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难忘的纪念

北山峰

                                  十四

     我们俩刚回到谢家庄，几个同学就过来打听别的知青点的情况。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我们没敢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只是简单的说了说别的知青点的居住和生活情况，比我们强的地方我俩都收着说，意思是告诉大家各个知青点没多大差别，好的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和于国华商量，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活儿干，叫男生们先学挑水。在山里头挑水和平原可不一样，在平原挑水用不了太大的劲儿，挑累了随时可以放下扁担休息，也不用特别担心撒水。在山里挑水可大不一样，要比平原费劲儿的多，由于一路上都要沿着弯曲的小道往上走，几乎没有平道，挑累了，很难找到能放担子的地方。而且，小道上尽是大大小小的料礁蛋子，一不小心就会打滑，把辛辛苦苦挑上来的水洒掉，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上顶，一口气把水挑到家。如果遇到刮风、下雪、下雨天，挑一条水可费老劲儿了，好几个人帮忙才能把水挑回来。农民挑水，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走一步晃一晃，左一晃，右一晃，慢慢悠悠的往上走。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挑，他们说这样挑水可以省劲儿。
     我们住在全村比较高的窑洞，离水井有二百多米远，挑一趟水来回得半个来小时，即使在冬天也要出一身大汗。我们灶上有两副水桶，一副是厚铁皮做的比较沉，挑上水大约有七十斤重，另一副是薄铁皮做的比较轻，一挑水大约六十斤沉。除我们灶上的两副水桶外，又向老百姓借了两副水桶，八个男生分成四组，一起下山去挑水。米青海和孟祥清在北京的村里居住时挑过水，他们用扁担钩子勾住水桶，在水面上摆来摆去，陡然一晃水桶就盛满了水，没一会儿，两桶水就打上来了。其他人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打水，倒也没费太大的事就学会了，只是曹星华稍微笨点，头一次打水就把水桶掉到井里了，好在那天井水浅，靠别人帮忙才把水桶捞了上来，可没练几次，他又把水桶掉进去了，难怪大家管他叫老婆子，干力气活他还真不如个力气大的女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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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我们也想学着农民的样子把担子悠起来，可走不了几步，就悠不起来了，路没走多远，水却洒了不少，没办法，只好担着担子硬往上走。挑水的路有两条，走西边的小路坡度小但得绕不少的路，近路比较陡，特别是经过作朋家时，有一个很小的急转弯，弄不好会把水碰洒。我们八个人轮换着挑，大约用了二十多分钟才把水挑上去。到家时，大家都气喘嘘嘘的，感觉有点累，从来没有挑过担子的张红、曹星华、曲国胜的肩膀都磨红了。我们炼了十几天后，除老婆子需要歇歇外，其他人一口气能把水挑上去。孟祥清独自挑水时，曾在路上突发联想，作了一首小诗：扁担两头沉，压着担水人，上山路难走，满身汗淋淋。
      在男生学挑水的同时，老墩也给女同学们布置了学做饭的任务，每天让两个女生帮橱，向贾师傅学烧火做饭。让女生学做饭，多数人没说什么，觉做饭本来就是女生的事儿，学就学呗，可有的女生不愿意。李芙荣最先发开了牢骚：“我打心眼里就怵做饭，在家里时我总是离厨房远远的，怕我妈让我帮厨。”顾美玲、张凤茹也随声附和，不乐意干做饭这个活儿，张京平干脆表示做饭的事儿别找我。我只好下了死命令：所有女同学必需学会做饭，谁也不能特殊。别人都顺从了，只有张京平还硬顶，嘴里嘟嘟囔囔的说：“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我学不会，到时候做不熟饭，你们挨饿可别赖我。”
山村里的炉灶不好烧，说实话那还真是个技术活，柴禾的大小、长短，什么时候添柴，放煤，什么时候炉口留的大小都有讲究，弄不好，又费柴禾，又耽误工夫，还做不熟饭。
     山里的饭菜很简单，大米饭别说是农民了，就是这里的居民也别想吃上一顿。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本地产什么就吃什么是必须遵守的计划供应的基本原则，供应粮是如此，农用粮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的主食是酸窝头，要想蒸好酸窝头必须掌握发面的酸度，发面的酸度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否则不好吃，酸度过大掺些棒子面，酸度过小可增加它周围的温度。蒸锅水在北京是没人食用的，蒸完饭随手倒掉，可在这吃水困难的山村里，蒸锅水是绝对不会轻意倒掉的，煮粥、下面条都要用它。菜主要就是炒萝卜丝、炒土豆丝，这在全年的菜中可以说要占到一多半。开始学切萝卜丝时，都是先要用左手扶住萝卜切片，刀口紧贴着手指，切一片退一下，退大了，切的萝卜片厚，切小了萝卜片薄，当然了，把片切成丝的道理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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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同学们多数是初学乍炼，切的萝卜片大的大，小的小，粗的粗，细的细，手稍微笨的人只好一个个的再改刀。王淑玲、吴宝荣、王和莲和魏士狭等人手比较巧，没切几次就学会了，而且手法还很熟练，没几天，她们也可以像贾师傅那样，不用左手贴着刀，直接用刀有节奏的不间断的切萝卜了，切成的萝卜片几乎一样薄，丝特别细，菜炒的也有些滋味。酸窝头大家吃不惯，她们就把花椒用铁锅干炒一下，然后，用擀面棍把花椒粒擀成粉末，蒸饭时，把它掺到棒子面里，酸窝头的味道就好多了。丫头、马可、姚桂荣、李芙荣和毛芹芹学了几天，也算不错，做的饭菜有没有滋味不好说，但总能按时把饭、菜做熟了。瞎子张京平可费劲了，轮到她帮厨那可热闹了，真是盆朝天碗朝地，老婆子曹星华好心帮她，她还不乐意，讽刺的说：“瞧你那苯样还帮我呢，找个凉快地方一边呆着去吧！”王淑玲看她笨手苯脚的样子，主动帮她，可她说什么也不让，实际上她是在和我赌气，嫌我非让她学做饭不可。她这种举动意图很明显，反正我也学不会，我也不愿意干，你当头的恼了我也就不用做饭了。但我也有主意，让你学做饭是为你好，哪儿有女人连饭都不会做得道理呢！你爱好好学不好好学，到时候轮到你做饭你就得做，看谁治得了谁！
     张京平的确不是个做饭的材料，可她舍得出力气，饭做不好，她就一个人独自学着挑水。有一天，她晃晃悠的下山去挑水，路上正碰上饲养员王丙泽的大儿子蛋子，蛋子爱和她逗着玩，执意要教她挑水，她就是不乐意，让蛋子一边呆着去。在她看来，挑水没什么了不起，谁也会，谁知她刚把水桶放到井里，水桶就掉到井底。说来也巧，那天水还挺深，她几乎快把身子贴到井边，把扁担全伸下去也够不着水桶的吊环，急得她在井边来回打转转。那个调皮的蛋子一直敲敲的跟在她后面，蛋子一露面先是吓了她一跳，然后，她向蛋子直说好话，求他帮助把水桶捞上来。蛋子和她耍了一阵子贫嘴后，才帮她捞上了水桶，并一遍又一遍的教她打水。张京平跟着蛋子学了半天也没学会，不是把桶掉到井里，就是只能打上半桶水，这时她才意识到干什么活也不容易。在蛋子的一路帮助下，她把第一桶水终于挑上了山。张京平虽然脾气很倔，可她有顽强的毅力，自那天后，她每天都一个人下山去练习挑水，一桶打不满，她就把水一次次的匀开，尽量多挑一点水。她这个细皮嫩肉的干部子女学挑水可真不容易，肩膀磨得红肿了，背压弯了，腿上的肌肉疼了，但她仍然咬牙坚持。经她顽强的努力，路上歇的时间和次数一次次减少，有时她竟能一口气把水挑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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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这里百姓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只能听县广播站每天中午和晚上广播两小时的小喇叭。那时正是文革期间，广播的内容更加单调，除国内外和县里的新闻外，只播少量的革命歌曲和八个革命样板戏。因为这里的农民听惯了晋剧、眉户戏等地方戏，不爱听京剧，因此，广播的样板戏也都是用地方戏演唱的，我们听不懂，也不爱听。可是又没什么可听的，有时闷的慌也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久而久之听惯了也就顺耳了，喜欢戏曲的张红高兴时也能哼哼两句，逗得大伙哈哈笑，这也能给我们单调的生活带来点儿乐趣。除了广播外，一年半载的偶尔也有走乡串村的民间艺人来庄上说书、唱书，没别的可听、可看的东西，同学们也只好凑合着听，以消磨无聊的时光。
     山村的文化生活实在是太少、太无谓了，尤其是冬闲期更是无事可做，除了学习开会外，只有闲聊、闲逛，偶尔也有人忍不住寂寞唱上两嗓子。在学校时许多同学都会吹口琴、吹笛子，有的还会拉二胡，我这三样乐器都会，口琴吹得还行，多少比别人强点儿，笛子吹的也凑合，这两件乐器我在班上组织的联欢会上独奏过。拉二胡我就不行了，因为下乡前学了没多久，吱吱扭扭拉得不成样子，但这三样乐器我还是都带来了。
    有一天下午，我闲着没事就拿出口琴吹起来，第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草原之夜”，这首歌是我最拿手的，吹起来轻松自如婉转动听。那时，在家的男生和女生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听我演奏，当第一首歌结束时，有人竟带头鼓起掌来，众人都说再来一个。我问大家“你们谁带来乐器了？拿出来咱们一起玩吧！”我这一呼唤把同学们的文艺热情鼓了起来，孟祥青、米青海、李殿英和张红也找出了口琴，孟祥青还拿出了一把二胡，我让孟祥青先拉一首，大家都觉得还行。张红喜欢戏曲，对京腔、京味也比较熟悉，没有家伙他就用嘴打着、用手比划着唱上几段京剧。我们几个会吹口琴的一起合奏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虽然吹的参差不齐，但大家精神生活却得到了些满足。从此，这个小山村没有了往日的宁静，开始有了生机和活力，歌声、乐器声不时在山谷里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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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同学们并不满足，一致要求生产队再给添些锣鼓乐器。说来也巧，和发队长带来了县革命委员会的通知，说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决定:即将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全县将举行文艺会演，同时县和公社革命委员会也通知，因文化大革命停了两年的传统的春节文艺汇演，今年也将恢复起来，让各大队赶紧准备节目。
     这次，大队书记李顺笃坐不住了，亲自到谢家庄和交口河知青点督阵。他和我们说：“往年孔家垣大队一搞文艺活动就是冷冷清清，老挨批评。现在你们来了，可得好好给我露露脸儿。这次不光是春节汇演，而更重要的是庆祝‘九大’召开，这可是政治问题、对党的态度问题，一定要演好。”那时，我们来到山村已二十多天了，离过年也只有半个月的时间，离正月初五公社汇演的时间也不多，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我心里没底，但还是当着书记的面把演出的任务接了下来。同时，为了丰富文艺活动，我也向书记和队长提出了购买锣鼓乐器的建议，他们非常同意我的意见，只是大队和小队都囔中羞涩，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先从知青安置费垫付，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演出的事情定下来了，我马上先和管文艺的魏士狭商量，准备出两个节目，随后我把大家召集起来酝酿节目的具体内容。我问大家以前在学校里谁在班里演过节目，结果没有一个人回答，只有毛芹芹说她虽然没演过节目，但是她给人导演过节目。我对她说，出节目的事主要靠你了，她没有推辞欣然同意了，这下让我心里有些底了。毛芹芹信心还挺足，她说要演咱们就得出彩，人多了也热闹。她提出女生跳一个舞蹈“祝福毛主席万寿无僵”，由八个女生跳，男生演一个表演唱“四个老汉学毛选”。这两个节目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在剧场和街头巷尾演出的节目，虽然大家没演过，但谁都看过不知多少遍了，学起来不会太困难。

北山峰

    毛芹芹的提议我很赞成，问大家有什么意见，结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什么的都有。女同学们吵吵的最厉害，张京平头一个表态，说我跳不了；接着李芙蓉说她腰粗身材不好，别说跳舞了连猴皮筋都跳不了；王合莲、顾美玲等也嚷嚷说没跳过舞。男生倒有积极的，米青海首先表态愿意参加，他说：“四个老汉学毛选这个节目选的挺好的，我虽然没演过，但也比划过，这回我也露露脸儿。”他又鼓动他的发小孟祥清参加，孟祥清开始有点犹豫，经米青海的劝说他还是勉强同意了。我问张红：“你的文艺细胞挺强的，这回该你露露脸吧！”张红的脸立马儿红了，他连忙解释说：“跳舞我倒是懂点，让我说说还行，让我跳就不灵了。不过男生这个节目我也挺熟的，我帮助排练吧，等买回锣鼓我负责组织人敲打还不行吗？”我没有再追问张红，只是一个劲的考虑，男生的节目还差两人，让谁上呢？米青海这次挺活跃的，他对于国华说：“你不是老头子吗？你要上还不用化妆了呢！”老墩一听，差点急了，脸涨的通红，说：“这个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让我干什么都行，跳舞绝对不行。”老婆子曹星华看着我把眼神转向他，赶紧接着于国华的话说他也不行。剩下的只有李殿英和曲国胜了，我就对他们说就是你俩了，好在他俩在我和其他男生的劝说下答应先试试。   
     不管怎么说，男生的节目总算定下来了，女生的节目怎么办呢？我也不逐一动员了，对女生们说：“这次演出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演好，不能辜负李书记和刘队长的期望，要为大队和咱们村争光。张京平和李芙蓉我看真不是跳舞的料儿，其余的人没的说都得参加，没商量余地。”我这么一说大家没办法提意见了。我因要去临汾买锣鼓，就安排家里由魏士霞负责，这段时间主要和毛芹芹、张红一起组织大家排练节目。

北山峰

                                      十六

    第二天下午，刘队长和我下了临汾，刘队长也是好几年没外出了，他想顺路到洪洞县的甘亭赶集。这事儿我只和魏士狭说过，她说来农村前忘了带床单，让我帮她买六尺土布做床单用。我和刘队长乘大轿子车到了临汾后，沿着县城的大街找到了乐器店，可是一问，买锣鼓也不那么容易，据售货员说买这两样东西需要公社以上的证明，由于锣和镲是用铜做的，而铜属于国家控制的军用物资，必需用铜换，一般的铜还不行，必需要响铜。我说：“这下可麻烦了，咱们上哪儿弄响铜呢？”和发说：“不用着急，响铜这东西咱农村里有，回去我派人到各村去收，能凑上。”我们只好先买了两把二胡和两把敲锣鼓用的木锤，我又和售货员好说歹说才买了一个不太大的鼓，并向人家保证过几天一定把证明带来。
    为了省钱，在刘队长的提议下，我们在临汾县城外的一个又脏又小的旅店住了一夜，天一亮，我们乘车到了甘亭。文化大革命中的集市特别少，甘亭的集市是临汾、洪洞这一带最大的，东山下来的老百姓都到这里赶集。那天逛集市的人特别多，人挨人，人挤人，这里卖土布的并不太多，也没什么花色，带格的布有蓝的、也有红的，我给魏士狭选的是蓝道的，刘队长家里的不会织布，他用棉花换了些土布。
    第三天早晨，我们回到了谢家庄，刘队长赶忙把杜作朋叫来，让他抓紧时间到各村去收购响铜。我先到女生的窑里看了看，乘女生们一个个的出了窑洞，我偷偷的把买的土布放到魏士狭的褥子下面。然后，我找到魏士狭，把她叫到一边，敲敲的告诉她，你让我买的土布买到了，就放在你的褥子下面，两毛钱一尺，一共六尺。因为赶集要耽误一天的时间，别人要是再让我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不让她告诉别人是我帮助她买的土布，别人问就说是在古县街上买的。可是张凤茹在和发家见到土布了，有一块粉红色方格的土布她很喜欢，打算做一见上衣。和发开玩笑的说：“你们北京大学生哪能穿这样的衣服？”张凤茹稚气的回答：“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难道不该穿农民的土布衣服吗！我见魏士狭也有一块土布，是您给捎的吧！”和发说不是他捎的，是你们的头帮她捎的。这下儿张凤茹可不高兴了，心想你还是当头的呢！为什么给魏士狭买，不想给别人买呢？还编瞎话骗我们！他准是对魏士狭有意思了。从和发家出来，丫头就把这事告诉了她的好友吴宝荣和马可群，为了出气，她们三人一起把我和魏士霞俩编了个顺口流：罗圈胳膊罗圈腿，晃来晃去光噘嘴------，人越多时她们说得越来劲儿。开始时我不知到她们说得是谁，后来越听越不对味，说心里话，我对魏士狭印象是很好的，但那时要说我和她要好，的确没那么回事儿。我向丫头解释，这不能怪魏士狭说瞎话，是我让她说在古县街上买的土布，我不是不帮别人买，是因为到甘亭赶集要多耽误很多的时间，跑的次数多了怕队里人说闲话。丫头还是不依不饶：“你要是证明你没那么回事，就得帮我和宝荣买，要粉格的，否则的话我们就给你们起哄！”我本来心里没鬼，一口答应下次到临汾一定给她们买。丫头接着说：“幸亏你态度还不错，否则的话，我和宝荣昨天从街上邮局帮你带回来的家信就不给你！”说着话她叫宝荣拿来我家的来信。

北山峰

    自从离开家后，我只给家去了两封信，接到家里的来信这还是头一封。我母亲能认些字，但不会写信，父亲也没上过学，解放后在厂里上过一年夜校，倒还能写个短信，一看信皮上那歪歪扭扭的笔迹就知道这信是我父亲写的。打开信一看，只有六、七行字，头一句话是：我和你妈的身体和生活都很好，不用挂念。接下来说你走以后，下乡的风声更紧了，你的大妹妹淑琴呆不住了，非要去插队，你走时撂下话，别让两个妹妹插队，等着在北京分配工作，可谁也抗不过形势，无耐，我和你母亲只好同意她到陕西洛川县插队了，她在一月十五号离开了北京。我大妹妹插队那年刚满十八岁，她从小体质差，经常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好受，因此父母格外的心疼她，我不同意她插队，也是怕她身体受不了。我给家里的第一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告诉家里，山里的农村挺苦的，我是男的，年龄又大，没什么受不了的，女孩子还真不行，一定想办法，千万别让我的大妹妹去插队。这下我的努力白费了，她的插队在我父母已经受伤的心上又划上一道重重的伤痕。
    说心里话，在那个年代，父母亲为了儿女的前途和命运操碎了心，他们吃不好，睡不着，日夜为儿女们的前途发愁，面对三个待分配的子女，我的父母可谓伤透了脑筋。他们在一起商量，能想的路子都考虑了，但也拿不定主意。一条路是父亲申请到三线工厂去，这样能把我们三个人都带过去。部里的三线工厂在四川和陕西的深山里，据已到那里工作的人讲，那里生活特别艰苦，住的还行，吃的特别困难，交通也特别不便利。三线工厂进去易，出来难，一旦进了山沟你就必须老老实实的在那里工作，如果考虑到将来，对下一辈人会产生太多的影响。当父母和我们商量时，我们都不同意，父母亲的年龄越来越大，那时父亲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我们不忍心让他为了我们到山沟里去受罪。后来，又想让我们回山东老家插队，老家在烟台市福山县，离海边不远，条件虽然不是太好，但比起山西、陕西、内蒙古和东北来要强多了，三人一块回老家，相互之间也好照应。可我们觉得国家安排的集体插队，有了问题和困难国家不会不管，自己回老家，人单势孤，有了困难和问题很难办。无奈之下，只好听天由命了，刚过了春节，我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的小妹妹也到了东北兵团，那年她才刚刚十六岁。

晋阳秋

北山峰 发表于 2015-7-9 11:29
看来你们插队村的贫下中农真不错，他们尽到了责任。

真的，我们遇到了朴实善良的老乡，四清把老支书打成坏分子，换的支部书记是农中（高中），对我们特好，特照顾。全村乡亲都“恓惶”我们，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坏分子，地主。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弱学生，细胳膊细腿，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倘若我自己挣工分自己生活，肯定是得饿死。全凭乡亲们照顾，得以混了过来。一直感谢他们。

晋阳秋

烛光 发表于 2015-7-10 19:43
我们东凝是个大村，一共有十个生产小队，我被分到了第三生产队，分到第四小队有个叫刘来鸿的同学，是北京二 ...

不瞒大哥，我也干过妇女的活，挣7分工。后来就和小孩子一起干了半年。支书叫我给给同学们做了半年饭，“贫下中农管理商店”半年，科学种田一段。不如此，我将天天完不成“任务”。有一次“包工”，社员都干完回家，我才完成一半，同学帮助我干完，回家吃完饭，又该上工了。回来后工作很顺手，逐渐才少了些自卑，开始新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