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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
李胜、王娟夫妇俩劝解女儿李珍回到她生活、工作的地方,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思想工作。李珍也不是当初上山下乡时候的小女孩了,她已经是儿子吴雯斐他妈了,应该懂事了。
尽管那时候已经不是计划经济的年代,已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年代。但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保留着计划经济年代的很多模式与方法,搞活经济与世界接轨并非一招一式,一朝一日可以蜕变成功的。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包含、发生着商品经济、自由经济,等等意识形态领域,转型的阵痛与变化之中的新问题。
知青刚硬被安排进入乡镇企业,实行非农户口编制,吃商品粮的时候,还是遵循着过渡时期严格的计划经济粮油供应配给的制度。
共产后的前三十年中的后十年,是知青们在农村暗无天日的十年,那年代实行的是标准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体制,城市居民被票证约束、捆绑。各种票证满天飞,粮票、油票、豆制品票、布票、糖票、鱼票、肉票、菜票、饼票、工业券等等票证根据户口所在地的归宿而发放,于是那时代的户口便把一个人的生活、工作死死地圈死了;
共产后的后三十年中的前十年,是知青们从农村解放出来的十年,但是计划经济的基因还是顽强的遗留到市场经济的年代。尽管很多票证,诸如布票、糖票、鱼票、肉票、菜票、饼票、工业券等杂七杂八的票证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但是还是保持着粮票、油票、豆制品票几种少量的票证。非农户口的人同样受这些票证的牵绊,不能随心所欲的生活、晃荡。户口制度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把人们框定在一个范围内生活、工作,不能有任何超越的举止行为动作。人们还是无法跨入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生活圈子。
透过这些现象,折射出体制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范围。李胜与王娟将这些现实状况分析讲解给李珍听。
“李珍,妈妈不是不让你居住在上海。你不会不知道,你的生活、工作在浙江农村。虽然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事情,但这又是毋容置疑的现实。你今后的生活、工作不得不在浙江农村继续下去。你自己看一下,现在还是根据户口所在地计划供应发放着粮票、油票、豆制品票。上海没有你的名分,你不是不知道。你的弟媳妇姜英丽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如果你在上海呆久了,必然会产生碰撞摩擦,带来烦恼;再说了,你的饭碗毕竟在浙江,上海没有你的工作机会。当然你在上海的生活不会长久,必然是难以维继的。”王娟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真话。这些话出于母亲之口,李珍只能默认了。如果这些话出于弟弟李俊,弟媳妇姜英丽之口,李珍非把这个家搞个天翻地覆不可。
自从李俊与妻子结婚后,小夫妻俩居住在父母的两居室内,每个月的生活费由李胜王娟老夫妻俩开支支付。李俊的妻子姜英丽不是上海人,她的娘家在苏北的一个小镇上。她是改革开放后,自己用功读书,考入上海的专科学校,而后在上海找到工作,并与李俊相识相恋,结婚成家的。她娘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她个人的经济条件不错,她的工资收入比丈夫——李俊高。
姜英丽这个苏北姑娘在上海与一个上海人成家立业,在上海扎根闯荡,开始新生活。她与李珍的际遇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对照。李珍是一个上海姑娘,却与一个浙江农民成家立业,不想在浙江农村扎根,却被扎根,颓废生活。李珍的有些结果,终究不能不说是上山下乡运动造下的孽。
李俊结婚之后,之前李珍曾经来过上海一次。这弟媳妇姜英丽与李珍,姑媳俩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不知道什么原因,她们之间好像前世有冤孽,此生合不来。俩人难得见面非但不亲热,不和谐,而且不友好,甚至于互相之间的言传有提防、攻击的倾向。
尽管李珍原本是上海人,但她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处;尽管姜英丽原本不是上海人,但她在上海有立足之处。这就是这个世道的残忍与现实。因为李珍被上山下乡,被农婚,被乡镇企业了。李珍之前再养尊处优,之后再碰到怎么样的痛心事,也只能屈就。只能回到浙江农村,党为她安排好的伤心处,过完她悲催的人生。
于是李珍在父母的劝说下,权衡利弊,决定还是回到浙江农村,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她心里清楚,自己在上海是客人,她姜英丽是主人,客随主便,这是一条千年古训。有道是“人在屋檐下焉敢不低头。”李珍再蛮横,也无能为力使自己过上好生活。因为上海知青只要一脚踏入与农民结婚的这个深坑、地穴,等待她的将是万劫不复,无穷无尽的苦难与心酸。这是党给她安排好的,唯一生活、工作的地方,她没有选择。万般无奈,李珍决定打道回府。
一个晴朗的日子,母亲陪着李珍,回到女儿生活、工作的浙江农村——乡豆制品加工点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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