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拥抱快乐

                              萧军“头炮”大走调
　　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
　　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开会前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其中说到：“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边说边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叫人又端来一杯。许多听众对萧军的发言摇头，发出嘘声。毛泽东示意大家安静，他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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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人发表意见。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何其芳发言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的会心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非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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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山尊举手“上前线”
　　5月1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欧阳山尊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有很多要求：“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他提出：“前线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么多的文艺干部，都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说着，他就高高举起了双手。
　　毛泽东听到这里，高兴地对朱德说：“到底是从前方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朱德点头说：“是的，是的。”
　　欧阳山尊1938年4月随上海救亡演剧队一队经山西、西安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后，调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长期在前线工作。发言中他还说：“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干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我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注意的倒是如何满足群众的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
　　发言后，欧阳山尊发现自己手上都出了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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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宗南打不进来”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
　　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萧军的意思是，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此前，他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中，毛泽东曾经动员他申请入党，萧军拒绝了，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于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下午的大会发言快结束时，女作家白朗递上一个纸条，请毛泽东讲讲战争形势。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大概是听到了南边又有战斗的消息，胡宗南又在制造麻烦。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们把他们消灭，一种可能是他们打进来。打进来怎么样呢？也无非是阿房宫（指中办大楼）我们住不成了，那就暂时让给他们。所以，女同志先不要把养的鸡杀掉，也不要忙着把孩子送老乡抚养。他们打不进来，我是有调查研究的。即使胡宗南打进来，我们还可以到别的山沟把会开完。”
　　大家听后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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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点名批吴奚如
　　第二次会议上，曾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吴奚如的发言，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中共党员没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历经艰险，突围回到延安。吴奚如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发言马上引起朱德的严厉批评。
　　朱德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没有批评萧军，而是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
　　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吴奚如没有回话。后来在整风运动中，继中央研究院批斗出“托派”王实味后，接着就在中央党校批斗出“特务”吴奚如，证据就是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的小说。
　　后来的会议期间，朱德还有一个讲话，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依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自己封的不行，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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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管好你的狗！”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事先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爆满。
　　整个下午继续发言讨论，罗烽赞成萧军观点，郑景康提出党对文艺工作还是不够重视。下午发言讨论到朱德为止，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
　　在前排当中紧挨毛泽东右边的是鲁艺文工团演员田方，他当时回家对妻子于蓝讲：“闭幕前宣布毛主席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但是，很多同志都那么谦虚，不好意思靠近毛主席去坐。我不怕，我就要坐在毛主席身旁！”
　　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丁玲，他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在隔他三人的位子，挨在朱德旁边，毛泽东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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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吴印咸正要按下快门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狗闯进镜头，毛泽东站起来，一边轰跑狗，一边冲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当时康生任社会部部长，就是负责反特务、走狗的。
　　座谈会的标准合影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二人是刘白羽，他个子大，身量重，不小心一下子就把小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引得大家一阵哄笑，眼光都转向他。自己带个相机站在一旁的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座谈会合影照的“花絮版本”。合影过后，大家吃晚饭。天色已晚，饭后毛泽东作总结讲话，考虑到人太多，临时将会议安排在小礼堂外边的空地上开。
　　毛泽东作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毛泽东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这段话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可见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整理/纪 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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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对于整风运动的看法，从他对王实味事件的态度足可呈现
    萧军和王实味并无太多交往，在他眼中，王实味不过是一个摇摇晃晃高个子，白面孔，半疯狂的神经质的人。后来王实味找萧军时，他还有避嫌之意，不愿理会。
    虽然中共对王实味的批判已经开始，但萧军在1942年5月23日杨家岭召开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直陈自己对于王实味的观点：“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上卷页476）。某天他听说王实味自动脱党，他认为，如果有此说，“这是党内一些无知的人以批评为打击的结果”，“这是不能作为叛徒看的……只能说是革命逃兵”。6月4日，萧军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二次对王实味斗争会。开头两个发言的就从思想、政治、组织上用各种证据证明王实味是“托派”，有计划、有阴谋地破坏党、侮辱党。当王实味站起来辩解时，立刻就有人打断他的话。萧军感觉他们“像一群恶狗似的，伸出嘴巴向他围攻……而主席还纵容着不管，这简直是一种阴谋！”这场会议给萧军以强烈刺激，《日记》中不少笔墨写下了他的愤怒和痛恨，以至于他说“这是最不愉快的一天”，“我更确定我和这党的关系”（上卷页490）。几天后他见到王震，王震说王实味“简直不够一个文化人”，萧军继续解释说：这是对思想战斗问题，不是对人的问题（上卷页493）。
   萧军对王实味的仗义执言遭到中央研究院等八大团体的反对，他竟然收到108人签名抗议书，信中写道：“我们这次座谈会是清算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党活动……因此不仅党员应该积极拥护，而且一切党外人士也应抱同情的态度，给与积极的帮助”云云（上卷页501）。有朋友善意提醒萧军明哲保身，“不要弄成王实味第二”（上卷页595）。
    但是在日后有机会的场合，萧军照样毫不妥协，坚定认为王实味不是托派，尤其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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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良为盗”的斗争办法（下卷页86）。直到1944年，萧军检点旧刊物，细心重读王实味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六期上的文章《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他说“实在还寻不出他的‘托派’和‘特务’主张在哪里”，如果一定要说王实味是“反革命”，那么“只是这作者对于共产党两位愚蠢、武断、机械论者的‘理论家’——陈伯达，艾思奇——做了批评”，而且萧军认为这批评是应当的。因此萧军认为，政治上需要这样一个“牺牲者”，这是一种可怜的“政治戏法”（下卷页346）。
    总的来讲，萧军对中共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十分不以为然，他觉得“他们口头上说不怕批评，不怕舆论，实际是外强中干，比方‘轻骑队’现在就不敢出来了，报上也再见不到一篇批评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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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徘徊于政治与艺术之间：萧军在延安
    手上有一张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拍摄的照片，照中人物站坐随意，东张西望，表情各异，甚至还有人咬着耳朵在密谈着什么。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毛泽东身体向前微欠，面色柔和若有所思。站在最后一排的作家萧军衣襟敞开，站姿笔挺，脸上微有笑意，略显有些落寞不群，与场上轻松欢愉的主色调稍感疏离。从照片里人群的姿态布局看，象是在座谈会间歇期拍摄的，也许他们刚刚从聆听毛泽东演讲的肃然情绪中松弛下来。在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名演讲中，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文学艺术家在新的空间里应该如何感受生活的问题。呼吁那些从上海亭子间跑过来的人尽快辨别出“革命根据地”与所谓“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差异，并尽快适应它。
     毛泽东自信地宣称，来自亭子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体会到时代特征的转变。“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完全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结合，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在这片民众当家作主的崭新世界里，文学艺术家必须在“人民”中重新安身立命，并以此为目标检验自己的改造程度。在这个群体中不允许有私人的存在，艺术家用不着再去挣扎观望，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铁下心来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这个“牛”字是从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中引申借用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