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

共同

她比我大一岁，那时候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我决定去找她。

　　我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学校，但我还是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二外，我想，反正到了再打听吧。她是学校里的造反派，还挺有名的，所以我很快就找到她了。我问她：“你有办法找到我爸爸么?”她说好像听人说文革工作小组住在国宾馆。学院路上就有个国宾馆，在航空学院后门那里。我们就到那个国宾馆去问：“中央文革工作小组在不在这里?”人家看看我们，说：“什么工作组，哪有?”把我们打发走了。我们俩又没辙了，杨○○突然想到钓鱼台那里也有一个国宾馆。我们俩又坐公共汽车到白石桥，钓鱼台的北门。我们到了那里，说要找中央文革小组。他们问我们找谁，我说：“找张春桥，我是上海来的，我是她女儿。”我那时候长得圆圆胖胖的，也不像他。他们看看我们，不信，但又不敢不信，就索性不理我们了。没人理，我们也不走，因为我们实在没地方去啊。我们就赖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他们看看我们俩也不像骗子，后来出来一个人，问得具体一些了。然后就汇报上去了。当然要一级级汇报的，而且每一级都要决定是不是再往上面汇报，要是怪罪下来，是要砸人家乌纱帽的。过了有半个小时，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杨○○不能进去，我说她也要进去的，她和我是好朋友，我爸爸认识她的，等等。我一定要拖她进去，但是人家铁面无私，不让她进。我只能和她说再见。

　　我一个人从北门进去，也弄不清方向，来到了一座楼前，正巧我爸爸他们下来吃点心，我就见到他了。爸爸问：“你怎么来了?”我就告诉他事情的前后经过，觉得自己本事还是蛮大的。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我那几天好像一直就没吃过饭。他们就给我弄吃的。他叫我不要再去找部队的孩子了，他已经知道部队里的情况相当复杂。这次我还挺听他的话，以后就没有再回去找张○○他们。我说听说毛主席8 月31 日还要再接见红卫兵，我想去见毛主席。爸爸说：“你怎么可以上天安门?”

共同

问：那你这次见到毛主席了么？

　　答：我十四岁时在上海见到毛主席时，没有握到手，特别遗憾。

　　那时候，我又觉得靠我爸去见毛主席不好。我一直想最好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劳动模范，被毛主席接见，那才最好。我是一直希望能有这么一天。所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就很期待能上天安门城楼，和他握到手。但我爸那么说，我也很无奈。我知道我爸是肯定不会带我上去的，我也不敢有什么希望，我知道靠我爸是不可能的。我也可以和其它人一起到广场上去，那就肯定握不到手了。

　　到了8 月31 日，我还是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有人向他汇报，说张春桥的女儿从上海来了，他去问我父亲，是否是真的。我爸说：“对，她来了，已经找到我了。” 谢富治就把我接到他那儿，在他家里吃饭，他还说：“今天因为你来，还特地加个菜。”他家孩子也不在，他女儿在哈军工读书。他当时要我写个发言稿，因为毛主席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他让我代表上海的红卫兵去发言。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当这个代表的，我是不能发言的，这点我自己还是挺能把握的。他说没关系，我说我绝对不可以。他说那好吧，我就带你上天安门吧。他带我上去了，这样就和毛主席握到手了。

　　那真是太兴奋了，太幸福了。好多人围着他，都要抢着和他握手，根本没有时间多说什么，但我还是告诉了毛主席我是上海来的。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在城楼上与毛主席握手时，我爸也在那儿，他也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见到毛主席了，握了手了，爸爸反正也没时间管我，我就准备回上海了。那时候坐火车已经不要票了，但是火车特别拥挤，我几乎是站着回上海的。

共同

　问：你当时是不是觉得你爸爸是个大人物呢？

　　答：我从不往这里想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但身份就是工作人员。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是个大人物。爸爸就是爸爸，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先乡后城

    很好，感觉比较真实。

共同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5-9-18 23:23
很好，感觉比较真实。

同感！！！

共同

（四）康平路事件

　　“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决裂的?到底是谁先不要谁的?这个选队到底是怎么站的?其实是上海市委把我们给扔出去了。”

　　问：从北京回来后的情况呢？ 1966 年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就成立了吧？

　　答：九月初，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应该已经是中学毕业了，我是六六年的毕业生。当时上海已经开始乱了，很多北京的学生来闹。延安西路33 号门口，人山人海的。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突然来找我，对我说：“张维维，我们要成立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我在学校里看来看去，你们这个红旗连是最纯的。最符合我们要求，所以，要你们来参加。”

　　魏○○与我在东庙二村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后来也上了复旦附中。在学校里我们碰到都不太讲话的。他突然来找我，把我吓了一跳。 他说上海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叫我去，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到了人民大道200 号的那个大楼里面。23

　　上海市红卫兵筹备组的人大多数是南洋模范中学的一批干部子弟，有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儿子廖○、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的儿子韩○○、魏文伯的儿子魏○○，主要是他们这几个。然后他们找了复旦附中、上海中学、交大附中、松江二中等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

　　大家也住得比较集中，都是住在康平路265 弄和康平路100 弄的一些干部子弟。复旦附中的人想捧我去做“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政委，因为我是党员。但这些人中想做政委的人多着呢，我可不要当政委，我只是去看看热闹而已。

　　上海警备区很支持这个红卫兵的筹备，还给了几辆摩托车呢。最拉风的一次是去莘庄。莘庄成立红卫兵总部，我坐在摩托车的兜里，那是我唯一一次坐摩托车，开到那里去参加大会。平时吃饭都有食堂，警备区的警卫人员帮你盛饭盛菜的。

　　张○○也参加了，还在红卫兵总部里担任了个什么职务。接着社会上就打起来了，破四旧、剪裤腿等事。公安局给了张○○一个名单，让他带人去抄家，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所以，我是奉命去抄过家的。名单上的人家都是在花园洋房里的，公安局让我们去查是不是有枪有电台。所以，到这些人家翻箱倒柜、砸墙翻瓦的，这我真是做过的，不过也就那么一次，是公安局叫我们去的。我们怎么知道破四旧是破什么，倒是真在一家人家的镜框后找到了国民党的委任状。

　　还有一天晚上，一群红卫兵从外面拉进来一个人，在楼下打人，我就跑到楼下去看。只听说那人是流氓，有人在打他。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也可能是第二天一早，我爸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问：“你们在上海打人了?”已经有人去告状了，说我在上海打人。我说“没有啊，他们打人我看到了，我自己怎么会打人呢?”“你给我退出来!”他很严厉地说。我意识到事情蛮严重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告诉他们我要退出来了。

　　可能就是我退出来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梁国斌的女儿梁○○也在那儿，她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她跟我一起回家的，我们家住得很近。晚上，梁○○来说我爸要找你，我就跟着她去见梁国斌。他问：“你爸爸怎么和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参加红卫兵了?”我说他们说我打人了，我没打人，所以爸爸叫我退出来。

共同

问：你爸爸要你退出来，不想让你继续参加红卫兵，是想保护你吗？

　　答：可能也想保护我，但是最主要还是不要我给中央文革小组添乱，不要给毛主席添乱。

　　我退出来后，魏○○也退出来了。那时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我们就一起去串联了。我们戴着红袖章，到了火车站，反正也不要票，哪列火车空就去哪儿。第一次出去串联，同行的还有福州军区的一个女孩，还有上海中学的一个女孩，还有两个男孩，我们一共六个人一起去福州，然后去桂林，也没有钱，反正到哪儿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就是去玩，也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在外面逛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上海。

　　第一次串联后，我回到学校，造反派就来找我谈过话，说我是逍遥派，为什么不积极参加革命。我觉得我们还谈得蛮好的，谈完后还握握手。但是出去就看到我的大字报。真是奇怪了，我搞不懂我到底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了。所以，学校也不大愿意去了。回到家里，家里还有很多书，我就自己看书，还真觉得自己逍遥自得的。爸爸不管出版后，赠阅的书少了，但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买过许多书。那时候我看了沈雁冰的全集，24 还有《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一类的书。

　　10 月份前后，我们原先一起出去的人第二次出去串联。我们先去了杭州，住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家里，他家的小孩也都出去了，家里空空的。我们在他家住了两天后，他们就把我们弄到云溪去了。我前阵子也去云溪看过，不一样了。当时就是一片林山，有一个部队的生产队在那里，种茶叶什么的。那里还有半个山洞，我们住在里面，帮他们写写毛主席语录，然后在山里玩。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他们又把我们弄到乔司农场里，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犯都被转移到金华去了，整个劳改农场是空的，除了留守的几个人之外，还有几条野狗。我们去种蚕豆，二毛八分钱买了一捆甘蔗。我记得很清楚，天天在那儿啃甘蔗，晃晃，种种蚕豆，看看野狗。留守人员就把狗吊起来打死，烧狗肉吃，我们没吃狗肉。吃饭是一分钱一碗菜。这样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有一天他们突然讲：你们可以回去了。就有车子来把我们拉回杭州，送上火车，回上海了。这件事非常蹊跷，挺奇怪的。

共同

问：那一个月你们在山里，外面应该就是安亭事件了吧？

　　答：对，就是安亭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从乔司回来，应该快到1966 年年底了。出了老北站，我就看到对面房子上的两张条幅，从楼顶一直挂到下面，上面写了张春桥如何如何，魏文伯如何如何。

　　问：这件事后来你与父亲谈过么，他怎么说呢？

　　答：对这件事，我是与爸爸谈过的。但他从来就没有做任何评论。这件事情我也跟许多人讲过，但谁都不写这一段。后来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叫我写与一月革命有关的事情，写第一次康平路事件我是怎么经历的，这一段我肯定写了。但没有人关注这件事。

　　出了火车站，魏○○就和我再见了。我就自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照道理他应该与我一起走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从火车站到家的这条路我是很熟的，因为从复旦附中回家都走这条路。那时候，我爸爸当然不在家，我妈妈在江南造船厂四清工作队，住在厂里，也是不回来的。两个妹妹都出去串联去了，弟弟刚上小学，整天和一帮小孩一起玩，也不在家。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阿姨。我回到家里，他们就告诉我谁谁来过，就像我去串联投奔别人一样，也有人来投奔我家。家里也为别人家的孩子提供大锅菜大锅饭，就像我在别人家里一样。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很多老同学和好朋友都没有碰到。

　　那时确实感觉到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也没什么人来找我。但因为那时各家各户也不串门，所以我也没有太注意邻居家的变化。我还回过复旦附中一次，见我回到学校，那些造反派就开了一次紧急的批斗大会，把我给斗了一次。说我是共产党员，但是逃避革命，逍遥派，是铁杆老保，又说我和刘少奇的女儿一起到广州去了，等等。我那时从没到广州去过，前两年我爱人去开会我才与他一起去了一次。我心里明白我是不能参与的，但是这话也不能与别人说。

先乡后城

    看起来，初期的红卫兵，主要是干部子弟。

先乡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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