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龙行天下

小学成绩过山车，

两头优越中间挫，

中考失常不太好，

成绩总算还不错。

 

清风修竹

　　            税务角
　　         ——岁月划痕之三十八
　　在中国的不少城市中，都有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这类名称的街道，我的家乡保定也如是。
　　保定的城墙没有拆除的时候，这四条街是出入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的要道，也是城内最主要最繁华的街道。东、西、南三街相交于税务角，而北大街侧向东移了一个路口，与东大街相交，正对着保定有名的佛寺大慈阁。
　　税务角处于城市中心位置，又四通八达，自然是保定的市中心。此处称税务角始于元代。宋未保定城毁于战乱，元朝都元帅张柔重建了保定城。当时保定路要征收大量商税，便在税务角这个闹市通衢设立了税务官署，而此处位于三街一巷的拐角处，人们便称这个地方为“税务角”。
　　我是1954年从老家迁到保定市的，所住的相府胡同就位于税务角的东北角上，出门去东西南的方向都要经过此处，可以说我认识保定，就是从税务角开始的。那时候南大道向北对着的是杨淑胡同（60年代初杨淑胡同才扩建为新北街）。从我所住的相府胡同西口出来，沿着杨淑胡同向南走二三十米，就是税务角。
　　税务角周围几乎都是商业门店，父亲工作的美利金笔行就在西大街南侧，距税务角也就十来米远。我们搬入相府胡同之后，父亲就带着我去金笔行玩儿。
　　这家私营的金笔行虽沾了“金”字，听起来很气派，可实际上很狭小，门店是一座宽仅三四米的二层小楼。它被两边的楼房挤压着，显得可怜巴巴的。印象中它只有下面那层对外营业，员工很少，也就几个人。进门后是一溜儿柜台，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钢笔、金笔。它不仅既销售钢笔，也修理钢笔，我知道父亲就会修钢笔。
　　门店的里面还有一间屋子，没有窗户，全靠门口进的那点光照亮儿。里边摆着一些旧的橱柜，有一架木梯通到楼上。楼上有什么东西已不记得，只记得有一个很老的老头通常会在楼上。他的腰弯得很低，也不与人说话。他是干什么的？当时似乎没问过，现在想来，不像老板，不像员工，没准是值夜看门的吧。
　　父亲在那儿当会计，可我记得他也在门店站柜台。那儿的经理姓张，我和母亲刚到保定时就曾在张经理家住了一个月。那儿的老板是谁，就不知道了。
　　去那儿我玩的最多的是钢笔的包装盒。那盒子略大于钢笔，是细长的方形，打开时底部和盖子可分开。盒子用硬纸做成，非常精致，我特别喜欢。
　　记得有一次，那里的叔叔伯伯给我攒了一堆小纸盒，并一层层交叉码起来，用绳子捆好，让我拿回家去。我兴奋不已，提着这一“方”小盒子出门就往家跑。可过马路时我不知被什么一绊就摔倒了，正好有一个人骑车过来，躲闪不及，竟从我腰部轧过去。我吓得不知道疼，也没敢哭，从摔散的小盒子中胡乱捡起两个，一溜烟儿地跑回了家。这事我谁也没敢告诉，因为我感觉自己闯了大祸。
　　在金笔行的对面，有家药店，叫乐仁堂。是一座西洋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楼的前部都做了水刷石，显得特别结实，窗户是可窗的通体大玻璃，看着很洋气。里边卖西药，看着比中药铺更可信。
　　在乐仁堂的东边是一条很小的胡同，喜子的姐姐结婚之后住到这个胡同的一个小院里。
　　这条小胡同的东边是全兴酱园。它位于税务角的西北角上，门脸儿面向南开。
　　保定的酱园行业源远流长，北京酱菜行业的“老酱园”、“京酱园”、“南酱园”三派中，“老酱园”派就源于保定，它的代表是有名的“六必居”。解放前酱园业是保定的重要产业，1943年时保定的酱业公会就有71家商号。传承至今的有保定知名特产“槐茂”酱菜。离我们家近的酱园除了全兴，还有涌源，在南大街上。
　　“全兴”的门店房子很老旧，门脸儿全部由木制门窗构成。营业面积大致有三四十平方米。柜台非常旧，也不干净。柜台里面满是大缸小缸，缸里是酱油、醋、甜面酱、豆瓣酱、虾酱、腌萝卜、腌辣椒、疙瘩头、小酱菜等几十种酱园的产品。其中比较独特的是腌“春不老”。这种酱菜口感嫩脆，有独特的香味。据说也曾被列为贡品，与铁球、面酱一起，被称为“保定三宝”。
　　“全兴”的员工，也如它的门店一般，都是老眉砢碜眼的男性。虽然他们服务态度非常好，童叟无欺，绝不会因为我是小屁孩就带搭不理，但我并不怎么喜欢他们，因为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秘密。他们的柜台下藏着一个大笊篱，有时会用它偷偷地捞缸里蝇蛆。那儿的缸上虽然盖有纱盖，他们也在努力地打苍蝇，但苍蝇们的后代还是进入了缸中。每次去打酱油醋，看到飞舞的苍蝇，我就不由地想起缸里的蝇蛆。
　　我也曾把这一情况告诉母亲，但她说没事，还说做面酱的时候就用脚丫子踩，要那么讲究就什么都别吃了。后来我发现母亲竟然也那么处理长了醭的酱油醋——纱布过滤一下继续吃。那时候的酱油醋放上十天八天就长醭，而现在放几个月也不长，不知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全兴在杨淑胡同拓宽前并不把角。当时税务角四角都是什么门店已没有印象，现在记起的都是新北街建成后把角的门店了。
　　全兴的南边，也就是税务角的西南角，是一家叫做“史三和”的乐器店。和全兴一样，这家门店也是单层中式建筑，木制门窗，但门窗都刷了鲜亮的红漆，玻璃也擦得很透亮，显得更有生气。印象中，它是保定最大、最专业的乐器店。
　　史三和东边的门店，也就是税务角东南角的门店，是父亲带我吃馄饨的那家饭馆。它位于东大街。开始叫什么名字给忘了，只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叫“第五食堂”，而且不再卖馄饨，只卖窝头。为防止顾客变修，窝头还得顾客自己端。记得有南方来的红卫兵吃了这儿的窝头大呼上当，说：“看着金黄的像甜糕，怎么吃着划嗓子眼呢？”
　　这家饭馆的北边，也就是税务角的东北角是家电料门市部。我们胡同秋生的姑姑（我也叫她姑姑）就在这个商店上班。她曾于1982年11月下旬帮我买了一台处理的天津产的北京牌的黑白电视。那时电视还是极度紧俏的商品，非常难买到，秋生的姑姑帮我先睹为快，我一直心存感激。
　　这个门市部的东边是五金交电商店，感觉电料门市部就是这个商店的一部分。这个商店里边也卖油漆之类，再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个专门的油漆店（也买染料）。因为听说我们房东以前就是保定油漆行业的大老板，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油漆店也是我们房东的。
　　油漆店的东边是国光文具店。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从私营的美利金笔行调到了这家国营的文具店，还是担任会计。调入国光文具店之后，父亲就算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还是国营职工呢。原来的金笔行关了张。
　　文具店的店面什么样，已记不太清，只记得后面是个大院，院里的房子是仓库，但也有人住。那人老且病，要喝煮梨的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把水果煮熟了吃，觉得怪怪的。
　　在那个后院，父亲的同事给了我一张画片，纸很硬，画面光亮鲜艳，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从这张画片上我见到了一些听说过的动物的尊容，也知道了一些未曾听说过的动物，如犀牛和犀牛鸟。还有人告诉了我二者的共生关系。那张画片我保留了好长时间，经常照着它画动物。
　　父亲的同事中，有个叫老何的，父亲让我叫他何大大。我叫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叫，因为他几乎每次和我玩，都要把我逗哭。记的有一次是抱着我的头亲我的嘴，还在我嘴里吐口水。更多的是强迫我管他叫爸爸。这个老何高高大大，脸很黑，说话声音很大。他好像也很愿意和别人逗。
　　国光文具店的东边是一家外店里居的修车铺，再东边就是相府胡同的南口了。
　　好像父亲调入时间不长，国光文具店就搬到了马路对面。它的店面我还有印象，从外边看，大廊檐下边，是两个大玻璃展品橱窗夹着一个两扇的木框玻璃门。所有外露木构件都刷着大红色的油漆。进到里边三面都是柜台，柜台后边的货架上是本、纸、笔等文具和各类办公用品。里边两角上都有门，一个通屋，一个通院儿。
　　父亲在那儿的职务是会计，他干些什么，我没有看到过，只看到别人在站柜台。我上学后多数的文具都由父亲从那儿买，到我自己会买的时候，父亲已调到第二炼焦厂，去支援“大炼钢铁”了。
　　由国光文具店向东走，不远就是保定有名的大舞台。据说以前这个地方是保仁水社（民间消防组织）。1914年保仁水社集资兴建了大舞台，那时候叫戏园子。解放后，大舞台仍是保定的主要剧场。
　　听大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大舞台”演出的戏，我也有了兴趣，一直盼着能进去看看。后来父母终于带我进去看戏，由于是在晚上，而且总是咿咿呀呀地唱，我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一直睡到散场。戏里演的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时大人谈论过许多演员，但我只记住了唱京剧的马又良和唱评剧的新艳琴。
　　后来，大舞台上演连本大戏《呼延庆打擂》，我特想进去看。因为我听过几次评书《呼延庆打擂》，每次都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可就是不讲“力劈欧子英”（说书的把“欧”念成nou），气得我就不听了。我觉得唱戏不会“下回分解”，肯定能看上“力劈”，就想混进剧场听蹭戏，可剧场收票的始终在门口坐着，我也没办法。王大娘喜欢看戏，她倒通过熟人进去了。
　　我持票在大舞台看的第一场戏是京剧《白蛇传》，白娘子是男的演的，感觉比许仙还高，虽然他唱得不错，可我看着还是心里别扭。之后，还看过评剧《万水千山》，现在还能记起一句戏词“何时才能到陕北延安”。粉碎“四人帮”之后，大舞台上演过话剧《于无声处》，我看到了海报，没有看戏。九十年代初，兴起跳舞热，大舞台改成了舞厅，就再也不演戏了。
　　税务角向南是南大街。其靠近税务角的这一段曾叫“鼓楼北”，因为南大街与裕华路交叉路口北侧有一座鼓楼，也就是 “上谷八景”之一“横翠朝晖”中的“横翠楼”。1950年市里修建裕华中路时嫌它碍事，给拆了，“鼓楼北”这个街名也就没了。在我的印象中，南大街鼓楼北这段虽有不少临街铺面，但没有什么知名的店铺。后来，保定市百货站建在了其西侧靠近税务角的地方，但那儿没有门店，好像只做批发。
　　税务角向北是杨淑胡同。杨淑胡同也有不少临街铺面，同样没有什么知名店铺。保定市卫生局门诊部设在了这个胡同的西面。杨淑胡同拓宽时拆的主要是东面，门诊部完整地保留下来（80年代改建为保定市急救中心）。我的印象中卫生局机关也曾在这里办过公，它的一个大厅中放着乒乓球台子，我和胡同的孩子曾偷偷到里边打过乒乓球。
　　在保定城区的不断扩张与发展过程中，税务角的中心地位逐步丧失。而今，除了乐仁堂仍在坚守，其它老店铺已经拆尽，它已泯然众街矣。
　　
　　

千帆过

   清风修竹元宵节快乐！感谢您对纪实的大力支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4-2-13 21:46:29编辑过]

龙行天下

税务角在城中心，

四周设置心里清，

细细数来如家珍，

温馨记忆久留情。

清风修竹

　　         洪水与五中
　　             ——岁月划痕之三十九
　　1963年8月的大雨下得真邪，从3号开始下，一直下了七天七夜，直到把保定城下成了泽国。
　　开始下的时候人们倒也没有感觉什么不正常，因为第一天只下了挺小的小雨。第二天虽然雨大些了，也只是普通的大雨。第三天雨才真正大起来，转成暴雨。
　　那时候，我小学已经毕业，而中学还没有开学，正好有心情也有时间观雨。我们院房子的屋顶都是向院里前倾的，上面的雨水都要流到院中，而全院只在东北角两房间的夹道小墙下有半砖大的一个排雨小洞，大雨倾盆时水就不能及时排出，院里也就积满了水，站在屋子门口就能欣赏满院飞雨、水漫台阶的景象。
　　此时，雨声淹没了一切，耳廓中只“哗哗”声，这单调让世界显得更宁静了。积水完全覆盖了铺在院子地面的碎砖，汇成汪汪一片，水面上笼罩着朦胧的雾气，显得遥远而又辽阔。密密麻麻的雨点急遽地射向水面，激起无数的水泡，连连绵绵，让人想起古战场上那千军万马扎营的壮观景象。连绵的水泡，在风声雨声中起起灭灭，不停地变幻，让人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第四天、第五天，连降大暴雨。雨大得像瓢泼，是雨点儿挤着雨点儿，雨点儿追着雨点儿。那聒噪急促的雨声，让人听了都喘不过气来。屋顶上飞溅起一尺多高的水线，像突然冒出的白花花的衰草，乱糟糟地晃人眼。我再也没有观雨的心情，因为我们家的屋子已漏得一塌糊涂。
　　我们家的房子是白灰罩面的屋顶，这种屋顶大多都有一些小裂纹，应付小雨没问题，大雨有时就会漏。漏了我们要到房管所报修。我们院儿的房子本来是私有出租房，1958年市里对私有出租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改为了国家经租。国家经租后房子的出租、管理、修缮都归了房管所，所以我们的房子漏了要向房管报修。房管所接到报修也会派人来给来抹一抹，但很难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后抹上去的灰不久就会与老灰分离，成为两张皮。
　　从下雨的第三天开始，我们家的房子就开始漏，之后是漏点越多越多，漏得片儿越来越大，家里能用的锅碗瓢盆都用来接雨水。最后是全屋无处不漏，连成一片，连呆的地方都没有了。当然也就用不着锅碗瓢盆来接了。
　　更糟糕的是漏水洇湿了窗户和夹在窗户间的柱子，而家里电灯的拉线开关就安装在了柱子上，窗户和柱子都带了电，一碰就麻酥酥的，灯绳也湿了，不敢碰，只好黑着灯。
　　胡同里像我们家这样情况的不在少数，街道干部们着了急，因为当时的房子都是外砖里坯的夹心房，里面的墙洇湿了就可能坍塌，一旦砸死人可就成大事了。于是街道干部们挨家挨户地检查，并紧急商讨解决之策。最后，她们与我们上坡的清和园澡堂协商好，澡堂暂停营业，让漏房严重的住户搬进去。
　　澡堂的房子相对来说要好一些，是两面坡的瓦顶，基本没漏。里边还有供浴客休息的床，搬进去就有睡觉的地方。漏房的住户听说有这样的好事，都争着报名。街道干部根据漏房的程度安排了入住人员。我们院儿的住户都搬了进去，其它院儿也搬入了不少人。
　　澡堂里顿时乱成一锅粥，人们不仅把被褥搬来，连衣物和值钱的家什也都搬来，怕房子倒了都埋在里边啊。由于每户给安排的地方都很小，基本就是对脸两张床的一个小单元，所以里面到处是人，乱哄哄的说话都听不清。可孩子们兴奋，还在通道里跑来跑去，一点儿也体会不到家长们受灾后的心情。
　　在澡堂，我听大人们议论，护城河的水要出槽了，就特意趁雨停的间隙去北关看了一趟。只见护城河里的水已漫过小桥，溢上河岸。那水有些浑黄，势头汹涌，看着着实吓人。
　　第六天，雨势比前两天小了，转为暴雨，但河水继续上涨，涌进了市区。下午我去看的时候，北护城河的水已顺着新北街漫过瑯瑚街，快到梁家胡同口了。我觉得好玩儿，就跳到里边蹚水。蹚到瑯瑚街与新北街的交叉口时，看到马路边上的水篦子在向上涌水，涌出的水柱有半米高，有点儿像趵突泉。
　　街道干部们可没有我这样的心情，怕胡同进水，风风火火地招呼居民们在胡同口砌砖打埝。很快。梁家胡同、枣儿胡同、相府胡同都把胡同口堵上了。打的埝有半米多高，人们要跳着出入。
　　后来听说，是因为上游的水库崩了，破堤的洪水直泄保定，才造成了洪水入城。入城的洪水摧毁了不少房屋，房倒屋塌的灾民们都涌入城内的高处，寻找落脚的地方。我们附近的佛寺大慈阁里就住满了灾民，听说体育场环形的看台上也挤满了人。
　　还听说，中央和省里派了飞机来视察水情，并从北京、天津调运救生圈和食品空投保定，在体育场就空投了不少烙饼。
　　第七天，雨还在下，只是转成了大雨，漫到新北街的水已越过梁家胡同，快到枣儿胡同了，再涨就到了我们家了。我们家住的税务角一带，是全城的至高点，如果洪水淹到我们家，那就是全城覆没了。
　　第八天，雨终于停了，天儿终于晴了，谢天谢地，洪水最终没有淹到我们家。
　　后来听说，外地将灾情传的更邪乎，说视察水情的飞机飞到保定，只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站在露出水面的大旗杆的斗上，他看飞机转了一圈也救不了他，也跳水自杀了。你看这传的，合着保定一个人都没有剩下，全淹死了。所以保定的邮政通信恢复后，许多人都收到了外地亲友焦急问询的信件。
　　保定的此次特大洪水，虽然没有外地传说的那么邪乎，可灾情确实非常严重，大旗杆那儿都水深一米。据灾后统计，死亡31人，共冲毁房屋78523间，损失物资8415809元。受灾面积144992亩。其中，市区共倒塌房屋44183间。直管公房倒塌38.5%，有一万多人因公房倒塌没处住。
　　好在我们相府胡同没有进水，虽然我们家的房子漏得一塌糊涂，屋顶中部还有些塌陷，但天晴后屋里不再滴答水还能凑合着住。当然我们也报了修，可当时需要抢修的房子太多了，房管所已忙得焦头烂额，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派人来给抹了抹。至于屋顶塌陷是否属于危房需要翻修，来的人说下来再评估，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在此次特大洪水之前，有关保定市各中学情况的顺口溜，还只有四句：一中不好考，二中房子少，三中搞对象，四中来回跑。而水灾过后就又加了两句：五中大水淹，六中过铁道。因为五中紧靠护城河，又地势低洼，大水来了自然首当其冲。学校的所有房子都进了一人多深的水，说“大水淹”还是恰如其分的。
　　我小学毕业后考上的是五中，我入学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洪水留下的淤泥。
　　印象中是9月2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于校长讲了话。他要求大家发扬抗洪救灾的精神，抓紧清除淤泥，以尽快上课。
　　这位于校长在开学典礼露面之后，就很难见到了，听说他被市里抽调到外地去搞“四清”，基本不再管学校的事。没想到他竟因此逢凶化吉，文化大革命批斗走资派时，他算不算当权派存疑，他也就没有坐了“喷气式”。1971年春节前后保定市慰问内蒙兵团的保定知青时，他竟然成了慰问团成员，还专程看望了我们五中的同学。
　　开学典礼之后，师生们就开始清理淤泥。我们班负责的是学校的平房教室。这项工作还是挺不好干的，因为不光地上有厚厚的一层淤泥，桌凳上也积了厚泥，连墙上和窗户玻璃上都留下了泥水的印迹。
　　平房教室的阳面是大窗户，阴面是小窗户。小窗户离地有一人多高，但也没逃脱被浸泡的命运，玻璃上照样有一条条的泥印。我看地上的淤泥有人铲，桌子凳子有人刷，大窗户有人擦，就小窗户还没人管，就登着凳子爬到小窗户上去擦。小窗户的窗台空间很小，得蜷缩着干活，挺费劲的。
　　擦好之后我想下来，却发现凳子不知让谁给搬走了。于是便毅然地从小窗户上跳下来。可跳之前我没有注意，窗户下面有块木板，木板上有个钉子，而钉子尖又正好冲上，我落下时左脚不偏不倚，正好踩在钉子尖上，钉子尖一下就穿透了我球鞋的鞋底，扎入了脚心。我疼得大叫起来，脑门上立马出了汗。有同学赶紧去报告老师，老师来了赶紧扶我去卫生室。
　　没想到我们中学还有卫生室，我们小学是没有的。卫生室紧挨着学校的门房，在其东侧，是一间平房。大夫是一位和蔼的胖大夫，老师叫他霍大夫。霍大夫给我的伤口消了毒，上了药，还包了纱布，一分钱不要，我感觉当中学生真好。
　　扶我的老师问我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还要上医院，我说没事。这倒不是客气，我确实没把它当回事，照样踮着脚乱跑。
　　之所以扎了脚还乱跑，是因为我看到好多地方在晒书，好奇。学校里不少地方都支着铺板，铺板上放在被洪水浸泡过的书。书都曲曲绉绉的，不少都粘成了一坨儿。从书上的印章看，都是学校图书馆的书。我想找找有没有《封神演义》，就在铺板之意转悠。转着转着，一本叫《飞出地球去》的书吸引了我，我翻了翻觉得很有意思，就特意记了一下，准备以后借这本书。我记得书的作者是郑文光。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的科幻文学之父，还知道了他是我们保定人。
　　另外，我在学校东侧的老师宿舍的门前，也看到了这样的铺板，就过去转了转，发现除了有教学书，还有古典小说，其中就有《封神演义》。可我不知道那些书是哪位老师的，心想要是知道跟他借了多好。
　　在校园转悠一圈之后，对它有了一个基本印象。校园整体是个南北向的长方形，但东北方向缺一个角，后来知道那儿是保定市文教厂，西南方向缺一南北向的长条，后来知道都是民房。
　　校门开在了北边，临着花园街。进入校门后有一条砖砌的甬路，直通北教学楼。校门口的甬路东侧是门房，门房基本上总有校工值班。甬路西侧20多米处有一篮球场，篮球场西侧是几个堆着建筑垃圾的大坑，报到那天我曾在坑里捉到一只大蛐蛐。最西边靠近围墙的地方有一厕所。
　　北教学楼是二层，每层4间教室，楼梯在中部，走廊在楼南侧。
　　北楼南边20来米的地方，就是我们班清理的那栋平房。那栋平房西侧是教室，东侧是办公室。
　　这栋平房的南侧，是南教学楼。南教学楼也是两层，每层4间教室。在第一间教室与第二间教室之间设有一处楼梯，第三间教室与第四间教室之间设有一处楼梯，走廊在楼的北侧。
　　南教学楼的南边是操场。操场上有足球场，有沙坑、单杠等设施。在操场东侧有一条百米跑道，跑道东侧是一座礼堂。
　　礼堂北边是一个小院儿，院儿里有学校食堂，还有住宿生的宿舍。院子中央有一架葡萄。
　　这个小院的北边是几栋平房教师宿舍。教师宿舍的北边有一栋更长的平房，记得财务室就在这栋平房中，学校的后勤仓库也在这栋平房中。这栋平房的北边就是文教厂了。
　　在这栋平房的西侧北边，有一个很高的木架子，上面挂着一口钟，钟里的摆锤上拴着很长的绳子，拉动绳子就能敲响钟。上课下课我们就都听这口钟的钟声。后来知道敲钟的校工叫刘福海。这钟声传的很远，在我们家都能听到。
　　入校之后，我很快就发现，比我们高的年级都男生很少，一个班只有几个。怎么会这样呢，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五中计划着要办成第二女中，所以男生招的少。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彻底实施，到我们这届招生就男女大体对等了。
　　保定五中成立于1956年，已办学七年，共招生35个班。班的名称就按招生顺序排，到我们这届又招了4个班，那就是36、37、38、39班了。我分到了36班。
　　我们的下一届也是招的4个班，就排到了40、41、42、43班，其中42班是男生班，43班是女生班。再下一届，因为又新盖了教学楼，招了6个班，就是44、45、46、47、48、49班。再之后就文化大革命了，学校不再招生，再之后的事就说不清了。
　　新教学楼是1965年上半年竣工的，盖在了操场的最南边，也是二层楼。这样它就成了南教学楼，而原来的南教学楼则成了中楼。新楼南边是学校的围墙，围墙南边是黄花馆小学的操场。我上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就在新楼二层上课，课间能看到黄花馆小学的学生踢球。那个小学是保定市的足球重点学校，球踢得好，我们经常在楼上观战。
　　我们自己则很少踢球了，新楼开建之后足球场就取消了，建了篮球场，我们就主要打篮球了。
　　另外，新楼盖好后，全校的教室都装了电铃，那个高架子上的大钟下了岗。刘福海不用再敲钟，到时摁电铃就行了。那电铃声音急促响亮，比大钟有震撼力，跟催命似的，我们听到就往教室跑。
　　

千帆过

    清风修竹说的1963年那场大雨（后来变成大水）我还有印象。后来有一部电影《战洪图》就是依据63年河北大水拍摄的。

龙行天下

连续七天大暴雨，

保定城里受灾急，

小孩不知真愁苦，

开学之后尚积极。

清风修竹

　　          中学同学及外号
　　                   ——岁月划痕之四十
　　1963年9月2日，我考入的保定市第五中学开学，我被分到了36班。我小学的同班同学程同学、农同学也分到了36班。初一新生班还有37、38、39班3个班。我小学的一位不同班的殷姓同学分到了37班。
　　除了程同学和农同学，班里我最先认识的同学是石同学，因为他是班长。他在我们班年龄最大，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他被指定为班长的原因之一。班长人很好，不仅能和大伙儿说到一块儿，玩儿到一块儿，还处处维护大伙儿，有长兄之风。他爱给大家讲一些农村的故事，听着都很有意思。有时也讲“坏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他父亲是保定老调剧团的演员，唱旦角，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他有时也会弄兰花指。他也能唱老调，每次班里搞联欢会他都要唱上一段儿，多数是《潘杨讼》里的唱段儿，唱的最多的是寇准的“两条龙相斗我在当中”。
　　班里的同学熟悉之后，就相互起外号，人们也给班长弄了一个，叫他“大洋马”。因为他个子高，走路有点儿甩脚，而马走路时要甩蹄儿，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
　　班长对他的同桌杨同学非常推崇，说他有学问，不但会背古诗，还会背古文。我很想见识杨同学的学问，就求他背几段，可他说什么都不肯。人们说这是真人不露相。不过，他知道的东西就是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都能说出个条条道道来。我喜欢听他白活，就整天跟他摽在一起，还去过他家。
　　杨同学属鼠的，同学给他起的外号是“耗子”。后来37班、38班、39班都有同学外号叫“耗子”，为防止混淆，他的外号中又加上了他的姓。
　　杨同学个子高，较胖，很有力气。记得我们搬入新建的教学楼之后，他说他能推断楼上走廊的护栏。那护栏看着确实单薄，但还是没人相信他有那么大的力气。他为了让人们信服，还真的推了一把。他双手抵住护栏，腿成弓步，大喝了一声：“嗨！”，就全力推出，可护栏没断，他后脚上的鞋帮儿却“嘶”地一声裂了口儿。这戏剧性的一幕，逗得大伙前仰后合。他很尴尬，说以后换了鞋再推。
　　杨同学家住在东升街，比我离学校还远。我们这些离学校远的，下午放学后一般都不回家。因为中学不但早上有早自习，晚上还有晚自习。晚自习是晚7点上课，家远的孩子回去吃饭就可能迟到，所以放学后就在学校玩儿，等上完晚自习再回去吃饭。
　　晚自习前这段儿时间，我除了和班长、杨同学一块儿玩儿，还经常和其他同学一起钻到小树丛里去打牌、下棋。
　　我们学校的西边是民房，民房的地面比我们学校高出一米多（我猜着是为了抵御水灾垫起来的），这样民房边上就都有一米多高两米来宽的土坡。坡上长满小树丛，钻到里边玩儿谁也影响不到，不用担心爱学习的同学告状。我们在里边主要是打扑克、下象棋、下军棋。和我一起玩儿的最多是申同学和石同学。
　　我猜着申同学是1950年出生的，因为他的名字中有庚寅二字，而1950年是庚寅年。申同学眼神不好，体检时确认视力为0.2，于是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零点二”。申同学性情随和，处事低调，我挺愿意跟他玩儿。
　　石同学家住双井胡同，离我们学校很近，可他也不回家吃饭，不知是家里没人做饭，还是贪玩不回去。石同学的嘴有一点儿凸，有人便把上英语课时学的单词“fox”（狐狸），作为外号送给了石同学。石同学爱笑，也爱逗，跟他在一起玩儿也是很快乐的。
　　我们在一起下棋都觉得自己棋艺不错，谁也不服谁，所以就天天较量。直到班里流行打乒乓球之后，我们才不再较量棋艺，而改为较量球艺。
　　上初二下半学期的时间，我迷上了无线电，一位姓李的小个子同学就跟我吹嘘，他的好友梁同学的哥哥搞无线电特棒，梁同学也懂。我立即向梁同学请教。梁同学便带我去他们家观摩。他家住在我们学校的南边，离学校非常近。他让我看了他哥哥安装的收音机，还借给我一个全铝壳的单只听筒。
　　我对梁同学非常佩服，这倒不是因为他懂无线电，而是因为他会做熏田鸡。此事也是李同学给我讲的。他说，梁同学的父亲就卖熏田鸡，梁同学和他的哥哥、弟弟都帮着捉青蛙，帮着加工。他们家做的熏田鸡小有名气，可好卖了。他还说，梁同学兄弟捉青蛙都是晚上去，打着大号手电，手电照到青蛙之后，青蛙就一动不动，等着你拿。他们出去一次就能捉半口袋。
　　一次，我去梁同学家还真的看到了正要熏的田鸡，一口大锅里放着锯末，锅上架着铁篦子，铁篦子上是穿好的田鸡。那竹签很长，穿在上面的田鸡已剥得只剩肉，盘在一起成了一团，整体看着像大号的糖葫芦。感觉着扣上笼屉点火就能熏了。
　　我虽没有看到过梁同学家的田鸡成品，但见过街上卖的，都熏成棕红色，闻着味道不错，不过我一次也没有吃过。我上小学时曾和程同学一起煮过青蛙，那效果没法和熏田鸡相比，所以我对梁同学有这手绝活还是很佩服的。
　　由于他家离学校最近，经常有好多同学去他家玩儿，跟打狼的似的，可他老父亲从不轰我们。不过他是最先离开我们班的，文化大革命不上课之后，我们都忙着串联，他却上了班。去的是保定第一棉纺厂，那时他应该只有16岁。
　　我们班里起外号成风，你没外号别人就不舒服，怎么也得千方百计地给送一个，于是人人都有外号。这位小个子李同学的外号是“老臊儿”。缘由是他上了小学还尿炕。听说，她母亲到处给他讨偏方，其中有一个偏方是，烙好葱花饼放在他褥子下边，等他尿过之后再让他吃。当然，这不能告诉本人，不然就吃不下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反正上中学时他肯定不尿炕了。至于梁同学，肯定也有外号，就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大概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中学运动会的400米赛跑，也因此交了一位名叫虎的朋友。那次比赛是预选赛，还是中学的分片比赛记不清了，反正是不用考核，报名就能参加。我报了400米，他也报了400米，我们俩经常一起练习，也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他在班里朋友不多，因为他有个外号叫“老肝”。他的外号是与申同学那个“零点二”的外号一起获得的。那次体检时大夫要用手摸一摸肝脏，摸到他的时候说他的肝大，还给写在了体检表上。同学们就说他是肝炎，会传染，不敢和他接近，还给他起了个“老肝”的外号。我没那么多顾虑，自从一起练跑步之后，就经常一起玩儿，大串联都是与他结伴而行的。
　　这个时期，班里调入一位叫旺的同学，人们就叫他“老旺儿”。他一到班上，人们就对他刮目相看，因为听说他父亲是武汉军区的大军官，是由于战备顾不上照顾他，才把他安排到保定的伯伯家里。他是我们唯一属免的，年龄最小，可他学习一点儿不差，到了班里后就跻身好学生之列。
　　旺同学不但学习好，长得也好，还会打篮球，而且人品好，能跟同学玩儿到一块儿，很快他就和我成了朋友，并进入了男生经常在一起玩儿的那个小圈子。我们班有二十四五个男生，经常凑在一起玩儿的有十来个人，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圈子，基本就进入了班里的“主流社会”。我曾去过他家。他家也住在双井胡同，与我们班一位姓杨的女同学住一个院儿。1969年我去了兵团， 1970年他参了军。1974年3月底时，他到保定探望伯父，我正好在保定培训，我们见了面。分别时互留了通信地址，他留的地址是四川省崇庆县7860-51分队。
　　上初三的时候，我又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崔同学。我和他成为好朋友是因为同病相怜。我俩都是入团积极分子，都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未能入团。我的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他的父亲则参加过三青团。他的父亲在生物制药厂工作，据他说，他的父亲很积极的，不仅热心厂里的科研工作，还经常给报纸写科普的稿件。他还邀请我去他家看他父亲的那些见报稿件。
　　他家住在生物制药厂的宿舍，离市里可远了。他是班里少数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之一。与我一起去他家的是一位名叫型的同学。型同学是崔同学的好朋友，我和崔同学交了朋友之后，也与型同学成了好朋友。型同学家住物探公司，住的是楼房，楼梯是木头的，楼板也是木头的，走在上面“咚咚”响，也不知住楼下的人怎么忍受这长年的噪音。
　　我和型同学向北走了很长时间才到崔同学的家。崔同学立即拿出他父亲发的稿子让我们看，稿子都贴在一本杂志上，把杂志撑得厚了不少。我翻了翻，发现稿件涉及好多方面的科学知识，觉得他父亲知识好渊博呦。另外，他们家还养了两只小白鼠，白鼠的笼子做得很巧妙，不但有楼上楼下，还有转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雪白的毛，红眼睛，粉尾巴，像迷你小白兔。它们能把转轮推转，看着真可爱，心想我要养两只多好。
　　崔同学在我们班很要求进步，被选为小组长。当了小组长后他特别认真，事事都管，而他个子又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干部”。虽然因为父亲的问题入不了团，受到打击，可他很坚强，依然积极如初。
　　型同学也很要求进步，但做事低调，所以在班里不显山不显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迷上了毛主席诗词，他借给我一本，是他父亲的，大字竖排版，没有标点，繁体字。我一首一首地抄，还试着给词断句，费老鼻子劲了，还是多数都没整明白。型同学的父亲在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应用地球物理工程公司这样的科技单位上班，还能读没有标点的毛主席诗词，还没有历史问题，我感觉比崔同学的父亲还牛。
　　由于我是入团积极分子，和团员同学接触得也就多了，当时班里的男生团员除了石班长，还有邵同学。他大概是初二时入的团。他是我们第一个在教室吹笛子的人，虽然也是刚学不久，没有我小学同学大徐吹得好，但不知怎么就触动了我，我也跟母亲磨着要了7角钱，买了支笛子，偷偷在家练。我不让他知道，但目标却瞄着他，一心要比他吹得好。可我和他交上朋友的时候，他却不怎么吹了，也不知练到了什么程度。
　　他是我们班的住宿生。我们学校在东边小院里安排了一些学生宿舍，家特别远的同学可以住校。学校对住宿生管理严格，有专门的管理员管理他们。夏天时午休我们可以不睡觉，去玩儿，去游泳，他们得老老实实地睡觉。不睡觉偷着出来玩儿，就可能被抓现行。记得学校曾在下午上课前的大喇叭广播中广播：“邵某某同学，午休不睡觉，出来偷葡萄，严重违纪。”原来，他睡不着就出来溜达，看到小院的葡萄都熟了，就想摘两颗尝鲜，没想到让偷偷监视的管理员看到了。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入团，他家庭出身是工人，苗红根正，本人也积极上进，偶尔犯个小错也不算什么。
　　邵同学也有外号，因为他后脑勺稍大，人们就叫他“邵梆子”。后来又叫“四九梆子”，好像与女同学有关，但具体怎么回事已记不起来了。
　　我们班住校的同学共有3位，除了他，还有一位叫伟的同学，一位姓朱的同学。
　　伟同学和邵同学的家长都是保定惠阳机械厂的职工，而惠阳厂是生产飞机螺旋桨的军工厂，是小三线企业，建在了满城的深山，他们不可能走读，只能住校。住校要有不小的花费，当时觉得能住校的同学，家族经济条件肯定不错。
　　伟同学，个子不高，肢体粗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日本”。他的家庭出身也不错，是工人，但本人有点儿调皮，所以没有被班长他们划入“积极进步”行列，到闹“红卫兵”的时候，他才彻底扬眉吐气。
　　朱同学是后调入的，瘦高的个子，近视眼，一口京腔，印象中是从北京转过来的。和他接触不多，只记住了有关他的几件小事。一是敢用手从煤球炉子中拿出红煤球儿。他们住宿生都在学校食堂就餐，由于定量，经常吃不饱。一次他们几个打赌，谁用手从火炉中拿出红煤球，谁赢一个馒头。朱同学为了这个馒头，真的从炉火中拿出了红煤球。二是，他说美国人的生活比中国人的生活好，还唱“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飞到美国吃面包啊!”现在这么说当然没问题，当官的还把老婆孩子往美国送呢，可当时不行，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我觉得他有点儿另类。三是，说他的拳头是“金钢拳”，能砸碎砖头，可他并没有砸过。文化大革命前，他调走了，不知去了哪个学校。
　　在朱同学转入之后，我们班又有姓汪的男同学、叫葆的男同学、叫平的女同学、叫娜的女同学，先后转入，他们都来自京津二市。我一直认为他们是因为战备疏散人口才来的，后来从有关资料得知，1965年8月至1966年4月，保定市曾开始过京津家属迁保工作，共有72个中央、省驻保单位的339户、1058人迁入保定市，其中有421名中小学生，他们也有可能是因此而来的。另外我还觉得，天津的学生到保定也可能与河北省省会迁回保定有关。1958年时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河北省的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1966年1月天津市又改为中央直辖市，4月河北省省会又从迁回保定。他们中也许有省直单位干部职工的子女。
　　我和他们之中的汪同学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胖乎乎的，戴眼镜，有点儿像电影《小兵张嘎》中的翻译官，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胖翻译”。汪同学是由天津转来的，说话天津味特重，还有意思，人们都愿意听他白活，他很快就融入了我们经常抱团一起玩儿的那个圈子。汪同学家就在我们学校对面的排子房工厂宿舍，他经常带着一帮一伙的同学去家里玩儿。
　　那时候照相机是稀缺的玩意儿，只有特潮的人才玩儿，汪同学家就有一台，有时他就带我们一帮人去照相。由于玩儿照相是烧钱的事，胶卷、相纸、药水都得花钱买，所以这项活动并不能经常举行，一旦举行大伙就兴奋得不得了。那时到底照了多少照片已没有印象，我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张我们在古莲花池的合影。
　　他听说我喜欢画画之后，还送给我十几张画片。那画片与明信片差不多，上面印着名人画的扇面，有吴伯年的，有齐白石的，有余樾园的，有张志鱼的，有溥靖秋的……这在同学间已算是很重的礼物了，尤其对我这喜欢画画的，简直是如获至宝。
　　葆同学是从北京转来的，平同学是从天津转来的，我凭他们的口音就能确认。而娜同学说普通话，所以我没记住她是哪儿的人。
　　葆同学跟班里同学说，他有海陆空战棋，特别有意思。我们只玩儿过军棋，没人玩儿过带飞机、军舰的，都想见识见识，就跟着他去家里看。他家好像在和平里一带，离学校不太远，住的是一个大院中的北房。他把战棋拿出来，大伙都围着看，棋盘上除了有铁道，还有海和机场。他给大伙儿讲了半天规则，也没人完全明白。最后我们只看了个新鲜，一盘也没下。
　　他转到班里后不久，学校让我们照初中毕业证的照片。我照好后葆同学非要看，我就给了他。他看后评论说“油头滑脑”，气得我够戗，就不怎么跟他玩儿了。
　　升入初中之后，男女生虽然也说话，但亲密了还是会被人起哄。有位姓耿的男同生与同桌的女同学关系不错，就被同学们说成是“媳妇迷”，还给他起了个“老迷子”的外号。所以我基本不主动与女同学交往，说更别说交朋友了。可初二下半学期时，有位女生偷偷在我书桌里放我想看的无线电的书，竟被同学知晓，我也遭到起哄。此事说来话长，只能以后再说了。
　　
　　
　　

龙行天下

全班人人有外号，

各有理由可知道，

这些印象有的深，

有的已经不可考。

清风修竹

　　        保定五中的老师
　　                 ——岁月划痕之四十一
　　考入保定五中后，我接触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1963年9月1日报到的时候，我没有见到她，或是见到了当时还不认识。第二天举行开学典礼，我才知道这位长的有点像电影中的江姐而又满口天津话的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当时学校刚被大洪水淹过，一片狼籍，我们就凑合着在北教学楼南边举行了开学典礼。由于教室的凳子还没有刷，我们都站着听于校长讲话，当然也列了队。我就是在列队时认识我们班主任的。
　　典礼过后，班主任就组织我们清理平房教室。可奇怪的是，我们清理了半天却没有在那儿上课，我们上课的教室是别人清理的南楼楼下东数第一间教室。印象中，班主任给我们安排了座位，发了书，其它的事，比如她教什么课，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使劲想，也就有她带着我们做课间操的印象。更对不起她的是，我连她的姓名都忘了。那么多老师的姓名我都想起来了，怎么就想不起她呢？我觉得可能与她调走有关，她当我们班主任还不到一年，就调到天津去了。
　　考入保定五中后我接触的第二位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因为开学后我们班上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
　　上课的钟声响过，教室里还充斥着交头接耳的“嗡嗡”声，突然教室的门被呼地一下推开，一位瘦高个儿的男老师疾步抢入，只见他把门用力一关， 三步两步就跨上讲台，目光略微一扫，猛然回身，在黑板上写下：我叫卢铭。然后一字一板地说：“现在上课。”
　　他干嘛这么风风火火的？为什么不说而要写自己的名字？我有些不解，不过已被他强烈吸引。乱糟糟的教室立即静下来，没有一个人再说话。
　　“现在讲第一课，许地山先生的《落花生》。”
　　他开始朗读，基本不看书，像在背诵。他朗读得亲切，平实，就像娓娓地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
　　听着他朗读，我觉得许地山的文章写得真好，那么真切，那么自然，那么深刻。文字虽不华丽，却很有美感，我觉得这才是好文章。
　　他朗读完之后，又引导我们分析了这篇文章的特点，并给我们介绍了许地山先生的生平。他讲这些内容的时候，从不看讲义，随手就能用他那漂亮的板书，把要点写在黑板上，看上去已是烂熟于心。
　　不知是许地山的文章打动了我，还是芦老师的讲课打动了我，我觉得上语文课有了享受的感觉。
　　有了这样的感觉，往往不经意间就记住了老师讲的内容。现在我还记得卢老师在初一下半学期给我们讲的第一课是朱自清的《春》。
　　那也是一篇非常美的散文，卢老师讲得也生动。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句很美的诗句，叫“吹面不寒杨柳风”，将春的特点概括得太形象了。记得卢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叫什么的和尚写的，现在查了一下是南宋的诗僧志南。此诗共4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不知为什么想起这句诗，我就会联想起宝二爷给袭人起名时依据的那句诗“花气袭人知昼暖”来，总觉得它们意思极为相近。
　　另外，这篇文章的比喻也非常形象，比如描写各色春花时就用了“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以致我不知不觉地烙在了脑子里，后来写文章时竟原封不动地抄袭而不自知。
　　卢老师的语文课对我影响很大，首先是影响到了作文。他对课文的分析让我知道了好文章到底好在了哪里，自己想写好文章该朝哪个方向努力。比如，初一上半学期时他曾让我们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件事》，我就如实地写了我们胡同的街道干部，在抗洪救灾时安排危房户入住清和园澡堂的事，并写了自己的感受。卢老师对我这篇作文给了很高评价，不但在班上朗读，还推荐参加了全校的优秀作文展览。那次展览是在学校的乒乓球室举办的，参展的作文都挂在了墙上，各班都要组织学生参观。我们班去参观时，我还特意找了一下自己的作文，看到它与高年级同学的作文挂在一起，我心里挺自豪的，也很感激卢老师。
　　其次，让我对朗读有了兴趣。我听卢老师朗读课文之后，觉得朗读课文也是一种享受，欣赏词句的优美，感受节奏的变化，领悟蕴含的深意，都在其中。于是每天上早自习，我都会扯着嗓子读课文。这时正好要举行全校的朗诵比赛，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那时正好卢老师给我们讲了周敦颐的《爱莲说》，我觉得写得真好（至今还这么认为），就报了朗读这篇课文。选它的原因有二，一是听说周敦颐给他种莲花的池子叫“莲池”，而保定的名园古莲花池也俗称“莲池”，觉得亲切。二是我想背诵，这篇课文篇幅不长，好背。
　　经过班里的选拔，我和一位姓刘的女同学被确定代表班里参赛。
　　全校的比赛在北楼的一间教室举行，前排是评委老师，后面是各班前来为自己的选手助威的同学，比赛前还有校领导讲话，气氛显得隆重了许多，可我也紧张了许多。
　　比赛开始后我发现，紧张的不光是我，有的选手照着书念都打了磕巴。
　　轮到我比赛了，一上讲台我就慌得不知怎么站着好。“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这声音从我嘴里发出时，我感觉都不像是在自己说话。压力来自射向我的目光。当众多目光聚焦在一个人身上时，它就有了能量，会让人心跳加快，会让人满头是汗。我察觉到这点之后，就尽量避开人们的眼睛，只看后面的板报。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滚瓜烂熟的句子，不假思索就能从嘴里蹦出，我知道自己已稳定下来，心里踏实多了。这时我才想起卢老师的提示，朗读要想着读到的内容，不能只是机械地背。我赶紧做了相应调整，“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感觉自己朗读得自然多了。
　　有了自信，我再看前排的评委，再看后排的同学，都不再胆怯，朗读得都有点儿忘我了。“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我顺利朗诵完全文，没出一点儿纰漏。
　　比赛结果，我获得二等奖。我们班那位刘同学获得一等奖，她是朗读了一篇长课文。一金一银，我们班取得了全校最好的成绩，我也算给班里争了荣誉。这个二等奖是我中学时期获得的唯一奖励，想起它我就想起卢老师。可惜奖状早已没有了，不然晒张照片该有多好。
　　升入中学，小学的算术升级为代数，里边多了X、Y、Z。教我们代数的老师是位年轻的老师，黄老师。他高个儿，背头，戴宽边眼镜，穿吊带裤，蹬尖头皮鞋，说话洋腔洋调，我看着很不顺眼。后来得知，他并不是装相，因为他是华侨，原本就这样。你让他工农化，他还得投资配行头。
　　听说，他是印尼华侨，是1959年印尼反华排华后来中国的，来的时候还是学生。还听说，他当了老师之后他家里还给他寄钱，寄好多。我觉得他父母肯定是资本家，他的生活方式也肯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来我的猜测得到印证，他竟然经常把挂面当面条吃。这是住校的同学发现后告诉我的，后来我也亲眼看到过。普通老百姓生了孩子粮店才供挂面，他一个大小伙子凭什么吃挂面？我对政府给他这种特供很有意见。我怕他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我，对他敬而远之，可看到他吃挂面还是很馋的。
　　后来他结婚了，媳妇也是华侨，是越南华侨，在保定罐头厂上班。由于他找的媳妇也姓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黄”。
　　大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听说他和他媳妇又出了国，好像因为什么原因困在了香港。我对这个信息一直将信将疑，觉得没准是有人嫉妒而在捕风捉影。
　　学校里还有一位略显另类的老师，就是教音乐的潘老师，因为人们都说他是右派。
　　听人们议论，他成为右派与他想深造有关。他分配到这个学校后又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可校领导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之后正赶上党内整风，上级号召人们提意见，潘老师便借这个机会将窝在心里的火都发了出来。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又开始反右派斗争，潘老师就被打成右派了，他的“音乐学院梦”也成了永远的梦。由于右派的原因，学生们也不敬重潘老师，都叫他老潘。
　　不知是不是与他的右派身份有关，潘老师一直没有谈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独身一人。后来我利用兵团探家的机会看望过老师，没有见到他。当时没问他的去向，而今就更说不清楚了。
　　我们班的第一任班主任调走之后，来了一位新班主任，是位年轻的老师，王老师。那时她刚结婚不久，有八卦同学竟然探听到了新郎的情况，说是保定市射击队的。这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不知是否确实，反正大伙都当真的瞎传。班里有位有学问的同学知道新郎的名字后，神秘兮兮地说，他俩确实有缘，因为他们的名字中包含了这样的信息。大伙都想知道其中奥秘，他却卖起了关子，最后才说，他们的名字合在一起是“马望青山之景”啊。也不知他怎么琢磨出来的，听着还真有些道理。王老师热情，爱笑，不严厉，跟同学们关系不错。
　　王老师没有教过我们主课，可教过我们好几门副课。她没当我们班主任之前，就教过我们《植物学》。我还记得她借助大张的挂图，给我们讲雄蕊、雌蕊，讲授粉。不知怎么我觉得年轻的女老师讲这些有点儿别扭。她当了我们班主任之后，又给我们讲过《动物学》，印象最深的是讲过蝗虫。后来还讲过《生理卫生》，记得曾专门给女生开课，让我们男生去操场上玩儿。
　　那时初中才有英语课。记得英语老师一进教室班长就喊：“Stand up！”我们就得接着喊：“Good morning, teacher！”可初一时进来的英语老师是谁却没有印象了，只记住初二时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岁数大的男老师李老师。
　　李老师不知是哪个县的，说中国话有地方口音，说英国话也有地方口音。他可能有察觉，有时就不自己念课文，而是放留声机。是手摇的那种，用布满密纹的黑色唱盘播放。他怕同学在课堂上听一遍记不住，还让同学们下午放学后去他的宿舍听。我也去听过，可看到男生去的太少，就不去了。
　　开始我的英语成绩还是不错的，后来我迷上无线电就没时间背英语单词了，期中考试考得一团糟，我担心自己会破天荒地不及格，可分数下来竟然正好60分。我知道是李老师给我提了分，觉得以后再让李老师为难不合适，就注意挤点儿时间复习英语。
　　初二的时候，我们有了物理课，教我们的是一位姓刘的老师。刘老师不但授课，还指导课外无线电小组的活动，小组成员都和他关系不错，张口闭口地刘老师，我不是小组成员，很有些嫉妒。
　　刘老师威望较高，又有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老师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我从兵团回来探家时到学校看望老师，他已成了校长。
　　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又换了班主任，是新分配到我们学校的大学生，好像是哪个师范学校毕业的，男生，也姓刘。他岁数比我们大不太多，工作热情高，又忠实憨厚，深得我们男生的喜爱，我们都想和他套近乎。至于女生是否喜欢，就不知道了。
　　初三时没有了物理课，有了化学课。谁教的我已记不得，只是记起两件事。一是老师在玻璃黑板上分别抹了酒精、水和植物油，让我们观察挥发的速度。酒精马上就干了，水也很快就干了，只有植物油的那个油点儿一直干不了。另外，就是老师让同学观察水银，我和程同学偷偷往课桌上倒了一点儿，并找了一根电线的铝芯（那时铝电线很常见）拨弄它，没想到铝丝开始长白毛，长得很快，就是眼看着长，还长得很长。我俩惊异不已，但不敢声张，怕老师知道。一下课，我们就向其他同学显摆，可有同学说水银有毒，不能玩儿，吓得我们赶紧扔了，还把桌子擦了又擦。这两件事到底是不是在上化学课时发生的，现在也不敢确认了。
　　初中还有历史课和地理课。地理课是谁教的忘了，历史课我记得，是谢老师教的，他讲课不错。
　　谢老师是我们班谢同学的父亲。另外，谢同学的哥哥也在我们学校上学。谢同学摔跤特棒，人也好，我们都喜欢他。有这层关系，我们也很喜欢谢老师。我记得谢老师讲课时，说话有时一顿一顿的，有个手指还爱弯着。
　　初中还有政治课，能记起的是讲过《社会发展史》。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姓刘的女老师。她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于校长去搞四清没有回来，学校没有正宗当权派，就把她当头号走资派批斗。
　　初三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换成张老师。这位张老师有诗人气质，讲课一上劲儿就激情洋溢，不但高声朗读，还手舞足蹈。1966年初我们学校借用263医院的礼堂举办联欢会，张老师就上台朗诵了他自己写的一段长诗。现在还记得，他的诗中有“亚洲风雷”、“历史车轮”之类的句子。
　　他给我们上的最精彩的一课，也是初中语文的最后一课：毛主席的词《念奴娇·昆仑》。他朗读得好，讲得也好。通过他的讲解，我透过字面的意思，理解了其中的内涵。感觉毛主席真是站得高，看得远，长征途中，中国的革命还未成功，就已经想着世界革命了；真是渊博，典故能顺手拈来；真是有气魄，想象自己能倚天拔剑，比大战现原身牛魔王的孙悟空还牛；真有胸怀，敢把中国的昆仑山遗欧赠美。
　　张老师除了讲这首词，还给我们介绍了毛主席的一些其它诗词，这下子引起了我对毛主席诗词的兴趣，恨不能马上就找到一本。很快我从型同学那里借到一本繁体字的《毛主席诗词》，可惜没有标点，更没有解释，基本上就是看不懂。后来我看到有同学在新华书店买到了红塑料皮的小本《毛主席诗词》，也赶紧去买，谁知卖完了。这事我就惦记上了，到深秋出去串联时我是见新华书店就进，最终在郑州买到一本。书一到手我就如饥似渴地看起来。后来，还到处搜集《毛主席诗词》的解释。我是越读越崇拜，感觉毛主席诗词就是诗词的顶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