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龙行天下

社会形势太混乱，
只能关心结婚缘，
最后找了嫂姐姑，
小月认了干亲缘。

林翔云

第三十二章 兄弟齐办厂
同学告诉我黄丹萍的爸爸调动到县二中教英语，他们全家租借在中学外面一个农户家里。又听说丹萍已经嫁给一个香港的阔佬，那阔佬是个吃喝玩乐嫖赌饮五毒俱全的家伙，结婚不到一个月就露出真面目，每次喝了酒或者赌输了钱就回家打丹萍出气，丹萍有几次自杀未遂，每一次都被人抢救过来了。
我连夜去到黄家，先到黄老师的房间里向黄老师道歉：“老师，我非常对不起您，写了您的大字报，给您带来灾难了。”
黄老师说：“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呢？”
也许老师真的忘记了，也许他故意不提这事，但我还是要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忏悔，不管有什么理由，我都不应该写您的大字报。”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了。”
我稍稍放心，就问师母：“丹萍呢？”
师母说：“她刚好也在。最近情绪很不好，你去劝劝她吧。”
我到丹萍的卧室里，看到她显得很憔悴，脸色苍白，我搜肠刮肚地想找些话同她聊聊，却好几次张口了还是说不出来。丹萍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看得我心发慌。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静静地坐了很久，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走了，你保重！”
丹萍嘴巴动了一下，又抛下一句：“我恨你！”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丹萍。
国人相信天人合一，认为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是偶然的，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断言：中国的文革运动始于地震——一九六六年的邢台地震，“也将终结于地震”。果然不假——唐山地震的第二天侯“司令”说他昨夜偷听“美国之音”，说是那位文革的发动者在地震时由于“受到惊吓”，在“极度的恐惧”下呜呼哀哉死了，中央政治局开紧急会议决定暂不公开，待地震事情办妥了再公布。于是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报纸上报道唐山地震的每一次“进展”，有一天看到《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大标题是“唐山人民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夺取抗震救灾的伟大顺利！”侯说，快了快了。又过了几天，电台里响起哀乐，我们马上断定“美国之音”的预言应验了！
在全国“哀悼”期间，我同陈丽到厦门，路过泉州时，在大街上一群小混混穿着黑衣服，带着黑袖章，只要见到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孩子就上前去，指责她们“为什么不带黑袖章？”“为什么不穿黑衣服？”“为什么胸前没有小白花？”“为什么还有心思逛街？”等等，乘机调戏、侮辱女孩子，那些女孩子被他们吓得哭了。
我很气愤，说：“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这样无法无天！”
陈丽劝我算了，不理他们。
因为陈丽，也因为要赶时间去乘车，否则那天肯定要“出事”。
我不想参加任何“悼念”活动，就躲到一个偏僻的农村，但还是看到“贫下中农”们被集中到大队部，“呜呜呜”地哭个不停，好像真死了老爹一样。我问一个老农：“你们真的那么伤心吗？”
老农答道：“哭一哭工分照拿，省下多少体力，为什么不要呢？”
说实话，我真想邀三两个知己到哪里喝酒去，但没有人“回应”。
毛走了，可是邓还没有“上来”，街道上还是贴着“批邓反击翻案风”等标语。我们都知道这仅仅是“过渡时期”，“该来的总会来的”，静静地等待着机会。
陈一分被调到乐东公社当党委书记，谁知乐东公社的知青们早已探听到他的劣迹，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借故在路上把他揍了一顿，又带到乐西大队批斗一番，说他是“陈伯达的残渣余孽”。
陈怀疑这事同我们在观侨公社办化工厂有关，也怀疑到我头上来，就在县里（他几乎不敢下去公社当他的党委书记了）到处散布我办“地下黑工厂”的事，没想到这倒“成全”了我——
康梅公社办了一个化工厂生产肥皂，技术不过关，请我去当技术顾问，我带着三弟去了几趟，帮他们解决了设备、原料等难题——我提出可以用精制后的“地沟油”和石蜡氧化得到的合成脂肪酸作主要原料生产优质的洗衣皂，又培训了几个化验员，化工厂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三弟留在厂里替我当了技术员；
红来食品厂每年需要大量的饴糖、葡萄糖浆和果葡糖浆，经常买不到，请我去帮他们“想想办法”，我很小的时候就吃过外祖母自己做的麦芽糖，我妈妈也会做，只是长期以来家里经常穷得没米下锅，到最近生活稍稍改善偶尔才做一点吃，我详细看我妈妈怎么用传统的方法制作麦芽糖，觉得用糯米做太浪费了，改用这里大量出产的价格相当便宜的木薯干作原料，又用淀粉酶和麦皮代替大麦芽做催化剂水解生产，取得成功，而生产成本大大下降。于是我带着五弟住进食品厂里，再做了几个实验，筹建了一个车间生产各种水解糖，起初只是食品厂里自己生产使用，后来生产量大到使用不完，干脆扩大生产作为几个“新产品”出售销到全国各地去，五弟也成了食品厂的技术人员；
兴南大队派了一个“队委”陈星来请我去帮他们“办个化工厂”，这陈星本来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一口答应，用一个刚刚完成的实验在这个大队新建的工厂里生产农药敌敌畏获得成功，陈星当了这个化工厂的厂长；
建中县企业局副局长黄洛朗也是古镇人，当过国军排长，也当过解放军连长，经历很像王家枚。是他带兵“解放”了建中县，“土改”时当上了县土改队队长，经常跟我们讲“剿匪”时的一些趣事。记得他讲过睡野猪窝的事——“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为猪是脏的，野猪窝可是比现在的五星级酒店还要高级！”他说。
我们问：“没有臭味吗？”
“哪有？野猪绝不会在自己的窝里大小便的。野猪的床真的很高级——比人睡的短一点，宽一些，下面铺了几层木头，中间是茅草，最上面是几十公分厚的‘铺地蜈蚣’草，这种草比美国军队的毛毯还要高级，人躺在上面那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
“野猪回来怎么办？”
“你如果真想在猪窝里睡一觉的话，就准备一根木棍，把一端削尖了，野猪在傍晚会回来，它不像人一样走进来，而是屁股先挪进来，这时候你用那尖木棍对准它的屁股扎一下，它会逃走，但过一会它还会回来——毕竟这是它花了多少劳动才建立的的窝啊！等看到它的屁股时你再狠狠地扎它一下，从此它就不回来了。”
“为什么呢？”
“野猪以为它的窝里有蛇，它怕蛇。”
本来黄还会升官的，但有人专程到古镇查他的家史，说他爸爸是富农成分，结果不让入党，官也只能当到副局长就升不上去了，但是建中县几乎所有的干部们都知道这个县城是他“打下来”的，所以每一任的县长都很尊重他，甚至县委书记还常常让他主持县委的一些工作会议——忘了他连党员都还不是呢。
黄也想在建中县创办一个新的化工厂，我提出一个全新的“复分解法生产磷酸二氢钾”工艺，在这个县筹建的“第二化工厂”里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由于新工艺比原来其他厂采用的“中和法”工艺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制造成本低了将近一半，原料容易得到，设备也比较简单，又不容易被腐蚀折损，所以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大嫂跟着我学了一点化学知识，代我在第二化工厂当了技术员，负责全厂的技术开发和质量管理工作；大哥当了销售科长，带着新招聘的业务员走南闯北推销，后来工厂越办越大，产品供应大半个中国，县里的领导们也拈光，与第二化工厂一起扬名。
有一次县委书记主持开表彰大会，所有与化工厂有关的人员都有奖励，升官的升官，得利的得利，表彰的名单上唯独不见我的名字。黄副局长问县委书记：“按理说云的贡献最大，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化工厂。怎么奖励他呢？”书记说：“他的户口现在还在农村，像他这样的知识青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居民户口，我们只要把他的户口弄到县城里，他就一辈子感恩不尽了”。
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说：“办一个全国知名大厂之功全等于一个居民户口，那全县几万个居民可以办几万个大企业了！告诉他们，我不要什么居民户口，但化工厂的技术我还是会支持下去的。”
县副食品公司张经理告诉我，他们每年屠宰猪、牛、羊等产生大量的骨头，都是堆积在屠宰场的简易仓库里，放久了臭不可闻，被附近的居民责骂。量多的时候就运到乡下给农民烧成骨灰作磷肥用，烧的时候也是臭气冲天。我说：“牲骨是非常宝贵的化工原料，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张经理就把我请到副食品公司，指导公司的几个年轻人包括我四弟做实验。
经过几个月的试验，我提出一个“牲骨综合利用”方案给张经理，张打了报告上去，不久，一个牲骨利用工厂就诞生了——我们利用牲骨生产出了骨胶、明胶、胶原蛋白、磷酸氢钙、磷酸、磷酸二氢钾，副产大量的骨油也用来生产肥皂，这些都是当时市场上非常紧俏的商品。生产一段时间后，牲骨的供应成了问题，张经理带着几个人到省内外四处收购。四弟也成了工厂唯一的技术员。
我带着兄弟们到处帮别人办厂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社对企业”还是个“新名词”，它与“地下黑工厂”、“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尾巴”、“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紧密相关，社会上流行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街道上到处张贴的标语还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抓去坐牢。所以，兄弟们不管办多大的厂，不管工厂赚多少钱，都只拿一份微薄的工资，不敢有任何奢想。即使如此，全家的生活还是改善了不少——“饥饿”两个字从此离开我的家。
“八派”再一次掌权后，陈知笔死里逃生，调到民后县当书记去了——据说在他入狱期间，曾有几次差点被抓到古镇“批斗”，果真这样的话，肯定被古镇的“老太婆们用锥子扎死在街上”——这是古镇流传了上千年对作恶多端者最强烈的咒语。
“战派”人们树倒猢狲散，程东公社社长林明闵和党委书记郭华东一起逃亡，后来走散了，郭华东被抓回程东，据说林明闵跑到香港去了。梅林公社党委书记黄敦亚是“战派”一个小头目，自认为“没干过什么坏事”，坐在家里老老实实等待被抓。古镇有一个木器厂厂长王维持，也是“战派”骨干，他喜欢听南音，常常在半夜里教手下人用高音喇叭放南音歌曲，吵得全镇人们都睡不好觉，骂他“不得好死”，没想到一语成谶，王维持、郭华东、黄敦亚同一天被枪毙，临死前喉咙里都被插了一段竹筒——比后来报导的张志新还痛苦，说是怕他们在公审大会上“呼喊反动口号”。
陈一分后来又被调离乐东公社，离开前对准备接任他的党委副书记戴华说：“云到处办地下黑工厂，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你们千万不能请他来办厂！”
谁知第二天戴书记马上派人到东兴大队请我，明确要我协助“自己的家乡”——我的户口还在那里——办一个“大一点的工厂”。我到了以后，戴书记把全公社的大队长、支部书记都叫到公社“开会”，要我给他们“讲讲办社队企业的好处”，并带着他们和我一起去看了几个山头，规划办厂的“蓝图”。
我受宠若惊，花了一年多时间，果真办起了一个不小的化工厂，生产几种当时各行各业急需的胶粘剂。工厂顺利投产后，产品几乎是以产定销，供不应求，生产规模一再扩大，我的六弟也进厂当了技术员，因为掌握着各种胶粘剂的配方，所以一直领着比厂长还高得多的工资和奖金。
乐东公社靠着这个化工厂起家，在我的建议下又办了几个小厂，财源滚滚，省报记者闻讯来采访，写了一个长篇报导，轰动一时。

龙行天下

四人帮们倒了台，
社队企业纷纷开，
小伙领了全家人，
到处帮忙脱贫来。

林翔云

第三十三章 艰难的选择
全国恢复高考时，我也想参加高考，几个老师都说：“你的知识早已超过任何一个大学生了，不如等明年开始招考研究生时报考研究生”。我想想也对，暂时“按兵不动”，却强迫我六弟辞职到侨办中学复习准备参加高考。由于六弟已经领着“高薪”，所以我妈妈反对他辞职，我动用了许多亲戚朋友来我家给我妈妈“洗脑”，又让一个亲戚去化工厂顶替我六弟享受“高薪”和高待遇，妈妈勉强同意了。
六弟不负众望，考上了省高等工业学校。
又过了几个月，果然有几个大学开始招考研究生，我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中国科技大学里）近代化学系张木生教授的研究生，看了一下考试科目，“基础课”、“专业课”自己觉得都没有难度，就是“政治”和“外语”没有把握。
按中学时的经验，我觉得考“政治课”自己还是“有办法”的——考前突击几天背一背政治术语，拿个“及格”应该没有问题。英语确实较难一些，毕竟我只在初中时念了三年英语。所以备考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英语里，别人是复习，我可是“从头学习”啊。
我先用一本科技英语词典测一下自己已经掌握了多少单词——翻开词典的第十页、第三十页、第五十页、第七十页……每隔二十页翻出一页算一下多少单词，自己已经掌握多少，直到书末，用加法算一下翻开的书页里总共有多少单词，自己已经熟悉的单词有多少个，后者除以前者再乘以整本词典的词汇总数，得出自己掌握的单词大约数，临考前再用同样的方法测一次。
真是不测不知道，一测自己也吓了一跳：在短短三个月的业余时间里——白天我负责的技术工作还是极其繁重的，只能在深夜里挑灯夜战——我硬是“啃”下了六万多个英语单词！付出的代价是两眼都近视了，不得不去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
附近的农民告诉我：这里普遍使用的一种“钠镁肥”听说是盐场的苦卤提取氯化钾的副产品，施在农田里好像看不出有什么肥效，而且还有让土壤盐碱化的可能。我帮他们测定“钠镁肥”里钾、钠、镁、硫的含量，有一次测定后的溶液过夜后出现大量的结晶，我测出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钠，结晶体就是纯净的芒硝。
古镇公社的企业办主任陈嘉叡是陈高产的堂弟，与侯斌私交甚密，也认识我，来东兴找侯“司令”时看到我正在做“钠镁肥提取芒硝”的实验，询问实验的“价值”。我说：目前全国硫酸钠非常紧俏，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可以办个化工厂大量生产，沿海地区这种原料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陈嘉叡高高兴兴地回去汇报了。
陈丽全力支持我做实验，也支持我考研，所有的家务都不让我“插手”，从无怨言。每天晚上我在煤油灯下看书，她坐在旁边的床上缝补衣衫。我故意问她：“你希望我考上研究生呢还是希望考不上？”
她的回答是：“考上我当然高兴，考不上我也一样高兴”。
“不怕我当陈世美?”
“你如果当陈世美，我就当秦香莲！”
终于等到考试的那一天，我一次次轻松愉快地答完所有考题、早早地交上考卷，心想这研究生的考试怎么这么容易？难道真有“贵人”相助？
制取芒硝的实验获得成功，我把“喜讯”告知陈嘉叡，并说了一句：“如果家乡要办化工厂的话，可以考虑这个项目。”
过了几个月，中科院研究生院通知我到合肥面试——那一年的所谓“面试”，说穿了是怕各地“作弊”，让导师与考生见见面。通知书发到我所在县的教育局，全县只有我一人通过研究生笔试，县广播站当天晚上在“全县联播节目”中以“重大新闻”“头版头条”报导了我“考上研究生”的“大事”，教育局奖给我四十元作为去合肥的路费——这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因为在这个县里前所未有、史无前例。
镇政府特批给我换了几十斤粮票，我到粮站拿到“地方粮票”又到“黑市场”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因为这“地方粮票”一出省就不能使用了。乘火车“硬座”到了上海，再转到合肥，进入科技大临时的研究生宿舍，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们共一百七十一个，大家交流着各地的新闻和故事，让我大开眼界。
那一年考上的研究生绝大多数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平均年龄三十五岁，有许多已经四十岁了，我才二十六岁，显得特别年轻，引人注目，但看到“少年班”的学员们只有十一岁到十五岁，我又羡慕不已，想想十二年前要是有“少年班”的话，也许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一天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制片厂来科技大拍摄少年班的新闻纪录片，我们都赶去现场观看拍摄，导演请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提一个“有点难度”的问题让年龄最小的谢彦波在黑板上当场解答，据说导演要那位指导教授事先跟小谢“沟通”一下，以免拍摄现场“出丑”，“不好收拾”，但指导教授不干，坚持要“拍出百分之百真实的”纪录片，结果小谢在黑板前面对着老师出的数学题想了好几分钟，也许是紧张或者什么缘故，一时竟答不出来，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和其他制片人员急的团团转，我看到指导教授额头也开始冒汗了，我们作为旁观者也跟着着急——要知道那时候拍电影是真正的“烧钱”，拍不好的话，单单浪费掉的进口胶卷听说就要几万元人民币！
终于等到小谢想明白了，只见他从容不迫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很快就写下了正确的答案，几百个人才松了一口气。我想，一场“浩劫”虽然让“老九”们吃尽了苦头，但还是有那么多有骨气的人保持者傲然正气，看来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第二天校长与全体导师、研究生座谈，不知怎么的竟讲到我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从初中生直接考上科技大的研究生（另有两个只念过高中没有上过大学，但都是文科），特地请我讲自学的经历，令参加座谈的师生们赞叹不已。
来自广东的潘岩与我同时成了张木生导师的研究生，这一年已经三十四岁，1966年时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江油一个兵工厂当技术员，孩子都十岁了，考研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命运”离开那个偏远的山区，对报考的“研究方向”并不太感兴趣，但很有“活动和组织能力”，我说他最好去当官，不要搞“研究”。他也觉得我“不需要”念研究生，在沿海地区“做生意更好”，但他又非常欣赏我，一再要求自己的孩子“以我为榜样”。我们两人成了挚友。
星期天张木生等教授带着我、潘岩等十几个研究生到逍遥津公园游玩，有一个年纪较大、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也跟着去，与大家玩得不亦乐乎。中午时研究生们热得脱了外衣，随手扔给那位中年人“保管”，那人默默地给大家提着衣物，还主动去买西瓜让研究生们解渴，又忙着给大家拍照“留念”。
回校的路上，张教授问我们：“你们知道那个中年人是干什么的吗？”
几个学生同时回答：“学校的工友呗。”
张教授笑着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然教授！刚从北京过来，本来不想带研究生的，现在看我带得这么起劲，可能改变了主意，今天来的目的是想‘挖’走我一个学生。”
研究生们吓坏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在想：谁被李教授看上了准倒霉！
李教授看上了我，真的向张教授“讨要”我这个研究生，张“忍痛割爱”、很不乐意地“给”了，于是我成了李然唯一的研究生，后来我们也成了忘年之交。
李然唯一的掌上明珠、宝贝女儿李佳琪在安徽一个偏僻的农村插过队，现在是个“工农兵学员”，在合肥工业大学念“大三”，星期天要我“陪她”逛街购物，我不敢不从命，小心地陪着她走了“四牌楼”附近的几条街道，进了几个服装店，还是“选”不到满意的衣服，又被李拉去逍遥津公园玩。
我们坐在公园里一个长凳子上，我问：“我一直想不通，你怎么会被‘贫下中农’‘推选’当‘工农兵学员’呢?”
李佳琪笑了：“我爸爸有个得意门生在合肥工大当教务主任，大前年去我插队那地方招生，就把我招进来了。爸爸也是为了我的前途才决定全家从首都迁到这么一个省会来的……都是他看不清形势，要不然我等到去年参加高考顺顺当当地上大学，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瞧不起。”
我说：“谁瞧不起你了？”
“我们学校里那些恢复高考后考上来的学员呗。他们整天把我们当笑柄，说我们除了喊口号、‘搞政治’、搞‘阶级斗争’以外，什么都不会。其实我们‘工农兵学员’中也有学得很好的。”
“我知道是有一些工农兵学员也很有志气，克服种种困难，硬着头皮啃书本，想干一番大事业。但确实有人真的不行，让他们念大学是强其所难，听说也有跳楼自杀的——浪费了名额，也害了自己。”
“我爸爸最喜欢像你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非常欣赏你的自学精神，说是你很快就会超越他的……我很早就下决心，以后嫁人就嫁一个能超越我爸爸的人。”
我听她的话里有些“暧昧”，就从怀里取出一张小孩的照片给她看。李问：“这是谁的孩子？”
我回答：“我的”。
李默然。过了许久才说了一句：“我们学校里那些刚考上来不久的学员，已经有好几个把家里的‘原配夫人’休了。”
我说：“不至于吧，毕竟‘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嘛。”
“你想一想，插队时看不到前途，生活又那样困苦，随便找一个相伴的。上了大学，以后肯定前途无限，‘原配’跟得上吗？”
“只要两个人相亲相爱，互相帮助，慢慢就能同步的。”
“你爱人是初中生吧？”
“当然。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嘛。”
“初中生哪能跟你比啊，就是现在科技大学里所有的研究生也没有一个可以跟你相比的。你跟你爱人层次差太多，爱好、兴趣肯定也大相径庭，你写论文她不能帮你，也不能欣赏，甚至连看都看不懂；她喜欢的你肯定也不喜欢。这样活着多累啊。”
“据说冥王星的发现者汤姆勃名闻天下时还没有结婚，人们都以为他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闺秀，当时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写信向他求婚，说‘我们两个如果结合的话，生下的孩子有我一样的身材、你一样的头脑多好啊’，他的回答是‘如果生下的孩子有我一样的身材、你一样的头脑怎么办？’后来他娶了一个几近文盲的乡下女子帕特丽夏为妻，还把他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妻子名字命名。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才是最幸福的。”
“……”
从此以后，李佳琪见到我时只剩下礼节性的问候了。
有一次我和几个研究生一起在李然的指导下做“气相色谱”分析，这台设备是进口的，在国内算是“非常先进”了。有个摄影记者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照片经过一位有名的画家“改造”以后，成了一幅招贴画，取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贴满了全中国城乡的大街小巷，。“分析化学”、“气相色谱”等于“四个现代化”，鼓舞了多少有志青年从此与化学结缘。
古镇公社和陈嘉叡一起来信说“芒硝项目”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确定要“上”，县里也支持，请我回“自己的家乡”干一番“大事业”——当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长是我念小学时的数学老师高昌荣。我写信征求父母和家人们的意见，父亲回信说“家庭经济虽然极其困难，大家还是尽量克服，度过难关”，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极其”两字，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学业”回家。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李教授时，李说：“我想不到你会‘半途而废’，前几天我已经同美国一个研究机构联系好，想让你明年去美国……你再考虑一下吧。”
我说：“我从小就佩服、欣赏侯德榜等人实业救国的精神，现在有机会施展拳脚，还是回去试试吧。”
李教授见我主意已定，只好对我说：“你把有关的教材和参考书籍带回去，我日后还会寄一些资料给你，学位论文你现在就开始拟定，我帮你完成它……我想今后学位还是有用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科技大学、李、张等教授和同学们，回到古镇，又投入到我的“化工生涯”中去。

龙行天下

顺利报考研究生，
著名教授带他行，
美女引诱不动摇，
为了家计退学存。

麻沙老农

初中生考上研究生，果然是青年才俊。

林翔云

第三十四章 秀才遇到兵
我设计了一个利用盐场苦卤制氯化钾的下脚料年产数万吨无机盐的化工厂，让刚招聘来不久的几个助手按我的图纸建设厂房、购买设备，自己又忙着编写长达几十万字的供技术员和工人们培训的教材（后来整理成书交给化工出版社正式出版）；招来几个高中生当化验员，培训几天以后就让他们到各地盐场取样来化验；设备陆续到了以后，又忙着安装、测试，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瘦了几斤肉。
工厂设在离古镇街道三公里的一个小山坡上，我把自己的家安顿在新建的厂房里，说不清是“以厂为家”还是“以家为厂”。陈丽也当上了化验员，我们都一心一意地想为“四化”立下“汗马功劳”。
林霍金听说我放弃学业回家乡办厂，就来到古镇，看到我一个人没日没夜在“张罗”着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心疼地说：“你别那么拼命，工厂又不是你的。干好了功劳归大家，干不好全是你的责任。我的岁数比你大一倍，看的多了，真的，你这是背着儿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
原来在东兴化工厂时，有一年林霍金的岁数恰好是我的两倍（我二十四，他四十八），过了几年，他还以为仍然比我“大”一倍呢。我说：“等到你一百岁时，我才五十岁吗？”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林霍金告诉我：“听说中央正在讨论让私人可以办工厂，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可要做好准备了。”原来林霍金另有“图谋”。
“五一”节的前一天，陈嘉叡突然通知我说“公社决定明天在化工厂召开‘试车’庆祝大会，有数百人参加。”
我说：“今天晚上设备才能安装完毕，明天试车可以，怎么能‘庆祝’呢？”
陈说；“已经通知全公社各大队的支部书记都要带队来参加，现在想改变也来不及了。”
我说：“谁都不敢保证第一次试车就能顺利运转，明天看是谁要出丑了。”
话是这样说，我还是忙了一夜，仔细检查所有设备的安装情况，也准备了一个“预防万一设备出问题”的“补漏”措施。
太阳刚刚从东山上升起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们都来了，公社党委书记迫不及待地宣布“点火”试车，机器开始轰隆隆运转起来，我跑上跑下，指挥着工人、技术员、化验员的各项工作，几个小时竟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故障，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到了中午时分，第一罐产品、几十吨的无机盐像雪花般地飘落到成品池时，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我取了样品到化验室检测，听到化验员报告“全部合格”时，就一头睡倒在化验室的角落里了。
过了几天，公社又招聘了一百多个管理人员和工人，几乎都是各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的三姑六戚、亲朋好友，其中党员（都是复退军人）有七十几个，为此，化工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在厂里成了“老三”，因为上司又多了一个——原来只有高厂长说了算，现在连高事事都得请示“支部书记”了。“上头”有什么“指示”的话，我总是比七十几个“下属”晚一两天才知道。
有一位党员告诉我：“我每个月花五分钱就是买个‘早知道’。”——原来他每个月只交五分钱的党费。
新来的支部书记姓黄，本来是公社里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复退军人，扛了一辈子锄头。起初这个黄书记办事还是很“民主”的，有什么“大事”都要先跟高昌荣和我商议后才决定“干”还是“不干”，化工厂顺利地生产、销售了几个月，皆大欢喜。我也没闲着，未雨绸缪忙着“下一个”项目的准备工作，把自己和工厂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试验用厂里的一种下脚料生产氯化镁、硫酸镁和轻质碳酸镁，取得成功，少量生产的样品送检都是“合格”，由于我们的产品是综合利用产物，制作成本比较低，所以投产后销路很好，供不应求。
我又用海水晒盐后副产的盐卤制取钾盐，也获得成功，但盐卤量不大，想进一步直接用海水提钾，如果可行的话，以后工厂就搬迁到海边，用海水做原料，把广袤的太平洋当做无机盐矿开采利用。
有一次同学们聚会，我喝了一点酒就口出狂言：“本人最近在忙着一件天大地大的事，如果成功了，你们就统统到我的厂里来干吧。”
张水晶问道：“什么大事说来听听。”
我回答：“海水提钾。”
可惜好景不长，黄书记看我整天盯着烧杯、天平，或者看看书、写写字，有时坐在一个地方甚至跑到海边“发呆”，还“装模作样”地整天穿着一件白大褂，开始越看越“不顺眼”了。
有一天，黄书记在全厂大会上突然宣布让我下基层当车间主任，跟着工人“三班倒”，说是“知识分子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我一听就火：“什么时候了你还是不改那一套‘土八路’的作风！我想的可比你还多！……如果你坚持己见的话，我现在就辞职！”
有人赶紧去公社报告，公社党委书记和陈嘉叡一起来化工厂“劝架”，高厂长也“做了不少思想工作”，“辞职”风波暂时平息。
我继续做我的实验，终于有一天叫几个工人扛了十吨食盐到正在反应的结晶罐上方，开动搅拌机，把食盐慢慢地加入到罐里“盐析”，一天就多产十吨质量很好的硫酸钠出来。黄书记、高厂长和几个车间主任看得啧啧称奇。
第二天，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精细化工技术研讨会”，在我发言刚刚结束时突然接到化工厂拍来的电报：“工厂出了大事故速回”。我不知何事，赶到飞机场想买机票飞回去，却被告知“只有县、团长以上的干部和外籍人士才有权乘坐飞机”，又急急忙忙到火车站从“票黄牛”手中买了一张高价票回厂。
前脚刚刚跨进化工厂的大门，就被通知到办公室开会。一进办公室，我就觉得气氛与平时大不一样，一幅“批斗会”的样子。
黄书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有意破坏生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高厂长说：“你走的那一天，黄书记命令工人们扛了三十吨食盐到结晶罐上方投放，想让结晶罐每天多产三十吨硫酸钠，结果把结晶罐的搅拌机卡死了，到现在还不能解决。”
我了解了事故的全过程，对黄书记说：“我用了半年时间做实验，才完成这个‘盐析’的新工艺，每次加入十吨食盐刚好可以多产出十吨硫酸钠，那是数字上的巧合。你是想一次加入三十吨食盐让结晶罐每次多产三十吨硫酸钠吗？”
黄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
我哭笑不得：“你为什么不让工人每次加一百吨食盐呢？！”
没有办法，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指挥机修工钻进结晶罐里清理“盐渣”，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才清理完毕，工厂恢复了生产，但我的积极性却大大下降了——这时我才想起林霍金的忠告。

龙行天下

建起新三成就大，
却遇官僚指挥瞎，
想起有人劝自己，
私人企业快有啦。

麻沙老农

当年许多外行理直气壮地领导内行。

龙行天下

官僚主义什么时候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