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姥爷家的记忆
　　                 ——岁月划痕之三十三   
　　1962年，保定市开通了到衡水的长途汽车，这班汽车中途经过饶阳，这下我们回老家总算方便了。
　　年初的时候，父亲送小妹妹回了老家。小妹妹先在奶奶家住了一阵儿，之后就去了姥爷家，由我姨照看。暑假的时候我也回了老家，没事，就是回去看看，回去玩玩儿。我回去的时候父母没有送，只是写信告诉了叔叔，让他到汽车站接我。
　　我先在奶奶家住了两天，之后就去了姥爷家。姥爷家在县城东南，离县城大约十几里，叫西赵市村。在饶阳的乡野，很容易辨认哪儿有村子，看到远处有朦朦胧胧的树林，基本就可以确定那是村庄，而不是林地。西赵市村也满村都是树，连姥爷家充作围墙的柳枝篱笆都活力四射，枝青叶茂。
　　姥爷家的院子不大，建有3间北房。北房的房基很高，有近一米，这样在发水时有可能不进水。为进出方便中间屋子的门前建有砖台和台阶。北房东边接有一间小屋，要矮得多。
　　姥爷虽已年近花甲，但看上去可没那么老，头发、胡子一点儿都没白，身板挺实，走起路来像小伙子。精神面貌也好，古铜色的脸上总是带着和善的微笑。
　　姥爷有4个孩子，母亲是老大，我的两个舅舅是老二和老三，我姨最小。两个舅舅在天津工作。我姨在老家照顾姥爷。姥姥已经去世。听母亲说，姥姥是因为从门前的砖台跌落摔伤，而一病不起的。
　　姥爷岁数大了以后，儿女都劝他少干点儿活儿，可他不愿意闲着，又担任了队里的饲养员，喂养大牲口。这个工作操心费力不说，责任还挺大，因为那些骡马都是队里最主要的财产。姥爷对这个工作格外上心，白天在牲口棚忙一天，晚上还睡在那儿。他说马无夜草不肥，他睡在那儿喂草更方便。
　　姨那时二十多岁，是村里的铁姑娘队队长，也很忙。他们出工我就带着小妹妹玩儿。
　　我很想知道姥爷是怎么喂牲口的，就让小妹妹带我去了牲口棚。牲口棚在村子的南边，离姥爷家不远。
　　到了牲口棚，我看到姥爷正在院子里跟一个小伙子铡草，姥爷往铡刀里续，那小伙子铡。大铡刀“喀哧喀哧”地响着，姥爷的手随着那个节奏不断地往刀口伸。我不错眼珠地盯着，心里非常紧张，总担心姥爷的手伸过了头儿。可姥爷非常有准儿，每次都前推那么一点儿，像用尺子量着一样。我看了看边上铡好的草，都非常均匀。
　　我和小妹妹还跟着姥爷进了牲口棚。都说马也欺生，还是真的，姥爷走过，槽头的那些骡马会用嘴角碰姥爷，我们走过，它们就用大眼珠瞪我们，吓得我们只敢远远地看。
　　我们还跟着姥爷去给牲口挑水。不知为什么他去的水井没有在村里，而在村外。我们跟着他走过一片玉米地，到一棵大树下，就看到了水井。那水井井口很大却不很深，井壁是砖砌的，长着绿苔。令人难以置信是水面竟然漂着几只青蛙，看来有关“井底之蛙”的故事并不是瞎编的。
　　那井上没有辘轳，姥爷打水时就把水桶往扁担钩子上一挂，向下一送，轻轻一抖，“咚”地一声，桶就满了。那扁担钩敞着那么大的口儿，桶放到水里时竟然不脱钩，也让我感到惊奇。那段路我觉着不近，可姥爷挑着两大桶水并不显得吃力，一气儿就挑到了牲口棚。
　　后来，我在姥爷家看到一个白搪瓷茶缸，上面用红油漆写着“奖给模范饲养员”，看来姥爷干得还挺不错。
　　我和小妹妹还跟着姨下过地，姨他们干什么活儿我忘了，就记得姨从地里撅了一段高粱杆，让我们当甘蔗吃。我知道有一种长得像高粱的植物，叫“甜秫秸”，我吃的那高粱杆就特甜，不知是不是“甜秫秸”。
　　姨忙完了地里的活儿，还要忙家里的活儿，什么做饭啊，洗衣服啊，收拾屋子啊，都由姨承担。
　　我和小妹妹都住在了姨住的那间靠西的屋子里。记得1961年我们回老家过年时，这屋里挂的年画是四扇屏《鞭打芦花》。这次去了换了新的，还是四扇屏，画面是戏装的花木兰、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都是身背靠旗头戴雉鸡翎的那种模样，让人难以分辩谁是谁。姨知道画上的故事，晚上没事就给我讲一段儿。其中有些故事我已从小人书上看过，可再听姨讲还是觉得新鲜。
　　姨还给我讲过其它故事，现在想起来的就只有一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故事。说是两位神仙看到个两推车的，一个神仙说他们都是穷命，发不了财。另一位则说，未必，我能让他们发财。说完就在路前边不远的地方放了几块金子。再说那两个推车的，推得闷了也打起赌来，赌看谁闭着眼睛推车走得远。结果推到有金子的地方两人都轧到了金子，可谁也没睁眼，这个说：“我轧了块好大的砖头。”那个说：“我也轧着了。”自然是谁也没有发了财。
　　姨给我讲完这个故事，可能察觉有些不妥，立即进行了批判，说这是剥削阶级编出来麻痹穷人的鬼话，我们不能相信。
　　我知道姨的思想先进，绝对是进步青年。1958年的时候，舅舅介绍她到天津的一家工厂工作。她干得非常出色，还当了厂团支部的干部。后来国家粮食紧张，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姨带头响应，又回了老家。回到村里她当了铁姑娘队的队长，后来又当了村干部。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曾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
　　那时，姨还让我看了一张男青年的照片，问我那人长得怎么样。
　　我已经知道男女搞对象的事，看过照片之后坏坏地问：“是你对象吧。”姨否认了，说是天津那家工厂的同事。
　　我当时脑子不知缺了那根弦儿，明明看着长的不错，却硬说不好看。
　　姨看我表了这么个态，也就没再说什么，怅然地把照片收了起来。后来，姨在老家找了对象，当然就是后来的姨夫啦。姨夫要知道这事，一定会对我感激不尽。
　　我对姨的印象从小儿就好，记忆中我三四岁时，姨就哄着我玩儿，还喂我饭。那时的情景是，刚盛的粥很烫，我急着要喝，姨用小勺快速地在粥中不停地搅动，嘴里还念念有词：“凉凉，小狗烫烫。冷冷，小狗等等。”这两句词我顺嘴就能说出来，还是饶阳味儿，可见印象之深。我还记得那粥是很香的玉米粥，里边还有红薯。喂粥的时候还喂小咸菜——一种用水泡软的腌熟萝卜丝，里面还点了香油，嚼着又香又有劲儿。
　　1958年夏天姨去天津的时候，还特意绕道保定接上了我，说要带我去天津玩儿一玩儿。
　　她是和我大舅母一起去的，去了就住在了大舅家，我还记得在那儿她俩故意冤枉我的事。
　　姨捉了只红蜻蜓给我玩。她用线绑住红蜻蜓的尾巴，让我在院里牵着飞。那蜻蜓大概以为可以逃脱了，拼命扑扇翅膀，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上。我觉得很好玩，就随着它跑。直到它累了，头朝下地倒垂在线上，我才不跑了。回家后我把它拴在了桌子上，可午休后它不见了，只剩下那段线。姨帮我在桌子下面找到了它，已没有了后半截尾巴。
　　姨拿着蜻蜓问我：“那半截尾巴呢？你吃了吧？”
　　我认真地回答：“没吃。”
　　舅母笑起来，说：“我看见你吃了。”
　　我明明没有吃，她怎么可能看到呢？我非常郑重地跟她们声明：“我真的没有吃。”
　　看到我这么认真的回答，她们大笑起来，似乎并不相信。我感到委屈，还有些生气，急得要哭。
　　她们赶紧哄我说：“宝贝，吃了也没事，明天咱们再捉一只。”
　　对她们的这种劝说，我一点儿也不爱听，赌气不理她们。但她们又是抱我，又是胳肢我，最终还是把我逗乐了。
　　1961年我们回家过年时，姨也在老家。那时她是否已正式返乡，我已记不得。不过，小妹妹1962年初回老家时，姨肯定已经回去。小妹妹那时才5岁，还需要人照顾，姥爷白天黑夜地饲弄牲口，没那么大精力，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姨回去后提议让小妹妹回老家的。
　　我到了姥爷家之后，总带着小妹妹一起玩儿，留下很多美好记忆。我们折了柳条编环形帽子戴在头上，我们跑到野地里摘野花，我们钻进长满翠绿叶子的玉米地里逮蚂蚱，我们绕到村外的小沟边听青蛙叫。还有，就是正午不睡觉，仰着脖子在树下数知了。
　　姥爷他们村树特别多，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树，虽是正午，骄阳似火，可满村密树遮酷热，一片浓荫蕴清凉，在树下玩儿还是很惬意的。
　　正午，村里看不到人，鸡不叫，狗不咬，只有知了鸣声如阵。可那鸣声却搅不动村里的谧静，正应了古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姥爷看我对知了感兴趣，特意教给我一种捉知了的方法：把高粱秸剥开一头，将剥开的秸皮插入柳条编得圆环中，做成一个漏斗形的大口笼子，发现知了之后，把高粱秸举上去，将笼口冲着知了猛然一推，知了就落入笼中。它挣扎时抖动的翅膀就会卡入秸皮的缝隙之中，再也脱不了身了。看过姥爷示范之后，我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武器，并经常带着妹妹捉知了。
　　村里虽然到处都有蝉声，可要从树上找到它们也并不容易，要找到落的位置较低适合捉的就更难了，我们经常找得脖子酸痛。一旦找到合适的，我就会激动地举着高粱秸去捕捉。捕捉到手，蝉在你手心里还会嘶嘶地叫，那叫声惊恐而绝望，让人不由地对它生出同情。回到家，我会用线拴住蝉的胸部，让妹妹牵着它玩儿。有时妹妹牵不牢，蝉会带着线跑掉，于是我又带着妹妹捉蝉。
　　除了和妹妹玩儿，有时我也去找大姥爷。大姥爷是姥爷的哥哥，头发、胡子都花白了。我找他玩儿主要是和他下象棋。在我们胡同同龄的孩子中，我棋艺算高的，所以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没把大姥爷放在眼里。可一交手，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招架之功。大姥爷就是让给我车马炮，我还是一盘都赢不了。
　　我这人有点儿缠摩头，输了不服气，总想赢一回挣点儿面子，就缠着大姥爷一盘接一盘地下，害得他正事都干不了。后来，他说什么也不跟我下了，只同意教教我。他说：“下棋也有章法，不能胡冲乱撞。要攻防兼顾，要看好自己的大营，再进攻。”他还教了我一些攻守的招法，现在还记得有一招攻法叫“铁门栓”，一种防守布局是先走士角炮，再跳两个马。
　　我心里服了，口头不服，说我输棋是让他抽烟熏的。
　　大姥爷每次下棋都要抽烟，抽的是大长杆的烟袋锅，烟嘴是玉的，烟锅子是黄铜的，烟锅子装的是旱烟末。点烟不用洋火（那时管火柴叫洋火，还没有打火机），而用火镰、火石。用铁制的火镰擦击火石，就能引燃绒纸，那过程就像钻木取火。
　　那旱烟很呛，吸到点儿余味儿都会咳嗽。可大姥爷硬说吸烟有好处，身上带了烟油子味儿能驱百虫，蚊子不叮，臭虫不咬，连蛇都不敢靠近。他还把烟袋锅硬放在我鼻子跟前让我闻，那味儿酸臭刺鼻，怪不得虫子们都怕呢。
　　另外，我还在姥爷家翻过一本书，很旧，没头没尾，里边有梁山好汉的名字，我以为是《水浒传》，可一看里边写到宋江的兵马时竟称是“贼兵”，感觉很不爽，就不再看了。大了才知道那本书是《荡寇志》，是一本被批判的书。
　　我在姥爷家住了近一个月，到8月中旬才回了奶奶家。临走的时候姨还在我手里塞了两块钱，那时候对孩子来说就是很多的钱了。小妹妹没有跟我走，她一直在姥爷家住到了1968年。
　　在奶奶家我又住了几天。期间见到了叔叔搞的对象，她在县医院工作，是护士。
　　我到县城里转了转，那儿的新华书店挺大，我从里边买了一本少年科普读物《我们爱科学》。
　　临开学前，我才返回保定。叔叔送给我两个很厚的粉连纸学习本。
　　

清风修竹

　　           

龙行天下

暑假回到姥爷家，

小姨印象最是佳，

乡村乐趣真不少，

捕捉知了笑哈哈。

清风修竹

　　                小报告
　　           ——岁月划痕之三十四
　　参加工作之后，单位领导很重用我，他有一些工作上的思路也跟我说一说，听听我的看法。一次，他问我，你是否听到了某某关于单位建房的议论？我说听到了，领导说，哪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呢？我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压根就没想到我有这种义务。此后，领导还会给我安排重要工作，但他的想法就很少再跟我说了。
　　这事让我很别扭，因为领导的眼神中透露着对我的不信任。我不由反思，我为什么没有想到汇报？我想到了会不会汇报？
　　最终，我挖出了思想根源，因为我认为那样做是告密，而告密可耻，是我不屑于做的。当然也就得出了结论，以后依然不汇报。
　　我的“告密可耻”观念来自哪儿呢？想想，应该是来自宣传，书本中，电影里，甚至我的小人书中，告密者不都是獐头鼠目的坏蛋吗？当然，也来自实践，上小学的时候有位爱打“小报告”同学，就受到人们的鄙夷，最后还因此挨了打。
　　那时是1962年，我在保定市厚福盈小学上学，所在的班是丙班，班主任是刘老师。
　　刘老师是位年轻的老师，胖胖的，扎很粗的短辫子，还没有结婚。她和同学的关系很好，好多同学们都到她的宿舍找她玩儿，我也去过，还画过天牛送给她。以前的老师好像更喜欢女孩子，因为女孩子听话，不捣乱。而刘老师则一视同仁，甚至好像更喜欢男孩子一些。
　　她教课很好，脾气也好，我们都喜欢她，当然也盼着她喜欢我们。可让我们烦恼的是，我们上任课老师的课，或者上自习课，干了点儿什么坏事她都能知道，往往还要点名批评。于是班里的猜疑气氛浓烈起来，人们都想揪出那个打“小报告”的坏蛋。
　　人们首先怀疑大班长。以前我们班也有班长，但基本不管什么事， 就是老师进教室时喊喊“起立”“敬礼”，所以班长并不引人注目。而现在的班长特别认真负责，老师不在她就是代理老师，谁不遵守纪律，她都会站出来管。
　　这位班长姓李，在班里岁数最大，长得也高，还挺厉害，同学们怵她，也都服她管。在人们的印象中，她管了，你服了，事儿就过去了，她不会把这些告诉老师。由于她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她对学习不好的同学，调皮捣蛋的同学，也不另眼看待，所以班里的同学都把她当成个爱管事的姐姐看待，没人敌视她。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人们排除了大班长的嫌疑。因为大班长管过的事，刘老师批评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而刘老师提到的都是大班长没有管过的。以大班长的性格，她如果发现了，就一定会当场纠正，而不是通过汇报借助刘老师来批评。所以刘老师批评的那些事，大班长应该没有观察到。既然她都没有发现，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她汇报的了。
　　密探揪不出来，刘老师还在发布“罪状”。我们班原来的“二王子”徐同学，被点名的最多，什么与其他同学搞小动作啊，故意放响屁逗班里人笑啊，埋头在桌子下边摆弄笛子啊，不一而足。我估计那个告密者肯定是把他当成了重点盯防对象。
　　大王子调走之后，班里虽然没有了“王子”这样的名号，但追随大王子的一帮人还在，徐同学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徐同学个子很高，总穿很破很脏的衣服。他不爱打架，就爱逗人笑。他逗人的招数是手舞足蹈地讲笑话，即使听的人一个都不笑，他也能自己把自己逗的笑弯了腰，流了泪，最后别人会因为他笑的姿势可笑而笑起来。
　　班里还有一位姓徐的同学，也被点过名。他个子比较矮，班里都管他叫小徐，而管原“二王子”叫大徐。
　　班里还有一位姓安的同学，比较调皮，也经常被点名。比如，他捉了地龙（农田中的小蜥蜴，学名麻蜴）就藏在铅笔盒，等上自习时突然放出来，吓唬女生。
　　我也被点过名，罪状是自习课不写作业，摆弄蚂蚱。其实我是想照着它画画。
　　当然，还有许多，也就不一一列举了。被点名的人多了，人们也就有了揪密探的依据，经常被点名的可以排除，从不被点名的嫌疑最大。
　　大徐最恨这个告密者，所以他也开始安排人对重点嫌疑人进行盯防——趁其不在，翻其书桌。盯防很快就收到成效，人们在龙同学的书桌里发现了记有同学违纪事项的纸条。
　　龙同学在班里也算是牛人。他爸爸是保定市数得着的老红军，虽没听说任什么现职，但光这个身份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那时候老红军的政治地位可高了，几乎就是革命的象征，脑袋上真像有光环一样。他有个这样的爸爸，牛气烘烘，也是可以理解的。
　　龙同学高个儿，白脸儿，直鼻梁，挺精神，就是话说鼻音重点儿。他总是穿戴得齐齐整整，就像电影里的新中国儿童一样。他不爱开玩笑，总是一本正经，不怎么愿意和调皮捣蛋的孩子一起玩儿，所以他的朋友不多。他不张狂，也不吹嘘，从不念叨他爸爸是老红军的事，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爸爸有什么英雄事迹。
　　学校也曾组织过老红军给学生作报告，但都不是他爸爸。只记得有一位老红军（好像姓雷）在报告中说参加了平型关大战，但他讲的和书上说的不大一样。事后同学议论，这老红军怎么瞎编呢？同学们都盼着学校能请一次龙同学的爸爸，也让我们班增加荣誉感，可我们的意愿一直没有实现，龙同学的爸爸也就一直保持着未知的神秘。
　　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同学们就对如何教训这个密探，有些不知所措了。一番讨论之后，大徐最后拍板，静观其变，继续监视。但也有同学没有遵照“二王子”的指示办事，对龙同学进行了旁敲侧击。
　　不久，对龙同学的监视又有了新进展。监视的人从龙同学的书桌中发现了日记，虽然仓促间没有找到打“小报告”的证据，可看到的内容也足以让同学们气愤，有段日记写道：“今天我去看刘老师，给她送去一包红糖和四个桃子。”于是，人们又有了攻击龙同学的新材料，不光骂他“走狗”，还骂他“巴结狗”。
　　后来，监视又有新进展，监视他的人又在他的书桌中发现了写给女生的纸条，虽不肉麻，但也写了“喜欢”、“爱慕”等内容。于是人们又给他上纲上线，说他写情书。
　　从大王子定下男生不许与女生说话的规矩后，人们一直遵守的很好，就是大王子调走了，也没人破坏这个规矩。但到六年级时情况悄然发生变化。大班长以大姐姐自居，毫无顾忌跟男生说话，男生们也觉得与她说话不犯忌，就开了男女生说话的先河。后来又有男女生悄悄说小话（我们班男女生同桌），也被大伙容忍，最多是给他们起起哄。可龙同学写赤裸裸的情书，就难以被大伙接受了。
　　龙同学爱慕的这位女生，是五年级时从外校调入的。干部家庭，有点儿小姐脾气，挺爱甩脸子的，我们都敬而远之，没想到龙同学却想亲近她。龙同学写的情书最终送到了那位女生手里，可那位女生看了很生气，把纸条交给了刘老师。
　　其实那会儿男女生都有交往的愿望，因为就要毕业，再不交往就来不及了。人们对龙同学的举动反感，主要是觉得他目的不纯，别有用心，当然更基于他有“走狗”和“巴结狗”的前科。于是，人们对他的攻击也由“狗”变“狼”，骂他是“色狼”。
　　此时，大徐对龙同学也失去了耐心，因为龙同学在受到别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之后，并没有收敛，“小报告”照打不误。
　　大徐决定教训教训龙同学，于是发动大伙出谋划策。商量的结果是对龙同学搞“脏土簸箕砸头”行动。我们当时的教室是西边那间单体旧式建筑，它的门是两扇对开的高大的雕花木门，门向里虚掩时顶部能形成一个夹角，正好能放稳装了脏土的簸箕。我们可以在龙同学进门前放好簸箕，等他推门时砸他。
　　第二天，我们一帮参与制定方案的人都提前到了学校，并安排人在校门口放风。放风的人看到龙同学来了之后，立即跑回来汇报，我们随即就把装有脏土的簸箕放到了虚掩的教室门上。大伙都坐在自己位子上，眼睛盯着教室的门，等着看好戏。
　　龙同学自然不知道这一切，哼着小曲像往常一样推门就进。就在他进门的那一瞬间，簸箕哗地一下落了下来，洒出的脏土都扣在了他的头上，簸箕还砸了他的肩。这一幕比预想的还精彩，教室里顿时笑翻了天。
　　龙同学一边掸头抹脸，一边骂街。看着他的脸越抹越花，人们笑得更带劲儿了。
　　龙同学气得要哭，骂街越来越有指向性：“干了就别装孙子，有本事你就站出来！”还一句一个“他妈的”，一句一个“缩头乌龟”。
　　听着他这样叫骂，参与此事的人都笑不起出了，脸色都越来越难看。最后大徐站了起来，铁青着脸说：“就是老子干的，你他妈怎么着？”说完果断地走过去，一把就抓住龙同学的脖领子，晃动着说：“再骂一句，老子就掣你脸！”
　　龙同学不再骂街，只是用力地掰胸前那只抓他手。可大徐的手抓得更紧了，还把龙同学向前提，提到几乎脸对脸，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给我听好，你要是再敢跟老师告黑状，老子就把你打得三天爬不起炕来！”说完，他松手回了自己的座位。
　　龙同学没做任何反抗，他愣了一下，就出去找自来水管洗脸。龙同学再进教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再笑。
　　我很担心龙同学会把此事告诉刘老师，引出大的风波，但事情竟平静地过去了。此后刘老师也不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看来龙同学没有再打“小报告”。
　　我和龙同学原来关系不错。他家住在新北街的保定市卫生局门诊部边上的那个大院儿，我俩放学走顺路，熟了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听“小喇叭”广播节目，他们家有收音机。
　　他们家房子很大，屋里的摆设也很讲究。他的那位老红军爸爸好像不上班，每次放学后去他家，我都能发现他爸爸在家呆着。他爸爸不爱讲话，见了我们这些孩子一概不理，我们也就省了事，不用叫他，直接跟龙同学玩儿就行了。龙同学家有玩具，去他们家玩儿还是很有意思的。和龙同学玩儿在一起时，他挺随和的，也很真诚，没有一点儿高人一等的意思。
　　那时候正好放映一部叫《地雷战》的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龙同学看了之后也想自己制造地雷。他说他已找到了制造炸药的配方，肯定能做出炸药。等做好炸药，就放到掏了洞的大砖里，再放上鞭炮的引信，他也就造出地雷了。
　　可就在这期间发生了告密事件，我对他大为反感，不再找他玩儿。当然，他的研发工作进展如何，也就无从知晓了。
　　事后我也想，是不是刘老师给他布置了监视同学的任务呢？如果是这样，他到底该不该干呢？
　　

龙行天下

自小恨打小报告，

小学时候曾遇到，

反复调查得结果，

终示薄惩方稍好。

清风修竹

　　           对父亲的小意见
　　                     ——岁月划痕之三十五
　　1962年，父亲所在的保定市第二炼焦厂下马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父亲支援钢铁工业之前在国光文具店工作，他“商业归队”再回那儿，就能每天回家，我干的那些活儿，比如摊煤、挑水之类，就可以归他了。
　　可结果却令人失望，父亲未能回到国光文具店，而被分配到保定市供销社前屯中心店。保定市供销社是个新恢复的单位，更需要人手，父亲就再次“哪里需要哪里去”了。前屯是郊区的村子，离我们家很远，父亲仍然不能保证天天回家。最重要的是父亲即使回了家，他也不干我干的那些活儿。
　　更可气的是，父亲还给我安排了新任务。这年年底母亲又生了小弟弟，这下可好了，小弟弟拉了粑粑的尿布也得我洗，父亲还是当甩手掌柜的。母亲一再声明，小娃娃拉的粑粑不臭，可我看着还是恶心。那会儿正是冬天，净用凉水，洗得我的手都红肿了。
　　母亲休产假期间，她所在的便衣门市部又安排了新会计。母亲休完产假再上班时，就去了便衣门市部的上属单位保定市服装厂。
　　保定市服装厂位于市区西北部的新华村，母亲去那儿上班比便衣门市部远了不少，回来喂奶很不方便。为此，父母给小弟弟找了个保姆，就是斗儿的母亲。那时一般单位都没有托儿所，自己照看不了孩子就得找私人保姆。这种保姆不到雇主家里干活儿，你得把孩子送到她的家里去。她在给你看孩子的同时，还能顺带干自己的事。一般每月给十几块钱的劳务费。不久斗儿的嫂子也生了孩子，斗儿的母亲要看孙子，父母就又从税务角请了一位新的保姆。
　　不知是因为母亲没有奶水，还是因为厂子远喂奶不方便，父母给小弟弟订了牛奶。那时国家的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生了小孩可以供应牛奶。印象中牛奶是保定畜牧场生产的。
　　这之前副食店里已经出现了高级点心、高级糖果，由于非常贵，一般老百姓吃不起。所以那会儿的童谣就唱：“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上茅房，可惜没有高级纸，弄了老太一手屎。”这个童谣也有多种版本，但全是糟改吃得起高级食品的高级人物的。
　　那年税务角还出现了炸油条的，也贵得要命，不过买的人也不少，毕竟是两三年没吃上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人们咬着牙也想开开斋。
　　那年的中秋节，保定市破天荒地一人供应了一块月饼。看着母亲买回了月饼，我高兴得不得了，恨不能马上就吃一口。可母亲不同意，非要等父亲回来一块儿吃。
　　我感觉，在母亲眼里，我远远不如父亲重要，比如吃饭的时候，我挟菜一旦过于频繁，母亲就会用她的筷子敲我的筷子，说：“让你爸爸先吃！”我只好停下筷子，干吃窝头。不过我心里并不服气，你就炒那么点儿菜，还好意思限制别人吃。
　　由于不服气，我决定瞒着母亲吃月饼。第二天一放学，我就偷偷打开了月饼包儿，可面对诱惑我又胆怯了，觉得为吃口月饼挨顿说，甚至挨顿打，太不值了，传出去也不好听，所以决定收手。不过包回去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抠下一点儿放在嘴里。这月饼很软，抠完再按一按就能恢复原状，根本看不出被人动过手脚。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甜食，味蕾高度敏感，感觉这月饼太好吃了，不由就盼着父亲快点儿回来。
　　为此我抱怨父亲，你在外边瞎忙什么啊，不赶紧回家。其实父亲回家比在炼焦厂的时候方便多了，商店给他配了一辆公车——公家的自行车。在炼焦厂他回家也骑自行车，可印象中绝对不专属他一个人，最大的可能还是他借的。现在既然有了自行车，就天天都回来吧。
　　因为这辆自行车，我对父亲也有意见，他不让我骑。其实，我也不会骑，就是想用它学车，因为胡同里已有孩子在掏腿儿骑车了。那时候自行车都是28的，小孩骑上去都够不着脚蹬子，只能把右脚从车架子中间的空档中伸过去，半圈半圈地骑。那种骑车姿势怪异而难看，可孩子们不在乎，就这么掏腿儿在马路上骑着跑，那得意劲儿就像现在的青年开着豪车兜风。
　　以前家里没有自行车也就罢了，现成有了还不让骑，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可我有气也不敢发作，还得低声下气地向父亲乞求。母亲实在看不过去了，也帮我说情，父亲才让松了口。
　　他的这辆公车很破，骑着一点儿也不轻快。可我给他摔了他还会发脾气，真小气！
　　最让我憋气的是父亲特别偏向，事事处处向着大妹妹。同样的事，她干了没事，我干了就不行。我俩有点儿矛盾，大妹妹一给我告状，不管真假对错，父亲都会训斥我。我当时非常生气，心里暗想，等有机会我一定报复你们。
　　我对父亲有意见，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小时候，他在城里工作，我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过节才能见到他，他就没有好好陪过我。
　　看到村里孩子能在父亲身边，我很羡慕，也曾问过母亲，我们什么时候去找爸爸。母亲说，快了，等你爸爸的工作安定下来，他就来接我们。
　　他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呢？母亲说，他在天津上班的那家美利金笔行倒闭了，又到了保定的美利金笔行，在那儿当会计，等他工作稳定下来，能养活咱们娘儿俩，肯定会来接咱们。
　　直到1954年4月，我已经5岁的时候，父亲才来接我们。可在去保定的途中，他竟然没有替我教训那个踢我的人，我觉得他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们从饶阳去保定，需要绕行，要步行到安平，从安平乘火车到磨头，再从磨头乘火车到石家庄，最后再从石家庄乘火车到保定。记得上火车的时候，天桥上都是急着往前赶的人，夜漆黑，灯昏黄，谁也看不清谁。父亲拉着我跑，可我跑不了大人们那么快，后面就有人踢我，大概是嫌我跑得慢，挡了他的路。我哭起来，期待父亲痛扁这个坏蛋。可父亲只是骂着推搡了一下，就又急急忙忙地拉着我汇入人流，赶着去上火车，我心里那个委屈啊。
　　到保定之后，和父亲一起生活，我觉得他对别人都挺和气，像谦谦君子，可唯独对我很凶，只要我有错，训斥是跑不了的，往往还得挨上几大巴掌。他打我还不打屁股，是专打脑袋，用大巴掌扇后脑勺或脖梗儿。
　　要计算挨了多少训斥多少打，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太频繁了。这么说来我应该属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那类最调皮的孩子，可我自我感觉还没达到那种境界，只能算是比较调皮。对于我挨说挨打多，我觉得不完全是我的问题，也有父亲的原因，他总想逞他的家长威风。
　　至于挨说挨打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我们4号院儿门口有个电线杆子，电线杆子上有根向南的拉线，拉线中部有个绝缘子，由于拉线离上坡房子的墙很近，我们一帮孩子就经常比赛，看谁能手扒拉线脚蹬墙，爬到绝缘子那个位置。这项比赛一进行，电线杆就会不停地晃动。大人们发现了，自然要制止，一般还会恶声恶气地斥责。
　　为报复这种恶声恶气，有时我们就故意摇晃电线杆子，还进行比赛，看谁摇动得幅度大。我们的报复最终报复了我们，半个胡同的电灯都不亮了，我们只能在黑屋子里度过夜晚。等大人们报修之后，电业局的电工才来修理。其中一个人脚蹬两只弯勾铁鞋，轻轻松松地就爬上电线杆，把电线修好了。由于我经常参加这项活动，父亲也打过我。
　　另外，我还因为用砖头投树上的枣儿挨过打。我们胡同2号院儿有几棵枣树，长得枝繁叶茂，高出院墙和房子不少，从院外就能看到满树的鲜果。更有几枝不甘寂寞，越出墙头，摇摆着诱惑路人。
　　我自然也受到诱惑，常出神地看着枝头的枣儿，心想它一定和老家的枣儿一样甜。一次暴雨过后，地上竟然有打落的枣儿，我很想捡一个尝尝，可又觉得很伤自尊，经过思想斗争，最终没有捡。不过我做了个决定——找机会用砖投树上的枣儿。
　　中午时分，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我偷偷溜到墙边，甩臂将提前准备好的小砖头投向枣树。没承想偏了一点儿，小砖头穿过枝叶的空隙，落到2号院儿房子的斜坡瓦顶上，砸出一串“砰砰”的声响。很快院里就传出斥骂声：“谁扔的？小兔崽子！”我一溜烟儿跑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装作没事人一样。
　　后来，又有别的孩子用砖头打枣儿，我跟着参加，才如愿以偿，吃到了那梦寐以求的枣儿。可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既不脆也不甜，很艮，嚼后有剩下渣子的感觉。后来从母亲那儿得知，2号院儿的枣树是婆枣，要晒成干枣才甜。我们老家的枣树是铃枣，适于鲜着吃。
　　我们用砖打枣儿，最终惹出了事儿，投进院儿的砖头砸到了人。这下院儿里的人不干了，下功夫调查肇事者，最后查清了都有哪几个坏蛋，并向这些坏蛋的家长告了状，我也因此挨了打。
　　当然，我记得更清楚的是父亲不该打我而打了我。
　　那是六岁的时候，父亲给我捉了个蚂蚱，是特大的那种，脑袋碧绿，大腿修长，土黄色的翅膀上布满漂亮的花纹。我喜欢得不得了，用线拴上它的脖颈，让它在地上爬。
　　我蹲在地上美滋滋地欣赏，喜子也凑过来跟着看。看着看着，他发表了意见：“掐了两条大腿，就不用线牵了。”我立即否决：“不掐。”心想，我还没有玩够，怎么舍得让它成了瘸子呢！“掐吧，掐了可好玩呢，它会转啊转啊。”说着就要上手抓蚂蚱：“真的，你试试。”
　　我手急眼快，一把将他推开，他委屈地哭了。他妈妈闻声而出，问他：“怎么啦？”没想到他竟然说：“小国打我。”我冲着他喊：“谁打你了？”“那他怎么哭啦？”他妈妈歪着脖子问我。我说“他要掐蚂蚱大腿，我不让他掐。”“我没掐，他就打我。”喜子哭着继续告状。“为个破蚂蚱值得打人吗？”他妈妈声音更高了。
　　忽然，我感到屁股被重重一击，翻着跟头滚了出去。小儿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自家门口，她抢上几步把我扶起来，不停地说：“孩子没事，孩子没事！”
　　我也大哭起来，泪眼中看到父亲正怒气冲冲地站在我蹲的地方，这才明白是他一脚把我踢出好几米。
　　喜子的妈妈把喜子领回了家，小儿的妈妈也把我拉到他们家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我非常委屈，不知父亲为什么不帮我讲理，还那么狠的踢我。
　　虽说父亲经常打我，可也有温情的一面，记得他踢过我后不久就带着我去吃馄饨。
　　卖馄饨的饭馆就在税务角的东南边，位于东大街。它临街的玻璃橱窗里摆着熟肉和炸鱼等，很诱人。我总觉得那是有钱人才能进的地方，没想到父亲把我领了进去。屋里摆着七八套桌椅，很旧，但擦得都很干净。一个挺富态的中年人坐在柜台边上，看着像是老板。父亲给我要了一碗馄饨。那位老板应声就包，他用一片木板?馅，包得飞快，跟变魔术似的，转眼就包好了。
　　不一会儿，煮好的馄饨就端上来，一吃，那个香啊。父亲坐在边上看着我，脸上还带着笑。我让父亲尝一尝，父亲说：“你爱吃就都吃了吧。”
　　父亲还主动帮我包过小人书书皮。我对我的小人书非常爱护，看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怕弄脏了，怕窝了角。可从我这儿借书的人不当回事，还回的书不是脏了，就是破了，我很心疼，就想包书皮。我求父亲帮我找牛皮纸，没想到他不但帮我找了纸，还帮我包。他剪裁牛皮纸时非常认真，都是一本一本地对应着剪裁，每本的书皮粘上后都大小合适。他还用毛笔在书皮上写书名，那字写得比原书的还好看。可惜我摆小人书摊时，担心包着书皮没人选看，都给撕下来了。
　　父亲下象棋下得很好，有一副特大号象棋，他知道我也下棋，可从不跟我下。1963年过年的时候，不知他怎么心血来潮，要和我下棋，还说我赢他一盘他就给我5角钱。结果我和他连下两盘都输了，还输得很惨。没想到第三盘、第四盘我却赢了。我理直气壮地要了他的钱，但不跟他下了，我看出来他是在故意让着我。
　　

龙行天下

童年印象父特严，

经常打骂管教前，

也有温柔和蔼时，

那顿馄饨与棋盘。

清风修竹

　　          小学的那些同学
　　                   ——岁月划痕之三十六
　　近年来，参加了不少聚会，亲友的，邻居的，中学的，战友的，同仁的，工友的，函大的，算起来涵盖了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细想想，唯独没有小学同学。
　　我与小学同学不单没有聚会过，多数都没有再见过面。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陆陆续续地回想起了40个同学的名字，还有4个同学知道是谁，只是记不起名字了。
　　在回想的过程中，不少陈年旧事也随之浮现，虽然都零零星星，支离破碎，自己却感觉很珍贵，仿佛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些同学中，最好记起的有两位，因为他们也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
　　其中一位，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程同学。程同学是我小学同学中结交最早，并且交往时间最长的好朋友，大概从1958年我们上二年级时就在一起玩儿，直到1990年之后我们还在联系。
　　程同学住在保定市梁家胡同，我放学回家就路过这个胡同，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近。
　　我去东关公园玩儿，最初就是他带着去的。东关公园建好后，他爷爷就去里边打拳，还带着他去玩儿。他熟悉了公园情况后，又带着我们去，这才有了捞鱼钓蛙、捕蝉打鸟的乐趣。去东关公园玩儿的时候，一般都从他们家出发，如果捞了鱼钓了蛙，则在我们家加工，所以我俩互相串门是寻常事儿。
　　他们家住的也是杂院，是院里的正房——三间北房。中间屋迎门处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两边是太师椅，里屋的桌子上摆着文竹，墙上贴着九九消寒图，感觉他们家传统文化的气息还挺浓厚的。
　　后来知道他父亲在保定市工商联工作，听人说他父亲以前是工商业者，具体是干什么就不知道了。他有个叔叔在北京工作，是总参的，有时会来保定看望他们。他叔叔走了之后，他便会给我讲一些北京的消息，让我有种他也能通天的感觉。他还说，他叔叔给他们带了神奇的通体透明的面条鱼，非常好吃。
　　他家有一种让人规规矩矩、文明礼貌的氛围，所以我去了他家也总要装出知书达礼的样子，他父母问我什么事儿，我都像面对老师一样，站直了回答。他父母每次都夸我懂礼貌，我就越发不敢懈怠。他的父母一定认为我是好孩子。
　　其实，我俩都不是好孩子，出了家门就淘气，也会打架。我们经常去东关公园玩儿，在那儿有时会碰上东升街一带的孩子，他们人多，住的又离公园近，看到别处的孩子就恐吓，看样子是想把别人都赶走，他们独霸公园。我俩曾多次与他们对峙，最终打了一架。结果是两败俱伤，都挂了彩，不过我们也取得了在那儿玩的权力，他们不再敢找我们的茬儿。后来我了解到，东升街那帮孩子的头头，就是我们一年级班主任张老师的孩子。
　　除了与别的孩子打架，我俩有时也打架。他个子比我高，力气比我大，一打架我就认为他是在欺负我。我与比我弱的孩子闹了意见，一般会主动示好，但与比我强的闹了意见，就决不低头，永不理睬。我俩的友谊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应该说程同学功不可没，因为每次闹了意见，都是他主动说话。他往往用二皮脸的方式哄你，比如说“对不起，给我敬个外国礼，放个屁，送给你。”把你逗乐，俩人也就又和好如初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俩一个班。几乎每天都一起上学、回家。上内蒙兵团时，我去了六师，他去了三师。返城后他去了中国通信建设第一工程局，是个很不错的单位。后来，我去了保定市报社，两家单位离得很近，我们经常联系。
　　中学的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小学同学，是女生，农同学。我俩小学时没有说过话，中学时也没说过话，直到90年代初中同学聚会时，我俩才说了话，知道她在延寿寺小学当老师。
　　在小学我还有两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巧的是，我与他们都是先失去联系，后又取得了联系。
　　一位是已经提到过的梁同学。我俩是志趣相投才成为好朋友的，我们都喜欢画画。
　　梁同学说话有天津口音，好多同学笑话他，可我觉得挺好听的。他总穿得干干净净，白皙的脸上还总带着笑意，一看就是个文明的孩子。听说他有个姐姐，上了天津音乐学院，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
　　我们交上朋友不久，他就邀请我去他家画画。他家住在紫河套南边路东的一个杂院里。这个杂院东房是正房，他家住在北屋。两间屋子不大，但收拾得非常利索。他们家的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葡萄架下有一个小石桌，我俩就在小石桌上写作业、画画。
　　梁同学也喜欢小人书，我在他家看过一本《鸳鸯简》，感觉画得特棒。
　　他性情温和，从来没有和我闹过意见。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三中，我考上了五中。刚开学他就给我送来一本书，是他从三中图书馆借的，书名叫《怎样画蔬果草虫》。
　　1969年我去兵团之后，与梁同学失去联系。返城两年后，也就是1977年，我参加一位女同事的婚礼时，从新郞口里得知，梁同学在保定火车站工务段工作，和他是同事。他说，梁同学分在了宣传科，能写会画，积极肯干，工作相当不错，领导非常器重，已经入党提干。
　　1979年春节过后，我去火车站接探家返回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乘坐的那趟火车晚点45分钟，我在站台上等得心烦，就溜达起来。走到站内办公楼门口时，看到一个人总盯着我，仔细辨认竟是梁同学，原来他已担任了工务段的党委书记，就在楼上办公。他热情地把我让到办公室，跟我聊了一些他的经历，还陪我接了我的妻子和女儿。
　　1998年，有报社同仁去保定火车站采访，回来跟我说，火车站的党委书记认识你，想和你一起坐坐。我这才知道梁同学已担任了保定火车站的党委书记。我很想与老同学聊一聊，可那时我正带夜班，实在不好安排时间。当时带夜班还要完成白班的日常工作，凌晨1点下了夜班，第二天10点左右还得去上白班，没有时间。而白班与夜班之间只间隔2个小时，时间又太紧了，所以我就说等10月份我不上夜班时再聚，谁知最后竟然不了了之了。现在想来，颇为后悔，还唯恐梁同学挑理。
　　另一位就是已提到过的马同学。
　　马同学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发育上出了点儿问题，一直没怎么长个儿，还驼背了。有的同学就欺负他，记得他同桌的女生薛同学还打过他。那薛同学个子高不说，还特别胖，很有劲儿。她和马同学打架时，哭得很凶，打得也很凶，把马同学按在椅子上，玩儿命地打。听哭声以为她在挨打，实际上是她在打人。马同学虽然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但很坚强，始终没有哭。
　　小学毕业后，我俩就没有再联系。直到1993年，我从才大妹妹那儿得到了他的信息。大妹妹在保定市兴华服装厂工作，一次与我闲聊时她提到了他们的厂长，说马厂长特别能干，别看驼背，精力胜于常人。我问马厂长的名字，她一说，敢情就是马同学。
　　她说，马厂长家离厂子很近，我一听那还在瑯瑚街的老宅居住，便立即去拜访。马同学跟我说了他们厂里的情况，还夸我大妹妹技术好，在厂里拔尖儿。
　　那时我正担任保定市报工交部的主任，满脑子都是工作上的事儿，听他介绍厂里的“仿羽绒喷胶棉生产线”马上就要投产，感觉挺有新闻价值，就在11月26日项目正式投产时前去采访，并写了报道发在10月29日的《保定市报》上。他们厂的厂名那时已改称兴华喷胶棉厂。
　　我在上小学时，还交过一些朋友，但后来没有再取得联系。有已经提到过的，我把人家头皮划破的赵同学。还有一位安同学。安同学高度近视，摘了眼镜那眼珠子特凸，看着都吓人。那时小学生戴眼镜的特少，戴了眼镜一般都会被人嘲笑，往往被人叫成“四眼儿”。可我从来不这么叫他。他住在城隍庙街的一个大杂院，院里孩子多，经常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他总邀请我参加，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
　　还有一位姓蔡的同学，与我原本是好朋友，后来闹了小意见，就互不理睬，直到毕业时都不说话，毕业后就更不联系了。
　　我与他成为好朋友，缘于他有《封神演义》的字书。我看来两三本《封神演义》内容的小人书之后，就特想知道更多的故事，没想到蔡同学知道得不少，什么眼里长手，手里长眼的杨任啊，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啊，鼻子出气就夺人性命的哼哈二将啊，长着三个脑袋瓜的殷郊啊，讲得都神乎其神。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成了他的忠实听众。
　　他看我总听他白活，也对我另眼相看了，偷偷跟我说，他知道这么多《封神演义》的故事，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本字书。为示所言不虚，他还带我去了他们家。
　　他家住在平嘉胡同，是个不大的独院。家里的陈设净古玩意儿，木头雕的笔筒啊，老大个儿的黄铜墨盒啊，放在盘里的古怪的石头啊，插着鸡毛掸子的花瓶啊，怎么看都像小人书里文人雅士的家。
　　他拿出的那本书也充满古意，线装的，黄绵纸，纸是每张都对折，繁体字，竖排，标点只有句圈，还都写在字的旁边。我看了看，好多繁体字不认识，有的地方还是文言文，基本上就是看不懂。可蔡同学能读懂，说那个挺胖的“日”念“曰”，就是说的意思。
　　那本书前边有人物绣像，画得特别传神，我越看越着迷，感觉比我想象得还神奇。图中有位仙人我看着像观世音，可标的却是慈航道人，有点儿让人费解。
　　我想借他的书，照着绣像画画，可他说他父亲不让外借，也不让他拿到学校去。可后来他还是把书拿到过学校一次，我猜着是偷着拿的。因为他把家里有书的事也告诉了别人，还把书吹嘘得神乎其神，不露露真容好多人不信服。
　　后来，我俩因为一点儿小事儿闹掰了。那时班里有相互要吃食的风气，今天你带了饼子窝头到学校吃，他向你要，明天他带了你没带，你又可以向他要，大家习以为常。要的人并不奢望要很多，给一口就行。一般都是伸出一只小手，用乞求的口吻说：“给点儿！”一旦有人向你这么要，你就得给，不能不给，不然就会被人说成“真贫”，并被列入小气鬼一类。班里就有一个男生因为从不给别人吃的，而被大伙孤.立。
　　我也是因为犯了一个类似错误才和蔡同学闹意见的。我带了一个窝头到学校，接连有几个同学来要，眼看着就下去了一半，我心里很别扭。就在这时蔡同学也来要，我就跟他诉苦：“我还没吃呢，都快没了！”没想到蔡同学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不给就说不给，哪儿那么多费话！”说完扭头就走。我赶紧找补：“我没说不给！”可他没理我。
　　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蔡同学说你是“给脸不要脸”，还说要揍你。我也生了气，这么点儿屁事，至于吗？真他妈小心眼。蔡同学个子不高，是个小白胖子，不知是不是因为害怕别人欺负他，总说自己在练功夫。虽然我觉得我打得过他，但有了“练功夫”这一层，我心里还是犯嘀咕。可直到毕业，他也没有揍我。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报考升学志愿时，他报考的是最难考的保定二中。我上三四年级时就没好好学习，到五六年级才开始用功，可我也报考了保定二中，我不想让他比下去。最终，他考上了，我没有考上，我被分配到第二志愿保定五中。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再就是我还能回忆起我的三位同桌。我们小学都是男女同桌，一个学年调换一次，按说我应该有六位同桌，但我只能想起三位了。
　　我一年级的同桌是樊同学。她热情、活泼，比我知道的事儿多，比我有主见。我俩都遵守纪律，努力学习，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我们偶尔也偷偷说小话，但老师没有因此批评过我们。
　　我二年级的同桌是杨同学。我有点儿反感她，一是她有点儿酸，不爱理人；二是身上有雪花膏味儿，熏人；三是她的头发总闪着油光，衣服也一天一换，像是资本家、小业主的女儿。加之那时大王子讨厌男生跟女生说话，我就没有理睬过她。
　　三、四、五年级的同桌是谁都记不得了。大概与那个阶段男生基本上视女生为不存在有关。
　　我六年级的同学是宋同学。我闻到她的身上也有雪花膏味儿之后，就去找刘老师，请求刘老师给我调换一下。刘老师不同意，说人家那是讲卫生，是注意仪表。还说，人家那么俊，比你强多了，你还嫌弃人家。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不了了之。后来跟她接触，发现她并不像杨同学那么酸，挺随和的。那时班里的男女生已经开始说话，我俩也就有了交往，她还跟我借过小人书呢。
　　小学毕业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过杨同学和宋同学，但见过樊同学。文化大革命中，她是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我是看演出时从舞台上见到的她，表演舞蹈的。
　　另外，我还在舞台上看到了小徐同学，他是搞伴奏的，吹笙。我是在他独奏表演时认出他来的，他赢得了满堂彩。可我还是有点儿为他惋惜，因为他练功练得嘴都走了形，凸得有点儿像周口店人了，这也刻苦得有点儿过分了吧！
　　

龙行天下

小学同学细回忆，

童年趣事细阐叙，

丝丝甜蜜涌心头，

相关细节很清晰。

清风修竹

　　                功课
　　          ——岁月划痕之三十七
　　从网上看到一篇比尔·盖茨的文章，好像是出自中学的课本，叫做《功课很重要》。因为他辍学创业取得巨大成功，不少人就向他咨询，是否可以效仿。他的回答却是“功课很重要”，他给的建议是“尽你所能，获得最高最好的教育。”
　　看到比尔·盖茨把“在校学习”称为“功课”，我感到非常亲切，因为我上小学时就这样说，学习好称作功课好，做作业称作做功课。也许这微妙的文字差异是翻译造成的，但我宁愿相信比尔·盖茨和我一样，也在怀念着过去的学习生活。
　　说起小学的学习生活，“功课”上的事我还真是没记住多少。这恐怕与我有近半时间学习懈怠有关。小学一年级上半学期我是好学生，基本上都得5分，那会儿是5分制，5分就是最好了。一年级下半学期主动投靠大王子之后，心思就逐步向玩儿上转移。二年级期末虽然大王子调走了，可我的心已玩儿野了，收不回来，三年级、四年级基本上就是瞎混，还经常逃学去看小人书或听评书。到五年级下半学期才知道好好学习，到六年级才玩命学习，因为要应付升学考试。
　　记得小学时看过一本反映学生生活的相声剧本（书名忘了），其中有一篇说到，开始时努力学习，作业本上老师给打的分数，个个都像昂首挺胸的鸭子，5分啊！后来光玩儿，鸭子都转身耷拉了脑袋，成2分啦。再后来知耻后勇，作业本上的鸭子又抬起了头。我小学的学习经历与这篇相声中说的差不多。
　　回想小学6年都学了点儿什么知识，脑子里模模糊糊的。
　　体育课好像除了玩儿，没记住什么专业知识。
　　音乐课倒是学过几首歌，但没有一首经典，也没有学会识谱。记得老师教过这样一首歌：“养猪好啊养猪好，养猪的好处真啊真不少，社社户户多养猪，造出万车好肥料，地里庄稼添成色，农业展翅大飞跃。”只是我把“添成色”听成“添橙色”，怎么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虽然喜欢画画，但对图画课没多大兴趣，因为净画我不喜欢画的玩意儿。比如教图画的男老师就让我们画大肥猪。可我们图画书上没有这个内容，不少同学喊不会画，他就在黑板上画一只，让我们照着画。为什么音乐老师、图画老师都瞄上猪呢？我有点儿奇怪。后来看到街上出现不少“大养特养其猪”的标语，才知道不光是老师们对养猪产生了兴趣。
　　历史课我基本上记住了各朝代更替的顺序，就是晋到隋、唐到宋这两个过渡阶段的那些国家记不住。另外还记住了秦朝建立在公元前221年，因为老师告诉我们这个题肯定要考。
　　地理课知道了有关地球的知识，还背了省名儿和省会名儿。
　　自然课记不起到底学了些什么，感觉是学了不少科学方面的知识。
　　算术课是主课，我们学了四则混合运算，分数、小数、百分数，简单的面积、体积计算。还有珠算。具体的就记得小学最后讲的是如何计算体积。我也算过开着排水管给水池子注水之类的算术题，当时就觉得不合理，没有人家姜昆想得远，人家在相声《着急》里提到这类题时，还想到了国家的水资源紧张呢。
　　对于主课语文课，我喜欢课本，不喜欢上课。课本里的一些课文还是挺有意思的，记得一年级课本里有篇课文叫《秋天来了》，寥寥数语就写出了秋天的特征：“秋天来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行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不少课文还配有插图，看着赏心悦目。
　　还记得有篇课文是首诗：“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感觉好有气势。
　　还有一些课文是古诗、古文，学明白了以后也觉得挺有意思。像《观刈麦》、《核舟记》。好像这些课文现在已放到了初中来讲，可我们那时是小学讲的。
　　我不喜欢上语文课，主要是不愿意做“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之类的练习，特别枯燥无味，而老师似乎又把它当成了重点，讲篇课文就重复一次，烦死人。我喜欢听有关修辞的内容，可老师不怎么爱讲。
　　另外，我上语文课还有一“怕”，就是怕写作文，主要是不知写什么才对。老师说写作文不能没有中心思想，老师说写作文不能写成“流水账”，老师说写作文要讲究结构，老师说写作文要语言生动，老师说……我一提笔就想起老师的要求，就想尽量达到老师的要求，所以写哪句都觉着不对劲儿，往往费好大劲儿也开不了头儿。
　　老师给我们上作文课时，经常讲一些优美词句，优美段落，我对此印象深刻，提笔就想写美词佳句。比如，有一次老师组织我们去莲池图书馆看书，回来让我们写作文，我上来就写了一大段的秋雨。因为老师讲过怎么写雨，而去的那天正好下雨，我便把下雨当成了写作的重点，还把老师讲过的“细雨霏霏”用在了里边。其实那天雨并不大，用“烟雨霏微”描写比较准确，可惜当时我不知道有这么个词。我自己感觉这篇作文写得不错，可老师给的分儿却不高，大概是因为阅览图书的内容写的太少了吧。
　　不过，我有一篇反映“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文曾得了高分，还被老师表扬。那篇作文我写的是老家饶阳发大水的事，我说旧社会老家发水百姓水深火热，新社会消除了水患百姓幸福无边。而实际上解放后也多次发水，水患还在治理之中，我是在睁着眼儿说瞎话。
　　这篇作文得了高分，我心里总有点儿不安，担心老师知道了实情说我不诚实。可后来发现，老师并不那么较真，比如写“做好人好事”的作文，好多同学写捡了钱交老师，老师没收到他们的钱，肯定知道他们瞎编，可老师并没有批评他们不诚实，该怎么打分还是怎么打分。
　　于是，我总结出个小经验，实在没的写就瞎编，只要有鼻子有眼儿，编得像那么回事就行。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个“绝密经验”老师早就知道，在我们升初中总复习时，还作为“法定”传授给我们，说考试时如果作文要求写的内容，是你没有经历过的，是你不熟悉的，不要惊慌，更不能放弃，要调动平时的生活积累，靠想象来写。我一听，这不是鼓励瞎编吗？
　　后来，老师又给我们发了油印的范文，有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记叙文又有写人的、写事的、借景抒情的。要求我们反复看，熟记于心，最好能背过。如果考题能扣上我们背的内容，就稍加改动地抄上去。
　　另外，老师还把一些同学写的优秀作文，也油印了发给我们看。在发的这类范文中，我还发现有一篇是大生写的。我对大生的学习情况不是很了解，因为我在丙班，他在乙班。看到他的作文上了范文，我对他刮目相看了。
　　老师除了给我们发范文，还发“范段儿”，有描写山的，有描写水的，有描写刮风的，有描写下雨的，有描写老人的，有描写儿童的，总之，我们考试写作文时有可能用到的，老师都尽量给我们提供范本。
　　老师对我们还是不放心，怕我们没有实战经验，怕我们没上过大考场到时候紧张，于是就组织模拟考试。听说老师们还开会押题，并把他们认为考试可能出现的题，提前让我们练习了。
　　这时期老师还让我们买了一本如何写作文的书，叫《王老师和小学生谈作文》，感觉王老师谈的和我们刘老师谈的也差不多，就是更系统，更全面。不过书里讲的有关写作文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刘老师讲得不多，我就在总复习的百忙之中挤时间看了一遍，感觉还是很有收获的。
　　对于数学的复习，基本上就是做模拟题，然后老师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
　　升学考试之前，班里学习好的同学地位明显提高，不仅老师更加关注，同学们也另眼看待。比如有位瑞同学，一直默默无闻，可模拟考试总考高分，老师就经常表扬他。
　　我属于五六年级赶上来的，由于基础不扎实，发挥不稳定，勉强能归到学习好的一拔儿里。我可争强好胜，总暗着与几个尖子生较劲儿，报志愿的时候，我也报了最不好考的保定二中。
　　那时保定市的初中入学率是多少已没有印象，反正是小学多（1957年市区有小学114所），中学少（1962年有国办中学17所，民办中学5所），有相当一部分小学生不能升入初中。而重点中学仅有一、二、三中，想考入重点也就难上加难了。
　　还记得当年有关各中学缺点的顺口溜：一中不好考，二中房子少，三中搞对象，四中来回跑。后来又加上：五中大水淹，六中过铁道。再后边的中学就没听到过有什么说法了。当时人们心目中最好的还是二中和一中。
　　我报的志愿是，第一志愿二中。第二志愿五中。第三志愿就是服从分配了。
　　在我的记忆中，升学考试只考了算术和语文。
　　我报考的二中，考场就设在这个学校。
　　我们先考的算术。进入考场后，我发现考场氛围和我们模拟考试完全不一样，监考老师的脸都像结了冰，看了就让你心里紧张。宣布考场纪律的声调是生硬而又严厉，听了会让你心跳加速。还没有发卷子，我的头就大了，懵懵的。卷子发下来，看着上边的字都在跳，忽忽悠悠花成一片。我强迫自己定下神来看题，觉得似曾相识，可又看不出个门道。我心里那个慌啊，害怕晕场哪个题都不会做了。
　　好在老师已给我们讲了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对方法。我按照老师说的，闭上眼睛，均匀呼吸，稳定情绪，之后再看，果然能看明白题了。趁着脑袋电路接通，我赶紧开始做题。
　　可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不少同学都在回头儿，这才注意到教室里多了一位医生，原来有人晕场。监考老师说，有医生处理，这位同学不会有事，大家赶紧继续做题。可我总放心不下那位晕场的同学，不由地就抬头看一眼。直到医生扶着那位晕场的同学出了考场，我的心思才又回到考卷上。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可还是想知道他是否回来了。
　　不知是不是受了此事影响，我没有做完最后一道题，一道十几分的大题。
　　算术没考好，就盼望语文考好点儿，多拿点儿分，可我在作文的选材上又出现了小失误。作文的题目是《我学会了一件本领》，我要是写学做饭可写的细节会更多些，像王大娘怎么教我啊，我怎么攻克难关啊，母亲怎么感动啊，有好多可写的，可我觉得这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就没想到男孩子写学做饭才更有亮点），没选，我选的是学骑自行车。
　　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学会骑自行车，也就刚不骑“大梁”，坐到座子上，有汽车在身边一过，还会紧张得只顾掌把，不敢蹬车。
　　我在作文中主要写了学的过程，侧身溜，掏腿骑，骑大梁，最后坐在座子上骑。基本上没写什么生动有趣的细节。出了考场后我就想起，应该把学车时“怕撞哪儿偏撞哪儿”、撞了老头儿道歉不灵人家就是不依不饶等细节写进去。当时怎么没想到呢？我那个懊恼，估摸着作文的分儿是高不了。
　　算术少做了一道大题，作文写得不理想，我觉得自己可能考不上中学了。
　　分数下来了，还不错，虽然没有达到二中的录取线，但达到了五中的录取线，我被五中录取了。
　　我们班考上二中的有和我打过架的蔡同学，有瑞同学，有陈同学。程同学也是考的二中，他和我一样，也被分到了五中。农同学考上了五中。梁同学考上了三中。王同学考上了四中。其他同学就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面子上有点儿过不去，可母亲很满足，说考得不错。因为她是和我们胡同中的孩子比较的。喜子没有考上，他父母安排他拜师当了木匠。斗儿和大生也没有考上。他们于第二年考上了新成立的半工半读中技学校——保定市商业学校。这所学校是保定市商业局主办的学校，毕业后将在商业系统就业。小儿考上了保定八中。母亲感觉我还是考得最好的呢。
　　另外，5号院“门楼头”的哥哥也没考上中学，他去了保定胶片厂。文化大革命中，保定市安排工宣队队员进驻学校，对学生进行领导、管理、再教育，“门楼头”的哥哥竟然就是工宣队队员，看着他戴着工宣队的袖章，神气地在街上游行，我心里很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