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的喜悦、失散的情由还未诉说,可能是由于紧张的情绪得到了舒缓,这时我的胃又似刀绞般的痛起来,脸色发青,无法忍耐,他们见状,马上要送我去医院,那时我已身无分文了,他们身上也所剩无几,我怕花钱,所以不想去医院,但他们坚持要去,说:“救命要紧”。这时我想到我身上还带有那一个“红铁军”的袖章,用它冒充红卫兵先进去再说。当时红卫兵全国串连,到新疆的红卫兵也不少,各地都比较乱,这个办法果然见效。在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急诊室确诊为急性肠胃炎,医师说如果再迟点来就会出危险,并马上安排住院。那天晚上又是针灸,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三管齐下,足足折腾了大半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疼痛才渐渐缓解下来。在医院我只住了两个晚上,这两个晚上是我离家出走二十多天来睡得最舒服的两个晚上,如果不是怕暴露自己的真正身份,我真想多住两天,好好享受享受,恢复身体,但想到自己的身份,怕稍有闪失,不好说话,所以刚稍微好点,我便坚持要出院。其实事后看来,自己当时的那种担心是多余的,在那个乱糟糟的时候,还有谁顾得上认真去考察调查你的真实身份呢。 我的病刚有所好转,又轮到张若波和林炀杰两人,他们也由于不适应那里的气候,而先后病倒了。面对这种实际情况,我们出走塞外另谋生路的决心和信心动摇了,但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三人商量的结果是打道回府,但总不能如此灰溜溜地囬去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太没面子了。我说: “回家可以,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我不甘心,况且回到家乡后,该如何向其他插队青年们解释呢?”因为我们几个都应该算是插青中较有影响的人物了,这次我们出走塞外的做法,实在是愧对插青们对自己的信任了。但应该如何回去,我们才能做到师出有名呢?这時,我向他们提出了在我内心中自己酝酿了多日的一个想法。我说: “听说现在有不少人因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上京上访,我们同样也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为什么不趁此机会上京上访,要求解决我们的问題呢?即使以后我们囬到了家乡,在人前也还可以说得上句硬话。” 经我这样一说,他们俩人接受了我的建议,至于盘缠问题,我说; “我打长话给我在河南信阳部队的二哥,请他帮助下,相信是多少会得一些的,加上你们身上还有些许,凑合着节约点,应该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二哥接了我的电话,给我寄来了60元的救命钱,这就是我们三人上京的全部费用了。 1966年11月28日我们怀着失望、惆怅、渺茫的希望的复杂心情离开了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