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

共同

问：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它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我就问我爸，你还认识潘汉年啊?爸爸看看我，回答说：“那当然咯。”

　　但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爸爸调离《解放日报》，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住在报社的房子里了，所以，我们就搬到海格大楼，在延安西路33 号里面，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那时是市委的部长级干部住的地方。搬家后，原来的学校离家太远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转学到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是一师附小。一师附小用普通话教学，所以，我的功课就变得好了。

共同

问：你爸爸不办报纸了，作息时间是否正常了，你们也能多见到他了？

　　答：爸爸每天还是半夜三更回来，早上要睡觉，我们见不到的。

　　那时的感觉是家里没有大人的。当时我妈妈已经到北京的党校去学习了，家里只有一个阿姨，每天给我们烧饭吃。我父亲在上海市委是管出版的，11 所以，家里面书很多很多，连环画很多很多。都是送来给他审阅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当时的干部家庭可能都是这样，很简单。家具都是公家给的最基本的东西，两条长板凳加一个棕绷就拼成一张床了。阿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寒暑假时，我们家的地板上就坐满了各家小孩子，都来我家看连环画书。也常常有人借走或带走了，那也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在大院子里玩，爬树，我特别会爬树。院子里有好多棵大樟树，越往上树枝越细，但我能顺着细细的树枝一直往上爬，爬到最上面，把脑袋从树叶中伸出来。那时根本没有人管。就像放养的野孩子，自生自灭的那种，但生命力特别强。有一次我把腿摔破了，正好是夏天，那个院子里有一个游泳池，我就到游泳池里去洗了洗。但伤口后来烂掉了，烂得很深很深，过了好几天我父亲才发现，才把我弄到医务室里去换药，所以，至今还有一块很深的伤疤。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年级吧，大概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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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渐渐长大，对爸爸的记忆会深刻一些吧？

　　答：小学的时候，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印象。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过生日时。他对我们的生日一直是蛮重视的。生日时，他会带我们出去买吃的东西，到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食品厂去买巧克力，那是最最幸福的时候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去北京开会，因为每次他从北京回来，总是会带大虾酥和果丹皮给我们吃。所以，当时我们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大虾酥和果丹皮。另外，核桃上市的时候，他也会带我们出去买核桃。就是去我家对面的那家店里，去买一大袋核桃，带壳的那种，然后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就用门嘎嘎地轧核桃吃。想想那么高级的门，被我们用来轧核桃吃。这些记忆好像都是和吃有关系的。

　　问：你们在海格大楼好像也没有住很久吧？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答：对，我们在海格大楼住了一年多，后来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用房，就把我们搬到了盖司康公寓，在淮海路，音乐学院对面，现在叫淮海公寓。那里也是市委部长级的家庭住的，瑞华公寓是处长级的家庭住的。12 搬到盖司康，我就又得转学了。原来的学校太远了，我们早上都是要自己走着去上学的。所以四年级的时候，我又转回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幸运的是那里的老师也开始讲普通话了。

　　我大妹妹与我在一个学校，但她也很独立，上学时并不与我一起去。她有她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都和同学一起走，自己管自己。

　　我们还是调皮得不得了，会从楼上打着一把伞跳下来，这种事情都做过。我那时就觉得我挺另类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去上学，我头上扎着白色的蝴蝶结，那是俄罗斯人的习惯。同学就问我家是不是死人了。我说没有啊，你怎么说我家死人了。他们说，那你怎么戴白蝴蝶结。我才知道，家里死人头上才戴白色的装饰的。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不差的，我妈妈工资比较高，我爸爸还有稿费。因为我家的布票都是上缴的，我妈喜欢买俄罗斯的大桌布做床单，我穿的也都是俄罗斯绣花的衣服，这些都是不要布票的衣服。我穿的都是很花的衣服，这也与别人不大一样，但我不太顾及别人怎么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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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师对你怎么样？

　　答：老师应该也是觉得我挺另类的。我四年级的时候被选为大队委员，还是劳动委员。大扫除时，我就要跟着老师去检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的奇怪的事情呢，我觉得老师是存心出点难题让我做做。那也是我四年级的时候，大概十一岁吧，老师给我一个会议通知，要我一个人到青年宫去开会。我根本不认识那地方，但又不敢不去。我拿着会议通知，也没办法问家长，因为家长我也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了。乘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的，一路上哐当过去了。找来找去，绕来绕去，我还真找到青年宫了。我进去一看全是大人，开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后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也不知道该坐哪路车，往哪个方向走。我只知道是有轨电车，就上了一辆。我又哐当哐当地坐了一段路，天慢慢黑了，车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实际上是到了十六铺，那时候的十六铺乱七八糟的。下来后我不认识路，也没钱，后来我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我说：“叔叔，你把我送到淮海路。”他把我送到盖司康大楼。现在那个大楼下是个高级服装店，当时那里是个理发店。平时我们理发都在那里，所以理发店的人认识我。人家已经关门了，我就去敲门借钱。剃头师傅借给我五毛钱，让我付给三轮车夫。之后我就快速跑着上楼，敲家里的门。我爸爸那天倒是在家，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没注意到我不在家呢，也根本没想到要出去找我。听我说了经历，这时候他才吓了一跳。他说：“社会秩序真好，没把你拐走。”快点叫阿姨把钱送还给理发店。大人都说，你这小孩胆子真大。我当时真的没发慌，也不怕，可能还真是胆子挺大的，反正最后还是回来了。到现在，我们家里的人还要常常拿出来议论议论。至今不明白学校怎么就这样把我给派去了。但当时我父母也没去责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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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跃进应该开始了吧？

　　答：对，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盖司康公寓，大炼钢铁，除四害，灭老鼠，赶麻雀。我记得我们还跑到盖司康十二楼的上面去敲锣赶麻雀，要把麻雀累死。我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读的，下半学期，我们就搬到东庙二村去了。13 当时，柯庆施要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我们都搬到东庙二村去住，这边是市里的领导，那边是工人家属。所谓的工人，其实是厂里的基层干部。那时，在东庙二村新建立了一所小学。这个小学的班里，干部子弟很多。

　问：东庙这个学校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的关系融洽么，你们能沟通么？

　　答：与我比较要好的小朋友，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的比较多。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一样。上课时很热闹，校长常常站在教室门口。我爸告诉我要多向工人子弟学习，要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有隔阂的。比方说住的，市委来的干部家庭，住的都是两套或三套房子，我们家住的就是两套。工人家都是一间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里要住两三家。我们原来住的盖司康公寓，都是打蜡地板，东庙二村是油漆地板;盖司康的房子里是铸铁的浴缸，东庙是水磨石浴缸。相比之下，东庙的房子多破，多简陋。对干部家庭来说，以前有热水供应，现在要自己烧水，热水倒进水磨石的浴缸里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放下身段了。但对工人来说，工人家原来什么都没有，搬过来已经觉得是天堂了。在这一点上，我就感觉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要去靠近他们，希望打成一片，结果未必如愿，融合还是很难的。

　　问：你们在东庙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柯庆施的做法被周恩来批评了，周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要让我们都从中南海搬出来?所以，我们又都从那里搬回市里去了。这次，我们搬到康平路的爱棠。1 4 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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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次见到毛主席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

　　问：你初中在哪个学校上的？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答：初中我上的是五十一中学，也就是位育中学，在复兴路襄阳路那儿，离我幼儿园很近。初中时我是住在家里的。妈妈很忙，从党校回来后就去了市委办公厅，帮领导干部写文章，她很忙很忙，也很少管家里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与爸爸接触比较多，交流也很多。我们常常要谈谈各种话题。我会和父亲说学校的事，我觉得同学中有人不喜欢我，我想不通，我就问他：“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你?”他说那当然，他又对我说：“那你就从两个方面来检查嘛，一是他们说得对不对，如果他们说得对，那你就改正，如果他们说得不对，那你也可以因此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告诉我，这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两句话，也是我以后做人的标准，以后不管别人说我什么，我都尽量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是那个时候爸爸教的。

　　我也认识到，你的有些东西是别人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处境，没有那个存在，就不可能有那个意识，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以后这么大起大落的生活中，我特别能想得开，我特别不计较。我的这种想得开，并不是别人讲的要依靠禅或佛经，才能心胸开阔。如果能把本质的东西搞清楚，就能放开了。本质就是：你凭什么要别人理解你?

　　当时的文化生活还是蛮丰富的。我们的小礼堂经常放电影，放假过节或周末的时候都会放，所以，我电影看了许多，而且都不止看一遍。我也很喜欢读书，那时候看书特别多，我不喜欢《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古典小说，除了这些小说外，我什么都爱看。我们家的书特别多，因为我爸爸就是管出版的嘛，有很多赠书。中国的作品有《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还有一批俄国作家的书，《复活》、《苦难的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还有美国小说，《嘉丽妹妹》、《珍尼姑娘》、《天才》，资产阶级早期奋斗的书，我都看。我特别喜欢莫泊桑的小说，例如《温泉》和《人生》，现在他的书还能让我思考，影响我，让我对人生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说起人生无常，莫泊桑写得太深刻了。当时我们家中也有所有的文学期刊，例如《人民文学》、《收获》等等，我都会一字不漏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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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爸爸是不是也很喜欢读书？你们是不是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

　　答：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没有时间读小说的。我会问他对作者或书有什么看法。记得当时我拿到巴金的《雾• 雨• 电》三部曲时，特别兴奋，因为我很崇拜巴金。但看了这三部曲后我蛮失望的，觉得他笔下的青年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就对父亲说，巴金好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爸爸就看着我，说不出什么话，后来给我介绍了巴金这个笔名的含义，15 我爸爸当时和巴金来往很多的。后来，确实觉得巴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后来也特别恨样板戏。

　　问：你爸爸在一封信中，很耐心地教外孙如何写好作文。16 你读书时，爸爸是否也教过你？

　　答：对，我爸是会经常和我聊聊怎样能把作文写好之类。在学校里，大家公认我作文写得好，很会写，很会联想。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范文。但我不喜欢我父亲写的东西。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本用的是教改的教材，其中“增加阅读”的内容中有一篇我父亲的文章，写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杂文，我就不喜欢。17 我不喜欢杂文，课本里鲁迅的杂文我也不喜欢。像《药》里的人血馒头等，读的时候心里揪得难受，我读书是很上心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才读懂鲁迅。没有苦难经历的人是不会懂的。

共同

问：除了读书看电影外，还有其它活动么？爸爸会不会带你们出去玩？

　　答：爸爸常常带我去看话剧，他看戏是工作。爸爸当时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出版外，文艺也归他管。所以，他总是有两张戏票。京剧我不太喜欢，也听不懂，但我喜欢看话剧。人艺排演的那些话剧我都看过许多遍。因为要一遍遍的审查嘛，爸爸总是让我跟他一起去。

　　也是去看戏的时候，我还见了一次毛主席呢。当时十四岁，初二的时候。他们刚在杭州开完会，毛主席到上海来，请上海市委领导看戏，许多人都带孩子去了。看京戏《打渔杀家》。我就坐在毛主席后面一排，江青坐在他旁边。我听不懂舞台上在唱什么，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他一直用手在腿上跟着鼓点打拍子。

　　见到毛主席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入团，我就去找老师谈话，还打入团报告。还有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努力，要好好学习，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上课时一定不能再说悄悄话了。不久，我就入团了，我还戴着红领巾，胸前别着团徽，很开心。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的。

　　问：高中你就进了复旦附中么？

　　答：当时有一部电影《生命的火花》，内容是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看了之后，初中毕业时，我就想到新疆去，我想不能光说不做，想立即就去建设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候大概有点反叛家庭的意思，青春期吧。父母讲的话我听不进去，老师的话倒是听的。我爸还说过，你这个小孩，怎么我们的话不听，只听老师的话，你不知道老师还要听我们的话呢。我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老师要听你们的?

　　我执意要去新疆，爸爸妈妈的劝说我都听不进。后来，还是团市委书记来和我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先学好本领，才能建设祖国。他说，你现在就要去新疆，新疆还不要你呢。所以，我就打消了去新疆的念头。现在想想，当时想去新疆，可能是想脱离家庭，不想在父母的影响下生活，要做我自己。

　　新疆没去成，上高中时，我就一定要去住读，要离开家。复旦附中当时刚开始正式对外招生，我就成了第一届学生。杨西光住在我们家隔壁，他还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说：“住校很艰苦。”18 我暗自高兴，我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复旦附中可不像现在的附中，没有操场。现在的操场，在那个时候是个草场，到处都是草。我们要去拔草修操场，挑土、铺土、铺煤渣砖，拉着一个大石磙子，都是重体力活，所以，大操场就是我们修建的。肩膀疼死了，但我很开心，也觉得特别骄傲，这是现在的孩子不能理解的。我们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旧兵房，四个人一间，房间很小，能放两张上下铺的床。我很自觉地选了上铺。那是木板床，有很多臭虫。我在附中总共待了五年，住读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是回家住的。六三年进去，六八年出来。在附中时，我的功课一直是可以的，而且，也不用我太花力气。高三那年，我还当了附中学生会的主席，要管很多事。每个星期六我回家，但回到家里总是很晚了，我书包一般都不带回去的。一回到家我就看有什么新书，半夜眼睛累了，还要看。第二天吃了中饭，我就回学校去做功课了。那时与父母亲见面很少，交流也不太多了。

共同

　问：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吧？你爸爸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你知道么？

　　答：文革开始时，我还在附中，高三，十八岁。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有一天，我们在看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同学突然对我大叫：“你看你看，有你爸，你爸!” 我这才看到大字报上写着我爸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爸爸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但不知道他参与的程度。后来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王霖，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问我知道什么事情，我说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爸帮助搞样板戏，我是知道的。记得一次回到家里，我看到他借了一部留声机，还有黑色的唱片，在那里听。他说他自己得先搞清楚什么西皮、二黄之类的唱腔。他还问我：“你懂吗?”我说我不懂。

　　我弹的钢琴是西洋的。还有批判《海瑞罢官》的事情，我亲眼看到陈丕显和我爸两人在院子里转呀转的，在说着什么，很神秘的，后来就批《海瑞罢官》了。19

共同

问：你是怎么参与文革的呢？去北京找爸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文革开始后，北京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我们在学校里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红旗连”，挑头的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开始要写大字报大批判了，他们都说我是“红旗连”的指导员。老师啥都不管了，我得负责管学校的很多事，包括到文化广场去游行，那确实都是我组织的。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值夜班，守护学校，在大操场上来回巡视。每天还要烧一大锅泡饭，弄点榨菜，给晚上值班的同学吃。

　　到了1966 年8 月，我在附中的同学张○○鼓动我一起去北京，因为毛主席8 月18 日刚刚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张○○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原来叫陶铸，因为和著名的陶铸重名了，就把名字改成了张○○，陶勇本来是姓张的。有一天晚上，8 月25 日还是26 日，在学校里，张○○来找我，说：“你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去北京。”当时男孩子都喜欢和我一起玩，我有点像假小子，没人把我当成女孩子。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北京，可以到北京去，那肯定很开心的。所以，就和他一起去了。

　　我爸那时候在北京，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没有事先和我爸联系，就和张○○一起乘军用飞机，从上海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没想到还是军用飞机哦，飞机上没几个人，飞得低低的，能看到下面祖国的大好河山。第一次看到大好河山，也是第一次去北京，所以特别兴奋。到南苑机场下来，就有部队的车子把我们接到海军大院。我一看，海军大院里全是大字报。我偷偷看了几眼，大字报上有“苏振华喝战士的血”等等，20 我真是吓了一跳，怎么还有这种大字报。那时候，内部的矛盾和较劲已经烧得很厉害了。我们这些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张○○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我爸在哪里，我真不知道。我们住到了北京军区一个副司令还是参谋长的家里，姓张的，反正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也不知道能住哪里，就去了他家。2 1 他家在西直门旁边城墙下面的一个胡同里，我记得车子开了很远，胡同很深，里面有个蛮大的院子。他家也很简朴，典型的干部家庭，院子里还有几棵大枣树。

　　第二天，我们就说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反正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天安门广场上有个中央文革接待站，我们就上去了。管接待站的人一看几个小孩子跑来，问我们是干嘛的，有个同学就说：“她是上海来的，她是张春桥的女儿，要找她爸爸。”当然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他们就不理我们了。

　　我们又回到那个姓张的人家里，但人家眼光怪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能老赖在他们家里。我就想到我认识杨永直的女儿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