吹的，虽然在网上今天说康拜因很少有人明白，当年的东北农民对它却耳熟能详。
当年叶永烈先生写过一部脍炙人口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小灵通在未来市的大田里，看见一个怪物拉着宽宽的犁铧一路行来，后面的田地就自动插满了秧苗。眼看这家伙慢吞吞地直奔田埂而去，小灵通大惊，喊话无效之后上去一阵乱扳乱拉，终于把这个“危险”的机器停了下来。
小灵通当然错了，这种怪物是带自动驾驶仪(估计是GPS)的，自己会拐弯……
所谓“康拜因”，是一种大型农业机械，能耕地，插秧、播种、洒药、收割，除了没有GPS以外，一切都和这种怪物差不多，是东北农民干活的好家什儿。
我国最初的“康拜因”来自前苏联。后来，美国红色农业专家韩丁到中国，推动的三件农业大杀器—“康拜因”、喷灌和免耕法，此物排名第一。
被两个超级大国推崇的这种东西，究竟何种形象呢？
说起来神秘，其实这东西的构造并不复杂，．一个拖拉机，带着播种机就能干播种的活儿，带着收割机就能干收割的活儿，和玩具市场流行的变形金刚异曲同工，可以极大程度地代替农民的手工劳动。现在有的材料把“康拜因”只称为“联合收割机”，好像是有点儿片面化了它的能耐。
多说一句，既然如此好，“康拜因”怎么只在东北使用得多呢？
这不奇怪，康拜因虽好，但也有缺点：第一，它横行无忌，故此只适用于大块农场，碰到小地块或者梯田这种地貌，它就无能为力了；第二，它需要在田间预留行进通道，对于惜土如金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个令人心疼的浪费；第三，它毕竟是机械化作业，比不得我国农民的传统精耕细作，是要有点减产的。
老萨怎么知道这些？很简单，萨娘当年就是干农机的嘛！那时候萨娘刚调回北京不久，三十几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她的同事也差不多。虽然“十年浩劫”让大多数人生疏了业务，但一旦投入工作，这帮中国人的本事即便是作为朋友的韩丁也没想到。比如韩丁带来的脱粒机，核心部件是个满身是刺的钢辊，这边进去老玉米，上面的玉米粒立即被钢辊上的尖刺抓住，那边出来就是玉米豆和“剥光”了的玉米秸，端的神奇，不过售价也让人吃不消。这种带钢刺的辊子在我国没有生产设备，看来不得不进口美国的了。结果萨娘他们弄了个黑铁轴，叫个焊接青工不断对着上面点焊，一点就是一个尖刺，一会儿功夫就把美国带专利技术的玩意儿给做出来，造价等于进口的干分之一。韩丁先生抱着这铁辊转了三圈，差点儿拿那狼牙棒似的玩意儿砸自己脑袋。
不过，别的东西可以因陋就简，康拜因最关键的部件——拖拉机却不能，这东西只能买正牌子的。
要说现在，如果需要，只怕卖豆糕的都能兼营拖拉机。商品经济中，什么赚钱大伙儿做什么，天经地义。但是在八一年，拖拉机绝对属于供不应求的商品，那玩意儿有钱买不到。
那时候你要买拖拉机，是要一机部批条子的。
农民们对买康拜因非常支持，纷纷表示可以出钱。身为党员干部，安书记最受信赖，负责去找门路，买拖拉机。不能不赞一句，1981年的党员干部，还是很有威信的。
安书记，工作勤奋，待人公平，在勃利这地方深孚众望，也是个能人，但等到了牡丹江，可就心有余力不足了。走组织程序，那还不得猴年马月？当时的干部，腐败不是问题，僵化是问题，拖拉机在库里，审批手续不全，就是开不出来。
跑完了牡丹江跑哈尔滨，一无所获。这拖拉机，上哪儿买去啊？安书记可就犯了愁。这时候，要真能拿俩钱润滑一下，未必不是好事儿呢。
这人要是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不免见人就叨唠。在去沈阳的列车上，安书记碰上一个姓齐的小伙子。听到安书记的苦恼，小伙子说你别急，我认识一个姓葛的兄弟，特有本事，说不定，就帮你给解决了。
“兄弟，那敢情好，可让我怎么谢你呢？”安书记万分高兴。
“成不成还两说呢。”小伙子显得挺实诚。
到了沈阳，小伙子带来了他的朋友。一聊之下，这位姓葛的朋友说拖拉机有啊，直接去北京吧，我姐夫就在北京一机部工作，你们跟我走吧。
后来参加破案的警察说，这安书记最大的问题是半辈子碰上的都是老实人……
这能算问题嘛，老萨这半辈子碰上的也是老实人居多啊。
警察同志说还有半句呢，加上那时候就八个样板戏来回演还没互联网。
就八个样板戏，里面人物都跟脸谱似的，可怜安书记在勃利半辈子，也不知道天下骗子长什么样。要搁现在，别说被骗了，心眼稍微不活泛的外国骗子到中国来，能扛住诱惑不买仨拐带回去就算他有定力。
2 “教授”破案，可比“重案六组”的狠
安书记跟着姓葛的到了北京，果然见着了他姐夫。姐夫上衣兜里别着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大机关出来的。
别看是大机关出来的，对农民一点不嫌弃。姐夫很耐心地听安书记讲这档子事儿，说我们有政策要支持边疆农民的，你不要担心。
但是，申请批条总还得些时日，人家说了，让安书记回家去等。
这样，安书记老老实实就回去了。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心里头有点儿期待，还有点儿焦急。
既然这样，咱安书记怎么又站马路牙子上了呢？
说来话长。终于有一天电话来了，那个姓齐的打来的，让安书记到沈阳。告诉他批条已经拿到了，到北京提货，国家统控物资，紧俏商品，不来拖拉机就得给别人，过时不候。
安书记急三火四，带着钱就去了。先到沈阳，约定一个饭馆请齐和葛—帮这样大的忙请人家吃饭是应当的。吃饭的时候，葛把姐夫邮寄过来的批条拿出来，盖着大红公章呢，安书记当时一颗心就放肚子里了。
接着，安书记去北京，到招待所住下，姐夫来了，俩人寒喧，安书记感谢，姐夫说将来到勃利去玩耍你多照顾。安书记说没问题，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地造……
后面？后面俩人去看货，定下了要哪台，回到火车站前头，找了个饭馆吃饭。吃饭出来，姐夫说你买拖拉机的钱呢？
安书记赶紧把装钱的书包拿了出来，姐夫把手里的烟头一甩，潇洒地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你看，怕你着急，发票都提前给你开好了，你拿着。哦，一机部大楼你没有通行证进不去，你在这儿等着啊，别离开啊，我交完钱拿了提货单，咱们去取拖拉机……
安书记拿了发票，就乖乖地站马路牙子上头了。
说得热闹，这案子多少钱呢？
一万多块。
嘿，那位说了，一万多块？要是在五环路以里买房连一平米都不够，这算多大的案子啊……
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在北京是大案要案的范围。
说三个事儿，您就明白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值多少了。
第一件事，1985年左右，我家一个老邻居去世，留下一千多块遗产，几个子女打得跟范进中举似的，差一点儿动了刀子。
第二件事，破获本案的干警，级别最高的一位，当时月薪43块，这案子的金额，够他不吃不喝攒30年的。
第三件事，本案主犯，最后是给毙了。固然因为其中有别的案子牵涉，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万多块的金额，当时是很重的砝码。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案子派出所根本就没处理，直接交给了市局二处。
市局二处何许人也？
按一位梁家园的老大形容，90年代发生一个凶杀案，报上去后二处来人勘查现场。中间有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女警官，齐耳短发，斜叼一根烟不点，笔记本计算机往膝盖上一放，那边汇报勘查结果，这边“噼里啪啦”报告就出来了。打到中间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女警把烟往耳朵上一夹，过去掰开死者口腔上上下下看明白，然后擦擦手接着打。一晃眼的功夫，那烟，又叼上了。
办了20年案子的老民警，有看傻了眼的……
照这位老大说，那气质真是活像电视里的女捕快，威风直追“炮局四大姑奶奶”—一看就是二处的种儿。
二处，专门负责北京市凶杀、强奸、抢劫等重大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支精兵队伍，其他部门对他们算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这帮人的确能办案子，恨的是这帮人装备好、手眼通天，什么案子到他们手里，别人就只有协办的份儿了。
这一次，二处来的倒不是哪位姑奶奶，来的这位探长在北京警界里绰号叫“教授”。
“教授”，听着新鲜？您别觉得新鲜，警察里头的外号你想不到有多洋气，有一位80多的老大，当年居然叫“柯南”……
“教授”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后来真的当了教授，在公安大学讲刑事侦查学，也不知道老爷子如今退休了没有。
办“林海雪原”这个案子的时候，“教授”还不是教授，但已经教出了不少学生，这个案子的细节，就是从“教授”的一个学生嘴里掏出来的。这位如今的刑侦专家，谈起老师来佩服得五体投地。
何也？
他跟“教授”学徒，还是在70年代。第一次接触，是因为一起跟踪追击的案子。公安机关接到消息，有一名杀人犯潜入北京，住址不明，但他哥哥正从外地赶来与他会面。
有了这个线索，跟着案犯的哥哥走，顺藤摸瓜，显然是非常好的办法。在当时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只能靠人跟了。但是，案犯的哥哥也是劳改释放分子，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跟踪，切不能打草惊蛇。
于是，一帮菜鸟就只能当看客。“教授”骑一辆自行车，亲自出马跟踪。
也就一天，跟上，找到窝点，破案。
案犯的哥哥十分疑惑：我已经非常小心了，反复注意身后，确实没人跟踪我，怎么还让人给端了呢？
“很简单，我不在他后面，而是在他前面啊。”
原来，看到跟踪对象上公共汽车，“教授”立即加快速度猛蹬自行车，先到下一站站牌前面十来米处等着，看到下车人中没有跟踪对象，再立即接着快蹬赶向下一站。跟踪对象只考虑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是在前头！
要不是公共汽车，这个战术就没法用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往哪儿开，不可能到前面等着；第二，你不知道它会不会中途开门，把人放出去；第三，如果不是公共汽车每站必停，“教授”累吐血也追不过它啊。
从汽车上下来的跟踪对象，确认车上、车下没有跟踪的，所以很放心地前往窝点，结果轻易被抓。
接着说，“教授”接了这个案子，安书记把情况叙述一遍，事情很快就有了大致的轮廓：批条，假的！发票，假的！一机部查无此人，去看拖拉机……那拖拉机是铁路货场里等着运输的，他们就在铁丝网外头看看，说这个拖拉机行吗（警察说了，你倒是进去看看啊）。案犯利用了安书记他们急于买拖拉机和信任公章的心理。
侦察员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诈骗案，但作案手法纯熟，应属屡犯。齐、葛二人的家应该在沈阳，而那个姐夫的家是在北京，并且离北京站不远。
其实，一开始，就错了方向。
侦察员向安书记间案件过程，“教授”是从另一个案子现场赶来的，到得比较晚，拿了根烟在旁边听—当时二处的编制是一处分十组，“教授”是其中一组的组长。
现在一说《重案六组》大家都知道，当初二处的确有个六组，不过这真实六组的案子没法拍，因为他们对口的案子都是杀七个宰八个的，太血腥，对社会影响不好。我看倒是“教授”他们这边好一点儿，安书记虽然急得半死，到底不是没出人命吗？
那位给“教授”当过学生的老侦察员听了脸上变色，说分工哪儿有那么明确的，这跟挑西瓜不一样，赶上什么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最拿手的，其实是破碎尸案-—北京第一起远程碎尸案，就是“教授”带人破的。那案子，可比六组的狠，啧啧，你等我给你找份材料看看啊……
说着，就开始找。
看人家忙活，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情。
有一次碰上作家黄晓蜂，说他写129师骑兵团写出个麻烦来：《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成书之后，有人告诉他北京军区有一位老领导到处拍桌子找一个叫“黄员外”的，也不知道要干啥。老黄一听这老爷子的名字就有点儿含糊——这老爷子的大名在129师骑兵团如雷贯耳，冀南突围的时候抡马刀追着鬼子骑兵砍出好几里的主儿，据说脾气暴得很，跟唐朝那梁建方似的，他找我干吗？
总不是有双胞胎闺女要嫁我吧。
可是又不敢不见，人家威望在这儿呢，以后说句话全国的骑兵见我就拿刀砍，我还活不活了？
见面，老爷子果然暴得很，三句话没说完就奔正题：那谁谁谁明明是我一枪放倒的，你娃怎么给安老刘身上了？
是这件事儿啊，老黄赶紧解释：这是为了突出重点人物，所以把几个人的事迹放在一个人身上了。给您道歉，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不然，这书就写散了……
一边说一边纳闷：那谁谁谁也不算什么大人物，一个小情节而已。这样的主儿你干了也不是三个五个，毙也就毙了，60年了还死揪着他不放干什么？
说了半天，老爷子才面色稍缓，算是认可了。末了冒出一句来：“就是嘛，那是我们四连干的，怎么能算到一连头上呢？”
“嗯？！”老黄这才恍然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忌讳—129师骑兵团里，一连和四连是最能打的两个连，两个连打起鬼子来生死与共，可下了战场不但连长战士见面要杠肩膀，连四连的马看见一连的同行，都要咬两口。
都60年了啊！
老黄说这事儿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一个当过兵的，听着光“哩嘿”地乐，下来说：“这样有荣誉感的部队啊，才他X的有战斗力！”
看这位老侦察员的架势，二处里边几个组，关系也跟八路的骑兵团差不多。
言归正传，“教授”听案在二处出了名的文明，一根烟点着，似睡非睡，干警跟他汇报也是这个劲儿。换张良基……有人背后说张局那嗓门不叫嚷，叫“咆哮”，隔两层楼茶杯都能让他震得蹦起来。
但是“教授”可别说话，他一说话就有人要倒霉……
你说你不在现场，那拿XX的内裤套脑袋上做鬼脸的是谁啊？这是嫌疑人要倒霉了。
档案室下班了你就回来了？你怎么不给他们管理员打电话让他过来？你还知道自己是当警察的啊？这是侦查员要倒霉了。
这回，安书记案情说得明白，有警察已经开始低声归纳结论了，“教授”听着听着忽然冒出一句来：“现场勘查了吗？”
现场？这案子有现场吗？周围人都一愣。
“教授”二话不说，拿起衣服就往外走：“就他（一指安书记）站那地儿，我去看看。”
北京站的马路牙子，干人踩万人过，这还能勘查出什么来？有侦察员赶紧跟上，满脸的不解。
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儿粗暴，“教授”微微一笑，说了一句：“我知道那地方，三不管，搞卫生的一天也不去一次，去碰碰运气吧。”
到了地方，过往的人只怕没一千也有八百了。洋灰地砖的地面，四面全无遮拦，照安书记说，和姐夫在这儿不过谈了几分钟，能有什么留下来的？
看到地面一片狼藉，不似打扫过的，“教授”吁了一口气，
跟着“教授”的侦察员脑子灵活，略一回忆，忽然心有所动。
就在这时候，“教授”已经取出镊子，从地面上夹起一个烟头来，仔细看过，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拿出证物袋装了进去。
侦察员看看“教授”，瞳孔有点儿散大。
“教授”乐了：“你猜出我找什么来了？”
侦察员点点头，说，“对，我猜您是来找那姐夫扔的烟头，安书记不是说了嘛，姐夫把手里烟头一甩，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
孺子可教也，“教授”乐了。别奇怪咱们警察这样说话，北京这地方是全国文化中心，警察碰上贼都会调侃几句。
我认识一位警官，当年抓过一个被通缉的唐山骗子。
两人遭遇以后，警官怎么看这位怎么像通缉令上的，基本确认后开始盘查。这位咬着后槽牙愣冒充北京扛大包的顶了七八个回合。为什么咬着后槽牙呢？不咬他口音就露了啊！
等到这位把“马家堡(pu)”念“马家堡(bao)。，照他的口音念马家PU准走音儿。警官说你念得不对，这位还硬跟警官讲理呢：“您不知道，北京还有一个地方叫马家堡(bao)……”
警官说，你把左边的鞋脱下来给我看看。这位就脱了，递过来给警官。
警官抄过鞋来，照屁股就是一下—我叫你还矫情，我住北京30年也没听说过北京还有一个马家堡(bao)!打你个朽木不可雕也的！
这骗子这才发现上了当，要打，这文文静静的警官翻了脸比土匪还狠；要跑，一只鞋没了，他又不是赤脚大仙！剩下的只能用唐山味普通话连连告饶：“达（大）哥，倭（我）错了，达（大）哥，饶了倭（我）吧。”
北京八九十年代的警风，这也算一个侧面。
但是，这侦察员挠头问道：可这地上这么多烟头，您怎么知道是这个呢……
是啊，这块地上足有一百多个烟头呢。
“教授”笑了，晃晃证物袋，说，就是它，因为我知道它跟别的烟头都不一样。
一百多个烟头，一抬手就把要找的那个找出来，警犬都没这个本事，“教授”难道比狗还厉害？
废话，“教授”当然比狗厉害！你换那狗上台讲个课给大伙儿听听？拿“教授”跟狗比，这怎么说话儿呢？
这事儿说来其实简单。那年头人都不富裕，一只烟要抽到手都捏不住才会丟掉。围棋名将过惕生先生还有个绝招，能把新烟和快烧完的烟头连接起来，喷云吐雾，仿佛不断。所以，无论比赛中抽多少烟，永远只有一个烟头。
这个古怪的现象曾令与他对阵的日本棋手百思不得其解。
而那个行骗的姐夫，拿到钱以后立即把烟甩了，正好抽剩一个烟屁股的可能性极小。在这一百多个烟头中，夹杂着一根只烧了半截的香烟，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教授”的注意。
“教授”人多谦虚啊，说，我这是运气，运气。
可不是，一百多个烟头里，只有一根跟别人的不一样，是运气；烟头落地，就把火撞灭了，没有继续烧，也是运气。
破案有时候是需要运气的，但是光有运气可不够。北京“炮局四大姑奶奶”，有一位专门给人看手相的。有一回看来看去，也没找到合适的，队长说看来是个新手干的，算了，找找别的途径。人家姑奶奶是个慢性子，抿着嘴琢磨半天，也没舍得把那指纹放下，说，那怎么成呢？我再找找呗。
半个月以后，姑奶奶拿着一份档案就来了：“您看，是不是这小子？”
一枚指纹，破获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案犯正好留下过指纹，可谓运气好，但要是没有这么个慢性子的姑奶奶，也许，这线索就放跑了。
烟，不是什么特别的好烟，连过滤嘴都没有。“教授”看着烟头，苦笑着摇摇头。
助手问了，说这不是线索吗？
“是啊”，“教授”不情不愿地说，“可这线索一来，离破案就越来越远了。”
“为什么啊？”
“你说呢？”“教授”把烟头递给侦察员，意思是考考他。
侦察员左看右看，得出一个结论来：东北牌子，北京应该没卖过。
对。我估摸着，这姐夫根本就不在北京工作，这仨人都是从东北来的，在北京找人，没戏。
唉，您这可就武断了吧。侦察员大着胆子问道，一根烟头说明不了问题，也没准是别人送他的烟呢。
“你以为我是看见烟才这么琢磨的？那就是一个验证。”
“那……”
“四个人第一次出去吃饭，谁掏钱？”
“姐夫啊，他说尽地主之谊。”
“他们在哪儿吃的饭？”
“北京站口对面，一饭馆，我去看过，后来安书记请客，两回都那儿。”
“哦，本地人请客吃饭，有在火车站门口的吗？”
……
是啊，一般来说，无论哪个城市，火车站口的饮食都不太让人恭维。
一个细节可能是巧合，两个细节都对上，巧合的概率就不大了。
北京这边也留人查查，不过姐夫在北京工作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觉得，这仨都东北的，分头来北京给咱书记下的套，那查起来可就……“教授”摇摇头。别人越找线索离破案越近，他可好，把案犯追东三省范围去了。
这可怎么找啊？
“不过……”“教授”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言语。
后来谈到这案子的时候，“教授”跟侦察员说这是一教训，再多想一步就海阔天空，自己呢，多想了半步，没往前琢磨。
“教授”想的是：这仨小子可够胆儿大的，要是那安书记不上当，来回的火车票，可也不是一个小数呢。
这是怎么回事儿？案子破了，才恍然大悟：其实，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不管怎样，排查，与东北警方联系，找这三个人，工作开始进行，嫌疑人在划定……
可是，这种异地作案，蜻蜒点水式的犯罪，破起案来如同大海捞针，确实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首都警察虽然厉害也不是神仙，一来二去，一个月过去了，除了一堆结论被否定之外，没有任何进展。
安书记呢？
安书记是死活不回去了。
无颜见江东父老啊，那点儿钱，有一块的，还有五毛的，全村人家里能拿得出来的，差不多都在这儿了。灰头土脸地回去，老安不寻短见也得窝囊死。
警察也是讲情理的。北新桥有个侨办，是二处的协作单位，就把安书记放那儿了。白吃白住， 算起来，一个月也不少钱呢。
谁叫人家在北京让骗子给骗了呢？那时候这样的案子不多，警察们还有点心存歉疚的意思。
问题是，安书记并不是很领情，每天吃完了饭就蹲在门口等警察，眼睛越瞪越大。半个月以后，就奔铜铃那么大去了。
侦察员们隔三差五去看一次，都有点儿含糊，有人说这老头别是要出事儿吧。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没过两天，忽然有人打电话到二处来，点名要“教授”接电话。
教授拿过听筒一听，是地安门派出所的，
出什么大案子了？
没有。人家就是告诉他：“那安书记，让我们给抓起来了，你们过来看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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