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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李珍在红卫针织厂上班5个月后,宝宝快3周岁的时候,之前属于朝阳行业的针织厂,开始转变趋势,村办企业往下坡路衰退方向演变。李珍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迎来了又一段新时期的到来。
那是1979年6月底的一天,早晨,天空中弥漫着雾气,太阳没能驱散雾霾,从云层中蓬勃而出,绽放笑脸。上午,太阳还是紧锁眉头,没有一蹿而就。天空有点灰白云彩,飘飘悠悠,天气有点不阴不阳,不冷不热,但是人们没有闷热的感觉,微微感到丝丝舒适之意。那是变天时的征兆,时局演变过程即将结束,态势即将明朗。人们正在捉摸不定,猜测今天的天气向什么方向演变的时候,天空出现了一丝亮光。随即整个天穹的灰白云彩迅速向西北方向迅速游离,灿烂的阳光刹那间洒满大地。天穹、大地沐浴在清新明快的氛围之中,显得格外娇艳、妩媚。
这就是人们清楚记得的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时刻,历时十年,祸国殃民的“文革”“上山下乡”政治运动的人类浩劫终究宣告失败、结束,退出历史舞台。
国家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纠正“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带给民众痛苦之错的事宜。十年前是扎根农村的误导,十年后是拔根实施的行动。凡是没有与农民结婚的知识青年全部回到了上山下乡前原户口所在地,国家并给予安排工作。原则上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换句话说,从上海出去,便回上海。可是让人感到伤心的是,凡是与当地农民结婚的上海知青,被关在了拔根举措的大门之外,再也不能回到生她们养她们的大上海了。
这批知青由浙江当地政府安排工作,但是拔根纠错举措办理得非常草率与不负责任。这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像一群可怜的羔羊,被当地政府安排在当地乡镇企业。当地有大集体以上的单位,但这些单位被当地有权势的人作为权钱交易的筹码,为其他没有政策依据的人提供工作岗位,有的是土著知青,有的甚至于连土著知青都挨不到边,是一字不识识扁担的农民。这些农民不是这些官爷的亲属,便是朋友。于是一场“上山下乡”拔根纠错政策被实施在权钱交易中流产,走过场过程之中。与浙江平湖农民结婚的上海知青大多数被永远的埋在了浙江平湖的黄土地上,过着一辈子苦难的农村生活。
金门大队的上海女知青——方玲,之前她在乡镇小学担任赤脚教师。由于她的丈夫是当地的供销社主任,手中有权。于是她的户口由丈夫一手操办,迁到乍浦镇,她被安排在当地一家大集体单位——乍浦农机厂工作。
八字大队的上海女知青——冯娜,之前她在牛场头农村务农。她被当地政府安排在当地乡镇企业——黄山农机厂工作。
金门大队的上海女知青——沈萍,之前她在陆家宅基农村务农。她被当地政府安排在当地乡镇企业——黄山五金厂工作。
红卫大队的上海女知青——杨莹、李珍,之前在村办企业当工人。她们俩被当地政府安排在当地乡镇企业——黄山豆制社工作。
这一个乡镇的上海已婚知青,因为都是与农民结婚,所以只能留在了浙江平湖的黄土地上。其中方玲一个上海知青,由于她的丈夫当着一个小官,于是她想当然的被安排在大集体以上的单位。而另外四个上海女知青都像垃圾一样,被扫进了乡镇企业这个大垃圾桶内。原因很简单,她们的丈夫都是浙江平湖的普通农民。上海女知青当然心知肚明乡镇企业不是国家单位,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但是当地政府硬是把她们丢进了垃圾桶内,没有商量的的余地。为了生存,她们只能硬着头皮去乡镇企业报到。她们的户口上在了当地乡镇的派出所,属于非农户口。
杨莹被安排在黄山豆制社的工场间,担任发货、销售的实际日常工作;李珍被安排在黄山豆制社的开票店面,担任发货、销售以及账务管理工作。
杨莹在本乡镇豆制社上下班,每天自行车出进来回,早出晚归,往返于家庭与单位的两点一线;李珍不会骑自行车,也不想学,也不想买自行车。当然她更不愿徒步上下班,11路双脚车每天步行3公里往返的路程,是她根本不愿尝试,咬牙坚持的事情。
于是李珍与丈夫又玩起了分居,捉迷藏的游戏,年纪轻轻又闹起了“单身”贵族的潇洒生活方式。李珍在豆制社的土楼上找到了一间房间,从此居住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小土楼上,过起了如人间仙境的仙女,逍遥自在,洋洋洒洒,土楼小姐的美妙生活。她不管家中还有嗷嗷待哺,3岁的儿子——吴雯斐。她把3岁的小雯斐丢在了家中,丢给了婆婆——黄淑英,让老人带领,全权照管。她压根不想这儿子还这么小,丢下这么小的儿子不管不顾,让婆婆一个老人来照管,有多么残忍,多么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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