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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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张春桥女儿谈父亲）

问：批斗会的时候你为自己争辩过吗？

　　答：争辩什么?容不得我争辩的呀。所以我只能不声响。其实心里很不舒服，这些造反派主要是工人子弟，他们那么骂我，是让我最不舒服的。因为我以前都帮助过他们的，而且是一直想和他们做朋友的。所以我说没有办法与工人融合。我后来也在反思，是不是我当时对他们的帮助也很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比方说，送给他们草稿本、练习本，让他们用我的墨水，用自己省下来的钱到商店里去买文具送给同学，我这样做，可能反而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总归是有的，给他们一点也不稀奇的。但他们不知道这也是我自己从十五元钱的生活费中省下的钱呢。

　　那天被批斗之后，我就走路回家了。然后康平路事件就来了。　　

问：能具体说说你对康平路事件的记忆么? 25　　

答：1966 年12 月底吧，突然有一天楼下红旗招展，康平路来了好多人，我就赶紧到楼下去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所有人家都空了。我看到全是赤卫队的人，打着一面面的旗子，这个厂的，那个厂的。把对面的一幢部长住的大楼全插满了。我看到那栋楼里面已经没人住了。旁边还有一幢他们办公的楼，也全插满了红旗，原来办公的人也不见了。到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们楼里上上下下也没人了，只有我们和柯庆施家还在，柯那个时候已经去世了。赤卫队就来问我：“你们家住的是谁?”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我楼上楼下还住着谁，我就告诉他们哪家是曹荻秋家、26 魏文伯家、柯庆施家、陈丕显家，我们隔壁楼下还有谁家。这些人家都空了，让我非常惊奇。他们派了两个人去守着柯庆施家，不去扰乱他们。

　　我们家呢，就敞开大门了，许多人进进出出的，人来人往，进来兜一圈，看看，来找我爸，甚至往床底下看是否在。我们家本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书也是没人会拿的。爷爷奶奶很害怕，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外面和赤卫队应酬，还烧水给赤卫队喝，和他们聊天。我问赤卫队为什么要到康平路来，他们说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且告诉我说曹荻秋约他们下午三点钟来见面的。曹荻秋不在，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接见他们，就变成我在那里接见他们了。后来想想，这事明摆着就是曹荻秋挑起的吧。

　　后来就有人打电话进来，问我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从广义的讲，应该就是抄家了，赤卫队已经把整个大院都翻遍了来找我爸爸。

　　但是否像我以前去抄别人家的时候那样翻箱倒柜地抄过家呢?那我觉得是没有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出去了，这时有一个人从后面办公楼的小礼堂过来，在院子里碰到我，我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他问我我家是否被抄，我说没有，他就叫我去写一个条子，说没抄家。我就去写了，结果他们就把我写的条子印出去了。这个人是谁，我只知道是机关的。这样一印，我就成了铁杆老保了。因为后来造反派又来保护康平路，我说没有抄家，那么造反派不就变成无理取闹了么。

　　第二天，全上海的人都来了，院子里的那些冬青树苗全踩扁了。

　　赤卫队也把袖章都拿掉了，也分不清楚谁是赤卫队了，叫我到阳台去讲到底抄家没有。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你们都走吧，不要再待在这儿了。我们现在都很好，也不要说抄家不抄家的事了，你们都走吧，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但是也没人听我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妈妈回来了，中央文革小组也插手了，才有人管我们了。

　　我妈妈写了个声明。爸爸妈妈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妈妈声明说是抄家的，要支持造反派之类。爸爸怎么说，当时我就搞不清楚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这个还不算抄家?”整个大院子都兜底翻了。造反派来，包围了赤卫队，就打起来了，我是看到他们打起来的。赤卫队都缴械投降了，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了。

　　后来在半夜里，上海警备区来了几个人，开了辆车，把我们弄走了。所以，如果他们愿意管你的话，当然是有办法的。不可能没有办法管我们，之前只不过是不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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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问：大院里的其它人家都搬出去了，只剩下你们两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就是说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上海市委先不要我爸爸的，还是我爸爸先不要他们的。最近我们同学聚会时，有的同学还说他们是被赶出康平路的，我就说：“你们搞搞清楚哦，你们是什么时候搬出去的。你们是被扫地出门的吗?还是你们都走了，把我们孤孤单单地扔在那里了?怎么回事呀?”关于这件事，魏○○也是从来不做评论的。我们这些老同学老邻居现在见面吃饭，有的敏感话题是大家谁都不碰的。但魏○○有时会说：全怪老毛呀，全怪文革呀。我只是笑笑。

　　还有赤卫队说是曹荻秋约他们去见面的，那这事是不是他挑起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只引用我后面的话，就是我说没有抄家。但是前面的原原本本，包括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写的东西，都是没人讲的。我关在里面时，他们还说在所有人写的文字中，我写的是最全面的。后来所有的人引用，包括《一月革命大事记》中，27 我前面讲的都是没有的。就说明我讲到点子上了。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决裂的?到底是谁先不要谁的?这个选队到底是怎么站的?其实是上海市委把我们给扔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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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警备区的人把你们接到哪里去了？

　　答：警备区的车子把我们全家接到常熟路淮海路口的警备区司令部里，后来又把我们转移到永福路51 号，那里有个招待所。爷爷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住那里。我爸那时候在北京，还没回来。

　　问：一月革命的时候，你爸爸应该回上海了吧?

　　答：对的，过几天爸爸回上海，就开始一月革命的事情了。但他没有住到永福路，他直接住到兴国路去了。安亭事件时他回上海，因为没有地方住，驾驶员就把他开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了。所以，这次回来还是住在那里。我们住在永福路招待所，他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他回上海后，通知了我妈，妈妈就去他那里了。但他没有叫我去。这是我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月六号是我的生日，而且是我二十岁的生日。以前，我的生日我爸爸总是很重视的。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住在学校里，他送给我一张剪报《将军的儿子》，作为我的生日礼物，还给我写了信，信里说：“你大了，你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再吃蛋糕了”等等。当时收到那封信后，我还写了一篇周记，老师同学都很感动，还贴在我们班的墙报上，我们班的老同学现在还记得，还会说起我那篇“不送生日蛋糕”的周记。我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一套《毛选》，在扉页上还题了字。28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日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事情，是他们很上心的。我爸爸还藏了一瓶金奖白兰地，他还说过等我下次生日的时候喝。结果到了我生日时，都乱套了，我们从家里被赶出来了，也不知道那瓶酒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管我了，也没有人理我了。我变成铁杆老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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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那你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你爸爸的？

　　答：等到他们一月革命什么的都忙完了，已经是一月底了。这时，我爸才叫我到兴国路去，他叫我去写检查。叫我写检查寄给我们学校的造反派。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但也只好写了。他问我：“你从北京走的时候思想还蛮支持毛主席的吗?”我说：“我怎么知道哪一派是支持毛主席的，哪一派不是的。我怎么知道这样做我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啦。”我又问：“以前你搞样板戏搞《海瑞罢官》不都是上海市委支持的吗?柯庆施不是刚刚才死吗?怎么一下子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要打倒了?”他回答我说他们不继续革命了。我就从报纸上东抄西抄，写了封检讨信给学校。然后回学校，学校里的造反派同学说我是假检讨。检讨当然不是假的，但肯定是不深刻的。

　　后来，家里就收到好多乱七八糟的信件，其中有以我的名义写到我家里的，说我在哪里哪里，爸爸就紧张，怕有人要来绑架我。正好我四叔到上海来，爸爸就叫四叔把我带到北京去了。那是春节过了之后，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到1967 年5 月复课闹革命时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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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问：1967 至1968 年间，上海的大中学生中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炮打张春桥事件，事后有很多人挨整。你爸爸后来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关于上海大中学生两次炮打张春桥之后的事，我爸爸明确说过不要抓人，不要追查，不要追究的。但是群众组织是不是互相有什么动作，做过什么事，那也难说，可能也不可避免。但据我所知，因为炮打原因而被抓的红卫兵，我爸爸知道后，很快就是放掉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后来没有再追问过他，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就是没有抓过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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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狱之后

        陪我去的人对我儿子说：“这是你妈妈。”我儿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话说：“我妈妈已经死掉了。”　　问：释放你出来的时候，他们给的是什么理由呢？

　　答：1977 年12 月28 日，他们把我放出来了。正如关我的时候没有理由一样，释放我也是没有理由的，只简单地说：“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他们都已经查遍了，实在没有道理再关我了。文革中，我从来没有斗过老师，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文革后复旦附中第一次搞返校活动时，我没去，姜拱绅校长还叫我们班同学带话给我说：“复旦附中的大门永远向张维维打开。”学校对我的表现肯定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是学生会主席，所有课外活动都负责组织的，运动会、歌咏比赛，不仅组织还带头参加。1968 年我进的仪表厂，工作八年几乎没有请过病假或事假，从来不迟到或早走。白天上班努力干活，下班后做团委的工作、开会、学习。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找人谈心、帮助群众、工会安排家访等等，我一直很热情地去做，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问：放你出来的时候，家里有人来接你么？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答：家里没有人来接，审查我的人把我送到家里的。当时，弟弟在农场被隔离着，小妹妹中断复旦的学业，回部队被隔离着，我爱人在医院里被隔离着。他完全是因为我才被审查的，虽然我被放出来了，但是仍然不许他回家。后来审查我的人也觉得太莫名其妙了，到他单位去说，一个多月后，才让他回家。大妹妹还在家里，我与她见了一面。小妹妹和弟弟是很久以后才见上面的。审查我的人陪我去看我儿子，把我关进去的时候孩子只有一岁半。陪我去的人对我儿子说：“这是你妈妈。”我儿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话说：“我妈妈已经死掉了。”当时我的感觉，有一句上海话最能表达，就是“触心经”。44 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心里当然很想念儿子．放风的时候，我在外面拣到两根小竹条剖开来，在窗台外面磨了两根毛线针。然后把裤子里的松紧带拆下来，把松紧带抽掉，弄成一根很细的带子，饶在针上，做了两根环形针。我就帮我儿子织了两条裤子。还不是毛线的，是两条氯纶的棉毛裤。我把棉毛裤一根根拆下来接起来，给他打了两条裤子。出来以后，他就穿了，很合身，很好看。这对我也是个安慰。看守们还都来跟我学，所以说是我在监狱里的奇妙人生吧。后来我还把自己的毛衣拆掉，又用那个环形针重新织了件毛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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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奶奶自杀是怎么回事？

　　答：还是我在监狱里时，他们就把我们家搬到东安新村了。我奶奶就是在那里自杀的。
说起我奶奶，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家庭主妇，勤俭持家，对爸爸影响很大，我爸爸对她也特别好。奶奶比爷爷大五岁，爷爷是家里的老二．封建地主家庭，老大很看重的，老二就不看重了。老大上了北京大学。老二虽然功课更好，但家里没有能力培养两个大学生。爷爷虽然也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家里没让他上，所以，他一直有很不得志的感觉。爷爷后来去山东读了个医科大专。爷爷家是破落的地主家庭，家境每况日下，鲁西南本来就很穷。家里人给他娶了我奶奶。奶奶娘家是个上升的富裕中农，有几个哥哥，她也是很宝贝的，高不成低不就，很晚才嫁出去。爸爸的舅舅们很保护奶奶，我爸爸去延安，还是几个舅舅送他去的。后来奶奶生了很多孩子，奶奶的娘家还一直资助我们家。我奶奶是一个很顶事情的人，她是什么都不怕的。在济南的时候，外面炮声隆隆，她就在家里守着，她也没有逃走。
我们都被抓进去之后，别人家她也不能长住，她就住到了东安新村。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个人住在那儿。如果有一个孙子或孙女在身边，她可能也就不会自杀了。奶奶自杀之前，要见我弟弟，他们不让见。我奶奶最后身边还有一百多块钱，想给我弟弟的。后来还是我表妹去看过她一次，奶奶把钱给这个外孙女了。没有人安葬我奶奶，他们去找我姑夫，但最后的丧葬费我姑夫不肯出。我们只知道奶奶没有了，最后如何处理的具体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丧葬费最后是算到我妈妈头上的。我妈妈出来之后，政府给她的生活费中，还把奶奶的丧葬费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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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 到1983 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
“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 年做出的，1949 年她重新入党。
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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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出来后的工作呢？

　　答：放我出来时，原来厂里的工资都发还给我了，一个月有四十几块钱。至于工作，公安局的人问我：“你要到哪里去工作？你想回原来厂还是怎么样？”我说：“我怎么能回原来的厂？那是军工厂，要保密的。”提审我的人说：“哟，你倒还蛮有自知之明的。”我心想：我对共产党的了解能比你差么？
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弄堂小厂，手术器械五厂。这个厂在徐汇区，打浦桥那里，斜徐路，很破很破的。现在那里有办出入境的一栋楼，当时是弹格路小菜场。45 因为他们不让我多接触人，厂里就安排我到一个车间，在肇嘉浜路上的一个弄堂里面。车间的房顶是芦苇条搭成的，上面又铺着瓦，夏天非常热，有时我们要爬上房顶把水泼在瓦上降温。
出来时，我的身体很不好，但是工作还是很快就上手了。我干活手脚很快。第一天，一位老工人就叫我电焊插头，我一会儿就弄好了。他们见我活做得好，对我的看法也就改变了。工人判断一个人，就看你手里活是否做得好。后来我还帮他们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我干完自己的活，就帮别人做准备。一个老工人对我说：“你做慢点好吗，你做得这么快，我们的指标都得增加了。”有一批产品退货，说不合格。我发现是因为受温度变化影响，我就给大家解释原因，并一起重新调试产品。他们都来找我这个李师傅帮忙，有几个年轻人还要我教他们。回家后，我就翻出我上“七• 二一大学”时的教材来，每天提早一个小时去上班教他们。46 这样我进入了这个小集体单位。这里原来是街道生产组，工人大多数是阿姨妈妈。她们会把自己带来的菜给我吃，还教我怎么烧菜。她们给了我温暖。
后来这个厂关掉了，工人重新分配，我希望专业能对口一点，也想离家近一些。那时候我爱人在人民医院里做杂务工，天天洗厕所、洗尿瓶、推车、拖地板，也不许做医生了。我公公胃出血，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再为我们带孩子。儿子三岁，每天上幼儿园要接送。我写信给仪表局，讲了我的情况，也因为前面表现不错，他们就把我安排到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
这个厂条件要好多了。我开始在总装车间。后来因为要轮着上早班中班，我无法接送孩子。我提出我的困难后，厂里就把我安排到质检科做元器件进厂的检验员，应该说还是很照顾的。我工作也很努力，自己会去生产厂学习，晶体管厂，显像管厂，改进检验方法，有不少技术革新。比如，当时心电图机上的热笔，返修率很高，造成大量的客户来信。我发现检验方法不对，改进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厂里要成立无线电计量室时，就让我筹备。我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以前在“七• 二一大学” 学习时，我也总是做记录、计算，不喜欢操作仪器仪表。这时，我就跑到科技书店，了解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又去了生产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的工厂，慢慢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后来还成了医药局的无线电电工计量站。
有空时，我仍然喜欢看书。我跟厂里管图书的人成了好朋友，那时候，图书馆里新到《收获》、《钟山》、《花城》，她都会告诉我，我想看的书她也会帮我留着。再后来，儿子大了，我和他一起看古龙、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