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6.18

无声

　2. 关于战备口号的由来

　　所谓战备的口号是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这个口号是怎么形成的？陈东林认为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毛泽东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陈文进一步引证说：“1966年3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作了高度概括，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廖述江认为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周恩来。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做了汇报。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廖述江：《“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党史文苑》2006年第7期。

　　究竟陈东林和廖述江哪个说法更准确呢？廖述江观点有《周恩来年谱（1949—1976）》做有力的支撑。

　　据查《周恩来年谱（1949—1976）》8月23日条，是这样记述的：“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51页。这一段记载证明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确实是周恩来概括出来的。除此以外，这段话还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即周恩来不但将毛泽东的三句话“顺嘴”做了概括，而且还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简单明了的论述，得出“备战是阶级斗争”、“备荒是同自然界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结论。正是周恩来创造性地发挥了毛泽东的战备思想，才使得战备口号言简意赅，能够令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切实地理解它的精神实质。这一重要内容，无论是陈文还是廖文都没有征引。

　　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印证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的说法是对的。书中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3页。这就把口号形成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3. 关于“三五”计划

3. 关于“三五”计划

　　按照最初的设想，从1963年开始编制十年规划和“三五”计划。“三五”计划的目标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把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4页。由于美帝国主义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和轰炸越南北方，全面发动了侵越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针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提出要防备敌人的入侵，要有战略后方。工厂不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抢时间把工厂迁到二、三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这样，“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战备为中心了。

　　如何看待增加了战备内容的“三五”计划，有的著作对于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相应的调整是持肯定态度的。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174页。有的著作认为“三五”计划不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被大大突破至97603亿元，但比“二五”时期的实际投资120609亿元还是少了许多。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投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重工业408亿元、国防工业87亿元、交通运输133亿元，三者合计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降至141%；轻工业375亿元，占44%。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283页。还有的著作也认为从总体上看，“三五”计划着重改变工业的布局，强调加强内地建设，在当时还是必要的，其主要指标也是留有余地的。但同时认为，“三五”计划是在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局势严重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在内地建设安排上存在着过急过快的问题。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57页。

　　评价“三五”计划的复杂性在于该计划刚刚起步就发生了“文革”。“文革”初起之际对于经济建设的冲击是公认的事实，即便是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持基本肯定观点的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不例外。该书第十章第三节的标题为“‘文革’头三年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以下的小标题依次为：“‘造反’、‘夺权’对经济秩序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极‘左’经济思潮的泛滥”。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650页。但怎样具体分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有的著作在总体上做出价值判断：从1966年6月以后，我国进入了“文革”时期，混乱局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挥失灵、生产停滞的现象不断出现，经济领导部门忙于应付，连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也不能按时制定。到1969年中共九大开过之后，全国形势逐渐平稳，但各种运动不断，难以恢复正常秩序。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更多的著作是把“三五”计划分成不同的小阶段具体分析。有的提出，“文革”的发动对1966年经济的影响“总的说来，仍然带有局部的性质，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真正影响到经济领域特别是基层的工作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同时还指出，之所以说是带有局部性质，是因为第一，前几年生产建设的成就为1966年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第二，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仍得到继续执行；第三，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高级干部，怀疑、抵制这场动乱。所以，1966年的经济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超额102%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173%。国家财政收入5587亿元，比上年增长244%，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351～352页。这个观点被不少后来出版的经济史专著所接受，如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对“三五”计划造成冲击的是1967、1968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年动乱的严重后果是：生产连年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文教事业备受摧残，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3亿元比1966年下降了近10%，1968年又下降了42%，只为1966年的866%。财政收入1967年为4194亿元，比1966年减少1393亿元，减幅达25%，1968年又减收了581亿元，减少139%。连续两年的政治大动荡，导致经济连年下降，1968年降到了“谷底”。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365页；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469页。按照“三五”计划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部署，到1970年要新建29个生产基地，400个工厂。实际到1968年下半年，正在建设的只有20个基地，其中已开工的只有116个工厂。本应在1970年全部完成的这些“三线”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到“四五”计划期间。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1969年局面逐步趋于稳定，周恩来重新组织编制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状态，基本上刹住了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第365～367页；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473页。

　　有的著作用经济发展总量的周期波动趋势对“文革”时期经济做综合性描述，其中涉及“三五”计划。该文指出，1966～1968年，国民收入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7、－72、－65，呈古典波形。全波共六年，高潮四年，低潮两年。1966年处在四个高潮年份中的最后位置，是经济上升的一年，是“三五”计划的开门红，是“文革”时期我国经济三起三落中的“首起”。1967～1968年都是低潮年，1968年成为“首落”的低谷。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卷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6页。还有的著作对“三五”计划作了如下概括：“三五”计划总的来说呈现了“起（1966年）——落（1967、1968年）——起（1969年）”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1967、1968年“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使原定指标较低、本可提前两年完成的“三五”计划勉强完成，但也埋下了“三个突破”的危机。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这个概括笔者以为是站得住的。

无声

　4. 关于“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号命令”是指1969年10月18日，林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发布的“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80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都把“一号命令”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相联系，同时把它作为林彪迫害老干部的罪证。例如：《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1980年12月5～8日《工人日报》；《在江西的日子里》，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26页；《“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等等。事实上，“一号命令”与中央疏散老干部的决定不存在因果关系，最早提出辨误的苏采青撰文指出：林彪的“一号命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经中央讨论通过的，下放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一事也是根据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苏采青：《“文化大革命”史事辨误三则——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

　　据考证，林彪的“一号命令”的确没有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林彪是10月18日疏散到苏州的，到达当天他就给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共6条，主要内容有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由此可见，“一号命令”确实是关于军队临战部署的文件，其中没有疏散领导人的内容，更没有下放干部的内容了。当然林彪在发布这个命令之前，未征得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4页。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非同小可。试想，当晚，“一号命令”迅速用电话转达到全军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而作为统帅的毛泽东还不知晓。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林彪个人野心，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再从时间上看，也能说明疏散中央领导人和下放干部与“一号命令”无直接联系。中央关于疏散领导人的通知是10月14日晚发出的，该通知要求老同志于20日之前全部疏散，而“一号命令”是18日发出的。疏散通知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至于下放干部，早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在社论中发出了，完成夺权的同时就标志着整个运动已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当中就包括“下放科室人员”。10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在当时，干部下放在人们心目中是早晚要发生的事了。这些都在“一号命令”之前。

　　1999年7月，笔者主持了有国内研究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专家以及亲历了战备决策和事件的老同志参加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会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原总参作战部的老同志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作了介绍，有关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了论证。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无声

在探讨兵团战备历史的过程中，我托人到北京军区去询问当年决策组建兵团的具体过程，但北京军区说是总参决策的，再到总参去询问，总参说涉及战备机密，无可奉告。内蒙兵团在69年10月一号通令下达后，战备值班连队曾与正规军一起进驻大青山（阴山）山脉的国家战备坑道三天三夜，那些战备设施有的可通行军车和大炮，还可储藏战斗机，三防。现在那些战备坑道的位置仍然保密，但兵团老战士知道，在兵团网上这些老战士自觉保守国家机密不乱说，当然不知道属于另一回事。

护林人

无声：
你若想像当年报刊官样宣传那吓唬老毛子文章，来宣扬兵团的“光荣历史“——请自己单发一帖；别象苍蝇一样粽在我的帖子里让人生厌！
我劝你仔细读读兵团战士网那兵团组建后六个师和其下属的65个团的所对应的原各国营农场对照表，那当年吹牛皮的吓唬老毛子的官样文章的真实历史就会不攻自破。
请不要忘了，毛泽东的6.18批示是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不是野战兵团，全部是沿黑龙江边境的国营农场；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建设兵团。而那兵团战士网在介绍所兵团组成的部队，兵团只有一个独立营，还注明1969年划归于我们2师8团，成为我们五营。其属下的连队分到了3营、4营、5营。
这兵团唯一的独立营是原来黑龙江省蜿蜒河水产养殖场，划归我们8团后它原来国家分配的乌苏里江大马哈鱼渔汛期每年必须参加的——到划归抚远境内乌苏里江大小黑鱼泡地段的打大马哈鱼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8团身上。
除了兵团直属的两个值班团，再也没有什么你所说的几十个武装值班营的编制。就是珍宝岛战役，那参战的担架营，也是临时组成的。而且在我们兵团2师，从来没有什么武装值班营，我想你所说的兵团几十个武装值班营都在兵团四师或者都在四师某团吧？！！！
真的很可笑，我觉得你吹嘘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口吻，怎么和那些美国籍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拿当年吓唬老毛子所谓的兵团”光荣历史“；在美国吹嘘以抬高自己的在美国的”高贵“身份！
无声我希望你自重！

无声

护林人语录：

而1976年全国所有生产建设兵团的转制，变身为各省直接领导的国营农场总局的国营农场这一变局。让研究兵团史的敏锐知青，才看到了毛泽东6.18批示的真正面容、、、、、、

之所以在闲说6.18的主帖下，详细的叙述农垦兵团的建制来源以及它的结局。绝对跟文革后期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的知青运动由于由于6.18批示不但全部解决了文革造成的初高中6届毕业生的积压问题，而且小69的连锅端更是让毛泽东放下了最后一块心病。
从此戴上了中国人名解放军序列——光荣的兵团战士的光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真正含义，从1976年全国12支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建师的转制，变身于国营农场正式职工才是6.18批示真正的最终目的。
在那些当年在反修前线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最辉煌的伟绩——参加当年最出名的珍宝岛战役，真正的编制和作用只不过是担架营。在战争中连民兵的作用还低。
所谓的兵团战备，保卫边疆只不过是毛泽东6.18批示的一种借中苏关系紧张发配文革中积压的六届初高中毕业大部分没有上山下乡的“毕业生”的一种名义而已。
我们虽然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属于序列。没有枪，扛的是锄头，拿的是镰刀。说一句北京的老话，叫不男不女的二尾（yi）子，就像过去太监一样，像男人却是没男人的功能。
追溯历史，自从毛泽东的6.18批示之后，再也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跨省到农村插队的现象出现。

无声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2 12:29 编辑

护林人 发表于 2018-11-22 08:04
无声：
你若想像当年报刊官样宣传那吓唬老毛子文章，来宣扬兵团的“光荣历史“——请自己单发一帖；别象苍蝇 ...

护林人：
本来是很正常的各种历史观点的讨论，你这样一翻脸，再加上出言不逊和骂人就显出你的学识和素养来了！你以一家之言试图否定全国兵团的战略背景，把69届说成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必欲赶走而后快，你的“69届情结”是否影响了你的正常思维？你一口一个小69，其实你9岁上学，69年你已18岁了吧？我们这些69年下去的69届平均16岁，刚到兵团正是珍宝岛刚打完仗，我们都写了绝命书准备和苏修拼命，你现在却在那里说风凉话？请看我当年是怎么说的：

我母亲保存下来的我在69年写的决心书：

“毛主席最近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爆发,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毛主席还说过:"不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张张. 你慌慌张张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张了.原子弹打下来, 无非是见马克思.自古皆有死, 人不信不立. 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总来言之, 我们准备打.打起仗来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人总是要死的. 站着死, 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 打死一半还有一半.

正象毛主席所说的:"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去实现".

正因为这样, 在连里战备教育和经过以上学习的鼓舞, 使我对战争有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和为革命牺牲的决心.我觉得在未来消灭帝修反的战争中要振奋无产阶级后代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所准备.要时刻准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宏伟的人类解放事业.”

再看我们内蒙兵团战友的文章：

转帖自<兵团战友之家>
朝克山

当年中苏双方陈兵百万，剑拔弩张。苏联方面也害怕中国人打过去，苏、蒙还真做了边境地区的防御准备。

                                
但是，从中国方面：当时我国最高统帅部一直是持“反苏修侵略、把敌人放进来消灭之”战略指导思想，并以此来部署我国的军事力量。从以上帖子披露的我军配属，清楚地反映了我军基本是防守的态势。
                                
从1968年开始，咱国家为防苏修入侵，就陆续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筹建生产建设兵团。此举既解戍守边疆缺人之愁，还减轻国防经费财政不足之难。
咱也知道咱军事装备差，没别的法子，咱只好用人海战术弥补！仅内蒙古兵团就从连级起，以现役军人搭架子、用复员老兵为班排骨干，从京津沪冀晋鲁浙内蒙等地招收知青当战士，迅速组成了六个师、十万之众的准军事组织！司令员何凤山以啃孟良崮硬骨头著称，政委倪子文是抗日时期就在河北打游击的华北老农垦。打起仗来既能拼，也会游击；平时种地养活自己！——估计当年上头这么琢磨着搭配兵团班子，并希冀内蒙兵团起这么个作用。
                                
我国又利用1968年征兵，快速扩建了驻扎在内蒙古的独立师、守备师、骑兵团等地方部队。在内蒙古（指当时北京战区分管区域）就有七、八万人的地方部队。
                                
若再把散布在内蒙各地的知青、青年民兵也计算进去，仅内蒙古就有三十多万战时能拿武器的庞大力量与入侵之敌抗衡，这是任何敌人发动战争前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对手！
                                
从现在解密的当年我军军事部署看，我们显然要避敌锋芒。万一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在战争一期，我军地方部队和兵团将守土抗敌，尽量阻滞敌军的闪击效率、消耗敌锐气；然后在敌后骚扰敌人补给线，不让敌踏实。我方不惜以内蒙前线小的牺牲（二十万人，对全局而言仍是局部）换取山西、河北二线我野战军的随机调防和准备。到了战争二期，就是要把疲惫不堪的敌人引到我军擅长的冀北山地进行决战。只有敌人的机械化、重装装备施展不开的时机，我军才能反败为胜，争取战局的主动有利态势向我方转变。
                                
当时，北京军区各野战军除了抽调现役干部分头承包组建兵团个团外，还派遣了一些小分队深入内蒙古各市、盟，为“三支两军”、成立各地“前指”。各军的主力基本还是配属在山西、河北西部、北部，“深挖洞”构筑工事，拱卫首都。其中，69军由于其前身就是绥远起义部队，该部队比其他野战军更为了解和熟悉内蒙古地形、人文，该部队在部署上，更为靠前（即深入内蒙古）一些。
                                
相信大家看到这些资料后，不难发现，当年我们兵团的确是“苏修”不敢小觑的重要威慑力量，一触即发的中苏大战之所以没打起来，这里面有你、我和所有兵团战友的一份作用！      

最后看看被你说成是“当年报刊官样宣传那吓唬老毛子文章”所产生的结果：

2008/11/9 15:33:00   无声[只看该作者]

俄羅斯版《蘇軍的海外行動》对兵团的评价

我一直都在找前苏联官方对兵团的评价.这个月是珍宝岛事件39周年,我 终于在2008-02-07香港星岛集团环球网上看到了来自2002年俄羅斯出版的《蘇軍的海外行動》期刊中关于苏方对兵团的评价,这也是自珍宝岛战斗34年后俄国人一直维持的对兵团的传统认识! 他们称我们是“勞動大軍”部隊,大型軍事化國營農場,實際上都是些供軍人駐紮的軍屯."我估计是当年苏联特务匆匆穿过兵团住地看到现役军人和持枪操练的兵团战士所得出的结论.这也说明兵团起到了震慑入侵者的历史作用.那场战争没有打起来,兵团人的"蹉跎岁月"也不应算是荒度了吧?

2002年俄羅斯出版的《蘇軍的海外行動》摘录与兵团有关章节:

　　"中國政府又加劇緊張形勢，在靠近蘇聯邊境的地區集結軍隊，組織了大批所謂“勞動大軍”部隊。在這些地方，他們開始建設一些大型軍事化國營農場，而它們實際上都是些供軍人駐紮的軍屯。中國“基幹民兵”也大量涌現，被派來保衛中蘇邊界。"

无声

护林人：
等你半天都小睡一觉回来却没看到你在这里趾高气昂的回复我，但你却另起一楼找到力挺你否毛和批判美国黑龙江兵团和内蒙兵团“五毛党”的新盟友了？祝贺！

闲说知青一二三 ...2

不过也要小声说一句，你的新盟友可是自称最挺毛的，他们是否会把你“掐死”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也难说，除非你们都是口是心非或口非心是的“二尾（yi）子”

无声

再把你的语录贴在这里，也不想冤枉你，你可以对你的语录做出解释：


护林人语录：


而1976年全国所有生产建设兵团的转制，变身为各省直接领导的国营农场总局的国营农场这一变局。让研究兵团史的敏锐知青，才看到了毛泽东6.18批示的真正面容、、、、、、

之所以在闲说6.18的主帖下，详细的叙述农垦兵团的建制来源以及它的结局。绝对跟文革后期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的知青运动由于由于6.18批示不但全部解决了文革造成的初高中6届毕业生的积压问题，而且小69的连锅端更是让毛泽东放下了最后一块心病。

从此戴上了中国人名解放军序列——光荣的兵团战士的光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真正含义，从1976年全国12支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建师的转制，变身于国营农场正式职工才是6.18批示真正的最终目的。
在那些当年在反修前线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最辉煌的伟绩——参加当年最出名的珍宝岛战役，真正的编制和作用只不过是担架营。在战争中连民兵的作用还低。

所谓的兵团战备，保卫边疆只不过是毛泽东6.18批示的一种借中苏关系紧张发配文革中积压的六届初高中毕业大部分没有上山下乡的“毕业生”的一种名义而已。

我们虽然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属于序列。没有枪，扛的是锄头，拿的是镰刀。说一句北京的老话，叫不男不女的二尾（yi）子，就像过去太监一样，像男人却是没男人的功能。

追溯历史，自从毛泽东的6.18批示之后，再也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跨省到农村插队的现象出现。

无声

共同，先乡：


快来看啊！反毛和侮辱老知青的言论在这里，你们赶快来做出正义的回应吧！

先乡后城

无声，第N次正告你：你的伪装已经没有了，遮羞布也没有了，大家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人了。我的任务也就到此结束了。
     你喜欢满地打滚，那是你的事，本人没兴趣，还是好自为之吧。
     中国市场虽然很大，可惜没有你的市场。美国虽然也很大，永远不会成为你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