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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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点论”的由来与争议
    用政治的刀子去随便解剖文艺作品的倾向是萧军所厌恶的。他怀疑，人物的阶级成分是否可以在作品中任意套用某类公式加以主观图解。亭子间艺术家在边区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在主流光明环境里是否允许书写暴露缺点的作品，如果允许那么又应采取什么样的写法，再如桃色的东西该不该写？等等。萧军批评了两种极端做法，一种做法是只想围绕着政治和军事目的转悠，忙于党内地位的获得，忘了艺术自有的真谛，如鲁迅所言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黠，充当文艺小政客；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政治一律冷淡憎恶，只知自我完成，采取不合作的个人艺术至上主义的态度。他认为，作为艺术家，在思想和行动上是可以和政治目标相协调的，但在艺术创作上不可能保持永久一致，也不该机械地保持一致。
　1941年7月，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最末一段的主题大意是说作家在延安不能创作不能怨环境，应该怨自己不接触生活，无法理解环境和把握环境是作家的无能。萧军批评这提法是对党外作家的一种侮辱，是一种阴毒挑战，是推脱责任的表现，立即发表读后感予以反驳。文中暗讽在延安不想吃肉的人恐怕只有包括象周扬同志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厨房，有时某机关请客经常有些外肉吃等等一类人。当时延安的作家共分五等，特等如茅盾，独拥小厨房、双窑洞和男女勤务员，开销不限，特等以下的津贴由十二元逐级往下递减。周扬大概属于特等的级别。除讽刺党内作家拥有特权外，这篇读后感主要集中讨论了“太阳中的黑点”如何处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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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的看法是，新社会中的人追求光明，创造光明，对“黑点”不会感受不到，却不会因有黑点而对光明起了动摇，从此不忍耐地工作。但如果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恶，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之事，除非他本人是一个在光明里特别爱好黑点和追求黑点的人，这种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追求者和创造者。针对周扬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所提出的如下看法：“作家在这里写不出东西，生活和心情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是和“写什么”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萧军反驳说，只听说过作家为了“怎样写”或是“写得怎样”感到苦闷，很少听说有为“写什么”而哀叹的人。照他看来，作家写不出东西还是从“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即从那些妨碍一个战士不能尽情作战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原因中即如何消灭“黑点”上寻找解决办法。
    边区能否为大后方来的艺术家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在某些党员作家中也有争议，丁玲就曾向毛泽东发过牢骚说在延安不能创作。毛泽东只承认丁玲说对了一半，并反问丁玲：如此说社会主义下面就不能有作家么？比方苏联。丁玲的回答是：苏联也还是大家正在研究着啊！那意思是苏联作家尚不能作为延安作家的学习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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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却总是努力想说服对方。萧军曾在《日记》里说，自己和毛泽东之间虽然表面上很接近，但每人都担心妨害彼此的尊严，他感觉毛比自己更加注意讲话分寸。在一封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中，这种微妙的关系得到了验证。针对萧军“自尊”的态度，毛泽东小心翼翼地加以提醒，大意是说有些看法想对他直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随后才开始委婉地提出批评：“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细品毛泽东话中之味，大致与周扬如何对待“黑点”的观点如出一辙，涉及的仍是艺术家怎样进行思想改造的话题，只不过表达得相当委婉含蓄。以致于读完此信萧军也承认自己身上一直存在着“居心正大容易，处世从容太难”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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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醒萧军注意自身弱点的话与周扬对“黑点论”的批评并无太大差异，只不过表述的方式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再纯洁，不经过锻炼还是不可靠，社会条件决定一切。这个想法让萧军很不适应，若是换了别人，在毛泽东的耐心规劝下，难免会生出邀功竞宠的感恩谄媚之心，痛下决心好好反省自己，可萧军偏偏觉得这样做好象下意识地成了帮闲文人，反而渐渐冷却了这份可笑的虚荣心。
    其实早在《讲话》发表前的1939年，毛泽东就曾从“有用”的角度把萧军这帮来自大后方的作家当作了改造对象。觉得“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这个过程显然是单向进行的，有点象在熔炉里锻造淬炼不合格的材料，不存在也不允许构成平等的双向对话关系，特别是经过后来的整风运动，这套“熔炉论”日渐成熟，逐渐演变成一种对亭子间艺术家的硬性要求。不久以后，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是否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强制规定了世界上只有两门知识：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的知识，除此绝无其它。具体可表述成：世界上只有实用的科学和实用的政治学两门学问。满脑子书本知识的艺术家要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这样一来，那些充满想象的文学史学等人文知识，特别是那些貌似玄谈的感觉式学问，由于无法证明“有用”，难以符合从客观世界抽取出来又能在实际需要中得到证明的政治标准，自然会被摒弃一边，失去了地位。这在充满艺术想象的亭子间文人们看来，极容易堕入传统的“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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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强调“学习工农兵”并在他们中间才能得到提高的命题，彻底颠覆了“五四”以来都市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启蒙传统，这批知识人大多受到西学的薰陶，希图完成把旧中国特别是旧乡村从落后萧索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光荣使命。然而在边区的火热政治斗争氛围里，这个现代化的“启蒙”命题完全被颠倒了过来，满腿泥巴一脚牛屎的农民思想是否应该“提高”似乎完全不是问题，“民众”已经扮演了未来生活指导者的角色，他们的言行洁净无比，几乎没有瑕疵。原来被拯救被教化的“人民大众”一变而为广大城市知识分子的“救世主”。毛泽东就曾间接地批评鲁迅的“农民观”，说他被“时代的身体限制了，所以他只能写出中国农民在太平时代的一面。”言外之意是鲁迅由于缺乏底层生活经验，难以反映出革命时代动员起来的民众运动的新面貌，因为“农民的缺点有时会变成反对物”。至此，所谓“黑点论”的问题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自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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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加速变化的时局，萧军显然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沉溺在过度浪漫和理想的未来规划之中。他乐观地预测文艺上以阶级斗争为主的作品已经在走着下坡路，革命文艺正在向纯艺术的路上迈进。中国文艺的大突进一面要达成革命的任务，一面还要达到纯艺术的水准。未来的中国文艺应该杂糅进自由健康独立的希腊时代精神，沉潜有力的俄国灵魂，多变、高洁又具弦外之音的中国生活格调，清新、精炼、巧妙的法国手法，意大利西班牙式的热情、吉卜赛的潇洒，加上机械化与材料丰富的美式风格。与之相反，过于实际的生活会对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在过度浓厚的政治氛围里，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他不是一般性地认为边区政治冲动所酝酿释放出的激情是有害的，却本能地反感展览会上故意夸张放大地悬挂列宁、斯大林画像，他看不惯开会时三五个人在一起嘁嘁嚓嚓，“每个人全像一只狗似的嗅着另外一个人的伤痕，残酷地挑剔着，”却又觉得这似乎是必要的，不能象个书呆子一样搞浅薄的温情主义。在参加纪念抗战七七大会时，在如海啸般刮起的口号声中，他的情绪复杂混乱，兴奋、感动、焦躁、消沉、蔑视、绝望、厌倦种种心绪一拥齐上，象打碎了调味瓶。他自述这种心态说“这是个人与集体的冲突，感情与理性的冲突，”感叹“个人的东西太强了。”他形容自己如囚禁在湖床里的水，平静、激荡、消沉并存，渴望着冲破这不愉快的河床，不象别人那般在里面呆的平安自在。当时正值整风运动最鼎沸的时刻，萧军承认整风对于凝聚党内共识起着正面作用，也联想到政治手段的诡谲多变是进行对敌斗争的必经阶段。却忍受不了每次会议几乎每一句话全要用群众掌声做标点符号的形式主义。1943年的七夕，他在《日记》中写道，照故事传说应该落雨，因为牛郎织女见面总要哭一场。大概玉皇大帝也在审查干部，所以也禁止过七夕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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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政治行为的截然区分，使得艺术无法适应政治所标榜的对利益精赤条条的露骨追求。在萧军看来，艺术家应该学项羽，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不该学刘邦。项羽事业失败，性格上却成就了一位真英雄，刘邦的路是没什么趣味的。在与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几次谈话中，有一次最能凸现出两人在做人曲直上的根本分歧。毛泽东以黄河为比喻，萧军以打西洋拳为比喻，分别陈述自己的做人主张，毛的做人观点是只要达到目的，就可适时弯曲些，萧军主张在不必要弯曲时，要争取空间和时间，应采不必弯曲的态度。也许正因为在人生选择的差异上最终无法协调统一，两人的关系日渐疏远。当抗战胜利后萧军离开延安时，政治全面支配艺术的大趋向已经势不可挡，变成了一股吞噬一切的洪流，也喻示着萧军的未来人生必然步入命运多舛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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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北的遭遇
    1947年萧军从佳木斯返回哈尔滨，便一头扎进鲁迅文化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鲁迅、列宁、毛泽东著作活面文选，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政策》，李六如的《财经六讲》、《革命之子莫铮》，《鲁迅研究丛刊》，以及萧军的《羊》、《八月的乡村》、《第三代》，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成绩是巨大的，但仍不足以释放他对新中国热爱的激情。他又创办一张8开小报—《文化报》，并要求凯丰派干部领导报社。凯丰说：“哈尔滨刚解放，党内工作千头万绪。你就自己掌握吧！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宣传部给了出版社3两半金子，东北银行贷款70万元，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令安东鸭绿江造纸厂调拨5吨白报纸。在这个小舞台上，萧军如鱼得水，报道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日新闻、通讯、小说连载等深受市民的喜爱，读者订户由开始每月千份，增到8000份，甚至各个报摊一上架就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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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彭真、凯丰奉调中央。东北文化界由原延安中央党校三部教务长刘芝明、上海“国防文学”派剧作家宋之的主管。在凯丰在时他们就提出过，《文化报》独树一帜，销路越来越好，威信越来越高，影响《东北日报》和《哈尔滨公报》的发行与宣传效果。凯丰也意识到这些，曾派萧军到富拉尔基，《文化报》停刊。萧军回来后，《文化报》恢复。凯丰调走。刘芝明以宣传部的名义，专门办了一张针对《文化报》的小报《生活报》，目的在于减弱《文化报》的影响；很明显地将延安整风时的习惯带到哈尔滨。而萧军也恰恰保留着延安的作风，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自己，无论是谁，只要你破坏新民主主义纲领，只要你欺压老百姓，我都要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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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初夏的中午，萧军悠闲地和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小战士一起在延河里游泳，突然听到狗叫声，还有俄语“上！上！”抬头看见中央医院苏联外科医生阿乐夫在指挥自己牵来的散步狗，与一企图阻止他进农家院的黑狗咬架。散步狗不是黑狗的对手，阿乐夫掏出手枪，一枪击中黑狗的脖子；黑狗“噢”地一声，跑出几十步，躺在路边抽搐地死去了。萧军非常反感，觉得这完全是过去那些“外国人”、“老爷们”的行为。想不到今天竟在一个苏联共产党员的身上表现出来了。当晚萧军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这件事至少有以下两个缺点：一、边区法令曾规定无故不许鸣枪。二、这狗是老百姓的，也有一点妨害群众利益的嫌疑。……苏联友人来替我们服务我们是感谢的，但有一些不自觉的‘优越感’，我们有责任提示给他们，这是必要的。”此后在朱德母亲的追悼会上，萧军又对主席提起此事，毛泽东仅说一句“他救了我们很多伤员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