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拥抱快乐

只是萧军1941年2月16日所断言的“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并没有发生。大多数文化人屈服了（连王实味最终也屈服了），甚至完全融入这个“革命”的大染缸中，成为这个“革命”的一部分，即使遭遇了严酷无情的迫害也无法认清这场革命的真实面目，像司马璐这样选择离开的少之又少。反而，他们甚至认为“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的”。
　　萧军书生意气，始终看不惯阴暗丑恶的现象，乃至到了东北，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被出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一点他似乎也有自知之明，1941年7月31日他在河中洗澡时想要离开延安，“我对于这里不再存有着什么流连和幻想，我是将永远不为既成的势力所容忍的——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我也决定一生和这些庸俗的东西们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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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远的中国文明史中没有产生像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这样的著作，对此进入深刻的思考，更没有产生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政府体制的相互制衡等问题作严肃而认真的论证。对于人性中的幽暗以及权力必然带来的恶缺乏清醒的洞察，总以为王朝更迭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充其量只能在揪贪官、反腐败上做做文章，对于这样循环演出的戏码，公众也往往乐此不疲，千百年来似乎百看不厌，最终特权还是特权，等级依然等级，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无法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拥有，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苦闷和无望中死去，特权的享受者也照样没有得到真正人的尊严。享有特权和没有机会得到特权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是同构的，都是在这个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一致。这是千百年来的制度累积造成的，或者说是政府的性质决定的。18世纪卢梭在《忏悔录》中的那一句真是可以力敌千钧：“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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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自称“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很遗憾，他没有盗到真正的“天火”。不过有一点他的自我评判是准确的：“装点和取悦这全不是我的长处，我爱悲剧，这才是人来最崇高的感情表现，它可以提高人，净化人。”他一生的道路比他的作品具有更动人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悲剧作品，他虽然成为中共的同路人，选择了延安，一度是毛泽东的座上客，对毛也颇有好感，却没有选择“装点和取悦”。他在1940年代的延安看到了种种不平等，对革命中的特权有深深的反感，不仅记在自己的日记当中，也表现在公开的言行上，包括决绝到乡下种地。但他依然无法挣脱那张革命之网，不可挽回地成为大时代的牺牲者，他所厌恶的那些特权随着时间，越发在这片大地上森林般地生长起来。文坛上已然缺乏敢于直言的作家，各个领域被动的顺从者远多于独立的清醒者，更不要说批判者，而反抗者的命运则是牢狱。毫无疑问，今日之现实与延安窑洞之间是一条直通车道，没有任何的障碍。面对这样的时代演变，这个人口超大的民族眼看着无法抗拒而深感无力。老实说，我们还处在启蒙阶段，多数国人远不明白人类文明中早已成为常识的那些思想、观念、价值，对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缺少真实的认知，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十分匮乏，没有办法辨识那些由掌权者过滤后提供的信息，说到底，不是生活在真实中，而是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的捆绑中。虽然，在教育、新闻被权力高度垄断的情况下，要大面积走出这种蒙昧状态十分艰难，但在网络无远弗届的时代，缝隙依然存在，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如此行，并日复一日的去行，窗越开越多，乃至门慢慢打开，一切也就皆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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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头炮”大走调
    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先后分三次举行。与会代表百余人，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中还穿插着不少趣闻轶事，在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中，以及《湘潮》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一些资料中，我们摘编出以下细节，力求还原会议现场的独特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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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两支军队”
    1942年5月2日下午一点半，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一百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
    毛泽东面带笑容，从连接山上宿舍的门里走进来。大家都自觉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融洽。
    特地从晋西北前线演出现场赶回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双手握住毛泽东的手，没想到毛泽东还认识他。“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眼睛都湿润了。
    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宣布开会。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抑扬顿挫的湖南腔：“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说，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这句话改为“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毛泽东讲完之后，会议稍作休息。此前为筹备召开会议，毛泽东曾多次邀请作家萧军、艾青、丁玲、刘白羽、白朗等人，到杨家岭征求意见，并留饭宴请。这次开会，白朗打趣地问毛泽东：“主席，今天可还要请我们吃一顿？”毛泽东笑着回答：“小米饭是有的。”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以炒肉片、炒鸡蛋。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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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头炮大走调
    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
    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开会前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其中说到：“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边说边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叫人又端来一杯。许多听众对萧军的发言摇头，发出嘘声。毛泽东示意大家安静，他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人发表意见。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何其芳发言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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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谈与萧红的分手
    还有问我和萧红的分歧重点在哪里？
    这个问题让我头疼，过去每一次讲话总是会问到我这个问题（众笑）。那有什么了不起，合就在一起，不合就分，就“吹”（众大笑）。我们俩是偶然的遇合，又偶然地分开，没什么。不过我有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大家伙当初怎么好来着？就怎么分开，不要学那些个人们，恋爱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分开就骂娘骂奶奶，这太不艺术了！（众笑）
    我和萧红是1938年在西安分手的。那年，我在延安，碰到丁玲，聂绀弩也在延安，便随他们一道从延安出来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西安住地。（丁玲此时任“西战团”团长）当天，我刚刚下汽车正在洗脸，萧红就和我提出：“三郎，我们两分开吧。”我那时叫“三郎”，我二句话没说，只回答一个字：“好。”连两个字都没有，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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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我的理论：如果我爱她，她不爱我了，我就让她爱她所爱的去，我绝不能拖住她的后腿，我虽然喜欢她，也许有感情，但我宁可到没人的地方用眼泪去抹脚后跟，我也绝不表现、表示我的软弱！如果我不爱她了，她高兴爱谁就爱谁去，那怕她把自己交给“上帝”或“撒旦”，我也管不着。昨天碰到一位老朋友，他说：“那时候我们认为你是条汉子！”就是说是条好汉喽！（众笑）我可以说是一个离婚的“典型”（众笑）。所以，我对我儿女们的婚姻问题概不参预，你高兴爱谁爱谁，你问到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听与不听在你，高兴也好，倒霉也好，我绝不管。为什么？你的爱人不是我给你决定的，你当然赖不到我喽。我的女儿在这里，他们都是自己选择的爱人，现在看来还不错（众大笑）。至于内部小矛盾，总是存在的，连我和我的老伴四十几年了，还是矛盾着的呢！这就是说，人，尤其是关于爱情的问题，你不能勉强，“强扭的瓜不甜哪！”这是我的理论及做人的态度，并不等于可以应用旁人。交朋友，也是如此。今天，我可以割肉给你吃，明天，你可以杀掉我！那是你的事情，我割肉是我的事情，并不能因此而“翻小肠儿”，说：我曾经对你如何如何……，那是太不“艺术”了。做人如此，做文章，也是如此。和萧红的分开，就是这样分开的。关键在哪里？当时，国内抗日战争开始了，我要去打游击，因为我是当兵的出身，写文章既不是我当初的心愿，也不是我的本行，可是被挤到这条路上来了，已经写了，也只好如此。这时刻，已经没有心思再写文章了，在山西临汾的时候，我们就谈崩了。萧红说：“你是个作家，你应当写文章……”我说：“谁该去死啊？！”这样实在谈不拢，我们便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了……。我们是偶然地遇合，偶然地分开，可以说谁也不欠谁的，情况简单地说就是如此。“你是不是一点错处也没有呢？”——我有错啊，过去我曾经和旁人发生过一段感情的关系，但是为了和萧红的关系，我斩断了这种感情。虽然如此，但这件事情对萧红的感情可能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人总不能只说“道理”是自己的啊，也该给旁人想一想嘛。

                                        1984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