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进修生活 上学期间,学校改了一次名字,原来校名叫“承德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后改名叫“承德教育学院”,我上学时坐落在中兴路与五条(四条?)胡同交口。后来学校搬到高庙,成了电大一类的学校了。这两年来来回回坐公交车路过高庙,发现校址变作它用,学校又搬走了。 我们是中文科首届学员,按照承德八县一市地域划分,我属于承德市班。 每次面授学习,我都住在流水沟的一家旅馆内,里边的一位服务员大嫂好记性,第一次就认识了,半年后再去住竟记得我上次的事,我问她怎么竟然能记住旅客,她答得也干脆,本市哪有几个住旅馆的,又是个天津卫,好记。 单身一人,一日三餐很简单,中午多买点,晚上索性在旅馆吃点剩的就行。 考试那两天,早早起来去避暑山庄里复习,那时还未形成旅游热,清幽的山庄里有不少班里的同学,沿微波荡漾的湖水旁散步和诵读,很有些诗意。 学员都来自承德市的各个学校,共同的需求、近似的教学经历让我们相处很好,课上课下团结互助,挺温馨的。 班长叫高升,承德铁中的老师,是班里最年长的学员,人挺热情的,为班里的后勤杂务事情没少操心。 大约到了第二年,班里突然增加了十多个学员,都是承德报社的编辑和记者,还包括一位总编。大概是能力有余而学历不足,到此插班“补”文凭来了。 无冕之王们可能是职业优势的习惯,刚接触时给人一种高高在上和不屑与人为伍的感觉。 开始还平安无事,很快老师们和报社的就分成两大派,起因是争座位。 他们未来之前,我们座位是较固定的,个别来晚的也给留着座位,还常常互相让座,用现在话说,挺和谐。等这些记者和编辑们一来,座位就全打乱了。 这倒可以理解,人家不知道嘛,但自己坐了还用东西占几个其它座位,且大呼小叫“在这儿呢在这呢”,这就叫人烦了。 那天矛盾终于爆发,一位男记者占座、一位女老师要坐,争执起来,大庙的一位男老师看不公,冲了过去,记者便瞪起眼睛:“怎么?要打架?”我们几个男老师也冲了过去:“怎么?看你像是找打!”….. 事情很快就平息了。且时间一长,都成了熟识的朋友,虽然有时无话不谈,但却很少谈及差点打群架的事。 我的老师们 教我们的老师大多来自承德师专,为人都很和谦,课上传授知识挺谦虚的,课下家长里短地也挺随和。 学员们都是老师出身,因此在学知识的时候也顺便品老师的学识和讲课风格。儒雅型的、激扬型的,各有各的特色。 科主任叫李殿臣,第一天听他课我就听出他是我的天津老乡,你就是再说普通话,后音儿的天津味儿也难以掩饰。我挺欣赏他的课,学识和专业都不错,有些不是单凭备课备出来,能听出来。 还有一位老师,当家子,也姓董,叫董仲湘,无论是外形还是讲课风格,都属儒雅型,讲课慢条斯理,听不进去的,就容易发困,听进去的,咋嘛咋嘛挺有滋味的。 儒雅型的还有一位叫马尚的老师,教我们时间很短就离开了,但那不多的几节课却给我留下很不错的印象。 有位杨老师,叫杨金明(?)纯粹的激扬文字派,不仅讲课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分明,且表情丰富多彩,手势都带着韵味儿,很是吸人眼球,上他的课甭想打瞌睡。 老师们对学员们还是挺负责任的,其工作的一项包括走访学员。 那天,我的单身宿舍响起敲门声,打开门,是李殿臣和杨金明两位老师,说是下来看看,走访学员,了解学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 我特别感动,把他们强留下来,到食堂打了饭买了拆骨肉和萝卜肉,我们仨在简陋的宿舍里边吃边聊了好久。 岁月悠悠 光阴荏苒,一晃,进修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虽时过境迁,但往事悠悠,有时回忆起来,也是人生经历中的一段里程。 替我答题的同事曹老师早已随丈夫调到北京,在北京市委党校任教,十几年前来一次承德,我们特地见了面,现在估计早已退休了; 毕业几年后,我在学校任教导主任,一次去承德四中,办什么事忘记了,没想到接待我的教导主任是我进修班的同学孙老师,我们谈起当年共同的学习情景,很是兴奋; 班里还有一位学员,是市委某科室的,姓周,当年学习很勤奋,曾聊过几次,印象挺好的,后来在电视里看承德新闻,突然发现其在主席台上就坐,桌前赫然摆着写有她姓名的牌子,但不知她的职务; 十年前,孩子在高中就读,在市里师专家属院租的房子,我曾遇到李殿臣老师两次,他已经退休,但仍在给一些单位讲课; 那位讲课激情四溢的杨老师,我去年在避暑山庄了遇到了他,好像在一个民间乐队里和一群退了休的老人们一起玩儿。我和他打招呼,讲了他当年讲课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杨老师还有些不好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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