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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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冠英的儿子，也就是余虹的父亲是余绳武，中外关系史专家、香港史专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会长等。著作有《帝国主义侵华史》、《台湾历史概述》、《沙俄侵华史》（1—4卷）、《割占香港岛》等。一家出了两位研究所所长，这不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绝无仅有，即使在国外也很少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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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房住的是濮良沛，笔名林非。中国鲁迅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著有专著《鲁迅传》、《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外文化名人印象记》、《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林非卷》等。儿时记忆中的濮良沛，一付清瘦文弱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总和妻子大声争吵，最后冀琴阿姨与他离婚，改嫁同为文学所的劳洪。而劳洪却是满脸栽绒似的络腮胡子，一副凶相。孩提时代的我们终不得解，但在感情上是站在濮叔叔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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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进院的西厢房住着井岩盾。虽然他的文坛名气不及毗邻，让我好奇的是，他曾于抗战胜利后任嫩江省白城子区区长，也就是相当于我当年插队的吉林省白城子地区的专员啊！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北京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据说文革初始，在一次所里批判“海瑞罢官”的会议上，他情绪激动地大喊“我要发言”，随后人就一头跌倒，脑溢血而去。发言是要批判海瑞还是反对批判海瑞？这一切今天看来都无所谓了——当年昧心批判海瑞的人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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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宁愿相信井伯伯是因后者而激怒身亡，因为他是和我父亲及文学所的一批不同于上述专家学者的另类专家学者群：他们是共产党培养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在文学所，大致可分为两类学者：一类是余冠英、俞平伯、钱钟书、卞之琳等；一类是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毛星等。前者是旧社会书香世家一脉相承的文人墨客，后者是经历了抗日战争洗礼的文化战士。但这两类人却是相互尊重，惺惺相惜。文人墨客没有看不起半路出家、投笔从戎的学者，文化战士也绝不嘲笑老学究们迂腐陈旧。不同的是比方称呼此方“先生”，如余先生、钱先生；而此方称呼比方为其芳同志、荒煤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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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井伯伯家毗邻的是曹道衡夫妇。曹道衡是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主编；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文史》杂志学术顾问；《文学遗产》编委。著有：《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汉魏六朝文学史论文集》、《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等。曹道衡是苏州人，学究气十足，戴一副深度近视镜，身高一米八几；娶妻名王泰美。夫妻感情很好，有时，王阿姨去串门，曹叔叔做好饭后，满院子便传来他的苏州腔呼叫“泰美啊，泰美。。。”，于是我等一些捣蛋孩子，紧随其后，也拖着长腔齐声呐喊“太美啊，太美啦！”，之后狂笑不止。但老夫子不解其中奥秘，呼号之余还不忘向我们客客气气地表示“谢谢，不必了，我自己寻，自己寻！”如今曹叔叔已于2005年作古，曹叔叔在天有灵：您就原谅当年我们七八岁孩子的调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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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进院的西房，住着薛永应。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和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与他家为邻的便是我家。我家和另几户人家住在一座前出廊檐后出厦的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我家在一层。据说小楼是九王爷总管的千金小姐绣花楼。雕梁画柱，古香古色，又是建在大院的最后院，符合旧家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规环境。房子冬暖夏凉，源自首先室内房高三米多，其次后墙居然一米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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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大白天睡觉，晚上十点我们都睡了，他轻轻起身，端坐书桌前写作，直到天亮我们起床，他又睡下。就为了他这颠倒昼夜的作息时间，母亲没少嗔怪他。但少言寡语的父亲依旧我行我素，也不争吵，也不改悔。记得有一次，白天我和弟弟嬉戏打闹，吵醒了睡意朦胧的父亲。父亲顺手抄起书案上的精装本《古希腊神话与传说》照着我脑袋就一下，当时就把我打了个“癞蛤蟆仰卧荷叶式”，跌落尘埃。在母亲的埋怨声中，父亲急急忙忙穿好衣服，拉着我和弟弟向外踉跄走去。吓得我和弟弟低着头碎步紧倒跟着父亲不知所以。可父亲路上给我兄弟一人买了一包五香煮芸豆，又直奔隆福寺里的蟾宫影院看了场《林则徐》，散场后还给我和弟弟一人又买了根奶油冰棍！呵呵，您问我为什么芸豆、林则徐、奶油冰棍等细节记得这么清？因为老爸啊，这辈子只打了我唯一的这一次！我会记一辈子的，当然，不是记恨；是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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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我家门就如鲁迅先生所描述：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还得加上一句：再一棵仍然是枣树。每到秋天收获的季节，某一天，大人们就吩咐孩子：去前院、中院吆喝一声：打枣了！于是人声鼎沸，当然，矜持的男人们很少见；只见阿姨奶奶们端着脸盆、菜盆、洗脚盆，总之什么盆大就使什么笑着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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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是我爬到树上，先把小背心扎进裤腰，然后装的满满登登，再一声大吼，用力摇撼树干。只见那些枣儿像下雹子般砸向人群，于是平日里蹬高跟鞋穿旗袍的淑女阿姨们像变了一个人，或屁股撅得高高捡拾、或趴在地上玩命划拉。看到地上枣儿渐少，我一脚跺向树干，于是，又一片枣雨砸向人群。那欢乐场景真的让人终生难忘。更难忘的是，从树上爬下来，回到家中，把枣装入器皿后，发现肚皮上被杨剌子蛰得一片通红。于是母亲心疼地为我肚皮抹遍了酱油，直到整个肚皮像被腌制的金华火腿一样才罢手，我却佯装没事人一样地一直期盼母亲夸我是“男子汉”，直到母亲骂了我一句“傻瓜”，我才悻悻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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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过去了。如今的大院90年代被社科院基建处拆除了，随之就地盖起了八座复式小楼。走进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喷泉，背后则是西方满大街样式的小洋楼，怎么看怎么像度假村。果树没了，绣花楼没了，只有那两棵历尽沧桑的古槐还孤零零伫立着。我想，倘若不是文物单位、园林部门把关，那帮败家子一定也会把它根除的。虽然有人告诉我：在首都博物馆的航拍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今日大院的楼顶红尖，还有那两棵古槐也在图中。但我依然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