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解释

无声

在网上又搜到两张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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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我们看到上面这些红军领导序列名单中都没有毛泽东，遵义会议之前没有，遵义会议开完后在扎西整编后还是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我梳理了一些文章做了一个综述，大段的引用了一些文章的资料又加上我的解读，说是“剽窃”也可以，只是为了尽快在这里把有关话题的讨论告一段落，还是要回头去探讨上山下乡。

综述：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以后，中共中央给部队的指示或指令，通常都是用集体的名义发布，如“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党中央”、“中央”等名义。中央军委或中革军委的指示或命令相对灵活一些，或是“军委”，或直接以正副主席，如“朱德”、“朱、周”，或“朱、周、王”等名义下达。即使是总政治部，亦常以主任或代主任，如王稼祥、李富春的名义给部队下达指令。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直至成为“三人团”成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都不曾出现在这类指示或指令里。从遵义会议至1935年3月初。遵义会议确定“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见《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


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自此，毛泽东开始参与到中共中央军事决策的工作中来了。遵义会议后不久举行的土城之战，就与毛在这一作战决策问题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有关。也正因此，此一作战的失利，无论毛本人，还是其他领导人，都认为毛要负相当责任。

扎西会议是1935年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途中连续召开会议的总称，这些会议都是张闻天一担任党内总负责人以后由他主持召开的；因是一路行军，一路开会，故会议地点是流动的，从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的庄子 上，到大河滩的院子，到扎西镇；逐日召开的会议，连环相扣，随议随决。这在2月8日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第14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遵义会议关于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长江到成都 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策不切实际，所以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改变方针，一渡赤水，到扎西集结。而扎西会议决定回师东进，杀回马枪，正是纠正遵义会议 关于行军方向不当的决策的结果。此后，二渡赤水，反攻遵义，取得歼敌三千的大胜利，证明扎西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回头东进。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打天险娄山关，二攻遵义城。二次攻打遵义城时，在一三军团的自动配合下打了遵义大捷(彭德怀语)。歼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九十三师大部，第五十九师一部，击溃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缴枪两千以上，俘获三千余众，获轻重机枪数十挺，枪、炮弹数十万发，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捷。毛泽东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 遵义大捷也使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再进一步，3月4日，中革军委“火急”电令中央红军各部：“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前敌司令部”被委以指挥部队作战行动的权力。毛泽东被赋予了更大的指挥权，使其从“周恩来同志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向名符其实的统帅位置过渡。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

红军在扎西开会，整编，休整时周围被敌军围成铁桶一般，但没有受到四面敌人的合力围剿，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就是“鸡鸣三省”，因为三省的军阀都知道老蒋的中央军在背后玩的是一石两鸟的把戏，红军到谁家蒋军就到谁家，老蒋就等着西南各省军阀与红军交战两败俱伤从而吞并各省到自己帐下。但是西南各省军阀谁都不傻，以拼命挡住红军进入本省为己任，并不想出省去追杀红军。因此红军就有时间从容选定最弱的贵州黔军，决定回师遵义。

2月底3月初，红军二进遵义城后，张闻天注意到在前方的周恩来“领导军事无把握”，军事决策每每要提到中央来讨论，而留在中央原本只是周恩来“助手”的毛泽东，反倒总是在帮助中央下军事指挥的决心。鉴于周、毛位置颠倒，应将周调回中央来，在军事上“自认外行”的张闻天于是提议毛泽东“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1935年3月5日，于遵义新设立了前敌司令部，由朱德司令员、毛泽东政委。“前敌总指挥”。并非遵义会议决定的周恩来的角色，周恩来在中央主持军事并下最后决心，也符合遵义会议的决定。不过，这一举措并没有改变重大作战问题仍要由中央讨论决定这一遵义会议决议规定的原则。把毛派去前线做“前敌总指挥”，时任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明确认为不妥，他怀疑这有违遵义会议决议，因而坚持要求集体决定军事行动。这也就导致了前述3月10、11日苟坝会议一二十人激烈争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的局面的产生。身为“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因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毛的意见，毛当场发火，不惜以前敌政治委员职务的去就来力争。然而，正如杨尚昆、刘英等所言，毛这时并无后来的权威，故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也认为这一民主原则理当遵守。于是，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不仅决定要进攻打鼓新场，而且还“取消了毛的新职”。参见《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第245页；
当夜毛泽东再度成功劝说周恩来，负有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责任的周恩来次日一早又召集政治局开会，改变了头一天做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但是，已经辞职的毛泽东自然也无法再恢复原职了。

毛泽东认为像这样通过集体开会讨论来指挥战争是不行的。3月12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赞成，张闻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央新三人团（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此时，红军高层沉浸在打败中央军的喜悦中，毕竟从中央苏区撤离后没怎么打过胜仗，认为中央军吴奇伟2个师不过如此。毛泽东认为不如乘胜追击，将遵义附近“鲁班场”驻守的中央军，周浑元2个主力师歼灭。如此，蒋介石对红军的封锁也就被打破，建立黔北根据地问题也就不大了。
3月8日，朱毛提出“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的口号。但打过“二占遵义”恶仗的林彪和彭德怀，都对这种提法并不赞同。3月4日和6日，红军二次诱鲁班场驻军，周浑元部出击未果。红军集中全部主力15个团强攻，在中央军阵地激战肉搏。打了一整天难于前进，中央军援军第一纵队1师增援快到了。毛泽东最后只得下令停止进攻尽快撤退，按彭德怀建议转移到仁怀和茅台地区。此战红军打了一整天伤亡2千多骨干。
这边攻击周浑元鲁班场不顺利，那边川军趁红军主力调离摸下了遵义城，中央军各部也趁势围攻黔北。中革军委认为“鲁班场不胜，导致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失败”。鉴于危急形势毛泽东马上决定再渡赤水，3月16日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渡赤水”。

中央想去四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根据地，毛泽东想赤化贵州，总之都是想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现实证明此路不通，首先是各省军阀拼死抵抗不让红军入境，第二就算红军击败某省军阀但是马上又要面对跟上来的中央军。红军的意图太过直白，老蒋看的也明白。三度赤水后毛泽东在领导层里是明白比较早的，从此放弃追求在某地建立根据地的幻想，调整战术和老蒋玩起捉迷藏，毛泽东平生最得意的应该不是前三次渡赤水，而是第四次渡赤水河得以彻底摆脱敌人的追尾从而巧渡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北上陕北。最值得毛泽东自豪的是他在长征后期取得了实际上的军事指挥权，这中间对他助益最大的是周恩来，毛泽东从周恩来的军事助手转变为周恩来的领导者，从此形成了中共党史上奇特的毛周关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和我们这一代的上山下乡都是毛周两人互动和折衷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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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乡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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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乡后城

    图片文字说的太轻松了，事实非常复杂。博古为什么不同意交权？主要原因就是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是周恩来苦口婆心的给他做工作说：咱们这些人，大部分是留洋回来的，没有几个人真正懂中国的事。只有毛泽东，土生土长，最懂中国的事。咱们都是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在奋斗。应该以革命事业为重。在革命事业面前，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够放下。一晚上的说服工作，就这几句话打动了博古，同意交权。（文中所述，是周总理说的大概意思，非原话）。     在革命事业面前，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够放下。这个意思，现在也一点不过时。可惜又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够做到啊。

先乡后城

    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位置，是在中共七大上明确的，包括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七大上明确的。所以，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每每看见张闻天夫人刘英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她是娘娘。

先乡后城

    另外，据我所知，遵义会议结束的时候，虽然有决议，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形成文字，是张闻天在后来边走边打的间隙，陆陆续续完成的。最后完成的日期，没有历史记录。

无声

先乡后城上面这几段话写的比较客观，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毛泽东不是神，他也犯错误，也不是从来都正确。但是在红军时代的战略战术上他确实比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第三国际钦点的领导者如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甚至比周恩来都高出很多，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天分确实很高，另一位是从没上过军校的粟裕，因此最高军事领导人周恩来总是偏向毛和偏爱粟，周恩来到后来在军事方面对毛非常信赖。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中央最高军事领导层都没有毛泽东的正式任职，更谈不上他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只是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张闻天短暂任命他为前敌指挥部政委，在是否进攻打鼓场的争论中毛泽东负气辞职，张闻天还把他撤了。毛泽东力主和参与指挥的土城战役失败了，他反对打鼓厂战役计划得到周恩来支持改打鲁班场战役，结果又失败了，那段时间并非人们都转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那段时间谁也不正确，中央想去四川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想留在贵州建立根据地，一渡赤水是土城战败被迫的，二渡赤水是在鸡鸣三省从地方军阀各扫门前雪的空挡地带轻松回师遵义取得了胜利，三渡赤水是红军被胜利激发起来希望打更大胜仗一雪前耻在鲁班场战败后又陷被动造成的，从四渡赤水毛泽东比别人更早清醒开始放弃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幻想，开始改为专为冲出重围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运动战。从中央红军长征地图上可以看出在赤水河一带折腾了四圈后红军才跳出重围远走高飞。历史上林彪，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等人对红军在那里折腾表示异议也在情理中，当然他们也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来引导红军走出困境，例如林聂提出的打鼓场战役还是要渡长江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根据地，但不知道红四方面军自身不保后来也被迫长征。

正如先乡后城说的那段战史极为复杂，后来与四方面军会合又闹出分裂各奔东西，“后人评史”我们已见识过了，文革中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公安部大门旁的巨幅宣传画描写了毛林井冈山会师，当年我路过那里看到那辐画心里就犯嘀咕，学校教过的不是朱毛井冈山会师吗？还有朱德的扁担，现在看来如换成林彪的扁担恐怕他也挑不动？因此我们对历史不能因政治风向任意改变，就是实事求是就好了，当然这几乎不可能！就象对林彪一会儿把他捧上天，把朱德改换成林彪与毛会师井冈山，一会儿又把他贬到地狱，说他在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现在影视作品中也有林彪的比较正面的历史形象出现了，例如《大决战》。在这里讨论中我受到各位发言者极大的帮助和启发，这对我个人探讨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有极大的助益和警醒。
谢谢各位！

无声

补充一点，对博古“让贤”与背后周恩来做他的工作让他交权，网上有个叫秦福荃的在2006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此事：

“遵义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红军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博古派警卫员去叫潘汉年，警卫员对潘说：“昨天总政委（即周恩来）和总书记说了一下午话，现在总书记精神好了，找你过去谈一谈。”
　　来到博古住处，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谈得很细，要潘汉年仔细记下，并把周恩来昨天说的话也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并强调：“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己作为中央军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难辞其责。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否则‘蒸沙难成饭’。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煮粥焚须’了。”
　　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作，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这两天你准备一下，把我刚才讲的话，反复背诵记牢。为了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已经商量过了，让陈云同志也去，由周恩来把我昨天说的意见告诉他。但两人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俩人都流泪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走海上。同年六月陈云出发经四川转上海，走陆路。
　　八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前后各搭苏联货船，以押运员身份，经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先后去莫斯科。潘汉年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

2007年在人民网发表了萧扬 ，尹骐的署名文章反驳了秦福荃，他们是这样说的：

"文中说，博古1935年2月同潘汉年那次近四个钟头“推心置腹”的谈话，是红军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进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同博古谈了一下午话。其实，博古只是2月5日在水田寨(在该寨的高坎，而非通讯部门住的花房子)住了一晚，第二天即随中央离开高坎到大河滩的庄子。他怎么可能有两天时间在花房子各用一个下午和近四个钟头分别同周恩来和潘汉年谈话呢？
文中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离队去白区转莫斯科，是博古2月上旬同他密谈中交代的，目的是要他作为秘密联络员见王明，陈云也是博古同周恩来商量后派出的，“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潘)为主，陈去补充”；在博古向潘汉年交代以后，张闻天才于2月7日同时和潘汉年、陈云谈话，作了布置。其实，派潘汉年出去，是因为3月5日(即文中所谓2月上旬博古潘汉年密谈的一个月后)中央接到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获悉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遭破坏，所以派潘出去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上海同国际的联系，如联系不上，再到莫斯科去。当时中央领导机构已经改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毛泽东进入领导核心，派人去白区这样的事不可能由博古决定，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出去也不可能由博古和周恩来两人决定。更不能由博古一人规定，不管谁先到，汇报都是以潘汉年为主，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只能“去补充”。事实上，潘汉年的派出是张闻天3月5日接到任弼时来电后代表中央同他谈话(陈云并未参加，谈话时间也非2月7日)交代的。"

在这里我关注的不是博古何时让贤，而是关注秦文中的一段话：“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人民网萧，尹一文对秦文这段话没有驳斥和否定，我在网上还看到有文章说当时张闻天还准备把党中央搬到东南亚去，为什么不搬到莫斯科？ 有人说当时虽然中央最高领导换人，虽然毛泽东复出辅佐周恩来掌管军事作战，但中央和军队高层对中国革命前途并不乐观。就算到了陕北，中革军委还是派出西路军去打通苏联通道，似乎有撤退到苏联的最坏打算？ 当年金日成的游击队不就是流亡到苏联了吗？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共命运的历史，对于老蒋来说，人算不如天算。对于中共和毛泽东来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井冈山到宝塔山，历史老人给中共开了“后门”！但是有一条必须肯定，不论当时中共高层路线对错，不论战争多么残酷艰险，红军战士们不畏牺牲受尽千难万苦突破重围，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完成了人类战争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征，红军战士们的英勇精神是不朽的。

无声

红军长征中的中央领导其实没有军事领导重要，当时中央最大的任务就是军事，就是长征突围，因此谁指挥军事谁就是“真正的”中央领导。周恩来是当时最高军事领导，但他用了在军队序列建制上没有排名的“闲散人员”毛泽东担当最后军事决定的助手，你说是否很奇怪？当时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周恩来，总参谋长是刘伯承。而中革军委主席还是朱德，副主席是周恩来，王稼祥，如此说来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朱主席掌管军事，似乎轮不到不谙军事的政委兼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担当军事决策的“最后决定者”。遵义会议也好，扎西会议也罢，周恩来的角色确实很奇怪！但是有一条，周恩来在大革命时代的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与毛泽东过往甚从。毛不但帮周为黄埔军校招生，而且周还邀请毛做农运报告，周早就说“泽东擅长军事”，因此他在长征中让毛担任“最后决定”的实际操盘手，朱主席和刘总长都只能在旁边等候以周名义发出的“毛命令”， 这是长征中最大的奇观！井冈山时代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职，从此失去军职，直到长征开始后属于“跟着走”的闲人。宁都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恩来，因此直到文革中周恩来还在为此事抱病在大会上作检讨，当时与会的很多老干部很震惊，他们不知道周曾是毛的上级，还撤过毛的职务。但是周恩来在长征中还是启用了毛泽东，最终让毛泽东施展了军事才能和政治斗争才能，战胜了“国际派”和所有反对派而成为了七大党政军的最高领袖，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共历史进入毛泽东时代。

无声

战争年代毛泽东在辅佐周恩来时可是经常反客为主，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特别能折腾。毛泽东的性格就是不服输，脾气也大，能力也非常强，一般人争论不过他。长征中周恩来显然对毛泽东的意见非常重视，可以说当时在军事上周恩来当家，毛泽东做主。在是否进行打鼓场战役的讨论时，毛泽东“舌战群儒”败下阵来，愤而辞职。但是他一转弯进了周恩来房里一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把周恩来说服了，最后周恩来做出最后决定推翻了林聂提议众将领赞同的进攻打鼓场计划。就算毛泽东指挥土城战役，鲁班场战役失败，周恩来还是对毛泽东言听计从。打鼓场战役争论后，毛泽东又向周恩来提议在军事上抛弃“大民主”的议决方式，改为“新三人团”的模式，他提名周恩来，王稼祥，与他自己组成“新三人团”决定军事计划和指挥战役。扎西会议后，张闻天换下博古只算是“惊天”，但毛泽东发明策动的“新三人团”才是“动地”。长征中中央总书记或总负责算什么？那只是给第三国际看的，掌管军事指挥权才是当时中共的真正掌门人，因为那时没有国务院，没有人大，没有妇联，那时只有红军，也可以是“枪指挥党”的非常时期，或者说是军事强人挽救军队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军内都没有任何头衔，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但是他通过周恩来成立了“新三人团”可是大有学问。首先，周恩来，王稼祥当时是中革军委仅有的两个副主席，他们进三人团自在情理中，但是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却被排在“新三人团”之外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周恩来，王稼祥都不是职业军人出身，毛泽东还当过几天程潜手下新军的士兵。但是朱德，刘伯承都是职业军人出身，一个是红军总司令，一个是总参谋长，但是没进军事决策层，确实不寻常，由此可见毛周关系在长征路上就非比寻常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与红军时代相比毛，周位置倒过来了，周辅佐毛在很多方面做“最后决定”，我们这一代的上山下乡很可能就象当年毛泽东否定了打鼓新场战役的计划改打鲁班场那样，即周恩来否定了“四个面向”力主上山下乡插队为主。打鼓新场战役争论后毛泽东提议建立了“新三人团”，文革“二月逆流”后周恩来建议成立了“国务院业务组”。“新三人团”的使命是挽救红军结束长征流亡，“国务院业务组”的使命是挽救国家结束文革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