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非常明显，这个中央安置办对于“四个面向”分配原则不满意，他们要老三届插队为主绝不能动摇！还对各省市的分配工作指手画脚，这个中央安置办是何等级别的部门？口气竟然如此之大？多年来我对这个部门的历史沿革和68年的现状以及当时的负责人和成员都做了人头搜索。本网也有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多年前在我的楼里回忆到文革中他们对这个安置办进行“打砸抢”的历史，时间已晚，本网站将进入夜间关闭期，容当明日接续。。。。。。

无声

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的关键句：

1，全国城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400万人

2，大批人要上山下乡插队为主

3，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

4（上山下乡工作）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

5，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对比中发68-4-4分配工作文件，安置办68-5-2的这份报告重点明确，对象和人数具体，计划也非常清楚，所遇到的困难也毫不掩饰，不象中发68-4-4分配工作文件把大中小学毕业生混淆在一起“一锅炖”，结果是全串味了。问题在于安置办68-5-2报告出自何人之手？ 这份报告的气势分明是在指挥全国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特别是京津沪浙的老三届要跨省上山下乡，阻力再大也不能动摇插队为主。显然，这份报告出自习惯于行使权力的行家里手，不象张春桥虽然有权力但是很外行，只会说要把90%的老三届留下来搞教育革命，然后叽叽咕咕的说我们上海没多少人愿意上山下乡。张的死穴在于68年老三届六届学生都毕业了，但高中和大学不招生，老三届如何留的下来？ 你让人家读初四和高四？ 再看安置办那份“请示报告”，横看竖看似乎都不象“请示”的口气，因此我们要人头搜索安置办在68年5月的负责人。。。。。。

无声

资料：（注：本文属于草稿，定稿时再给出资料出处）

三年困难时期后，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1961年压缩城镇人口1000多万的基础上，1962年再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6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10月16日至11月6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遵照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会议通知，首次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首次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开始有组织实施。为加强对该工作的领导，遵照周恩来指示，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领导小组，陶恒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任组长，姜齐贤（农垦部副部长）任副组长。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此次汇报会的报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成立。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抽调干部组成，于1962年12月1日正式在农垦部办公，办公室主任徐力之（农垦部移民局副局长），副主任王熙斋（林业部劳资司副司长）、阎文康（水产部办公厅副主任）。

1963年8月，随着下乡对象和安置方向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放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简称“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增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的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

1964年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向中央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遵照周恩来指示，将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陶恒馥任专职副组长，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安置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下半年兴起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少人回城上访、“造反”，仅在北京大串联、逗留的便有40多万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被抄、被砸，工作人员先后两次搬家，转入地下继续办公，并编印了简讯《下乡上山战线》，与各地安置办公室交流情况。在最艰难的时候，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表扬。

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中央呈交《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就全国1966至1968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进行请示，这批知识青年后来人称“老三届”。

1962年11月22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成立时的组成人员是：
组长
陶恒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副组长
姜齐贤（农垦部副部长）
成员
申平（财政部）
郗占元（劳动部）
李哲人（国家经委）
王耕今（国家计委）
惠中权（林业部）
金城（水产部）
1963年8月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时的组成人员是：
组长
陶恒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副组长
姜齐贤（农垦部副部长）
1964年1月16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时的组成人员是：
组长
谭震林（国务院副总理）
专职副组长
陶恒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安置城市下放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是中央安置城市下放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是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后改设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劳动局安置组。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是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知青办”）。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徐力之（1962年11月—1963年8月，农垦部移民局副局长）
副主任
王熙斋（1962年11月—1963年8月，林业部劳资司副司长）
阎文康（1962年11月—1963年8月，水产部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安置城市下放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徐力之（1963年8月—1964年1月，农垦部移民局副局长）
副主任
王熙斋（1963年8月—1964年1月，林业部劳资司副司长）
阎文康（1963年8月—1964年1月，水产部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于驰前（1964年1月—1970年6月）
副主任
徐力之（1964年1月—？，农垦部移民局副局长）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劳动局安置组
组长
于驰前（1970年6月—1973年10月）
副组长
张亚群（1972年3月—1973年10月）
顾洪章（？—1973年10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
于驰前、张亚群、顾洪章（1973年10月—1976年5月，由沙风主管）
主任
于驰前（1976年5月—1977年4月15日）
许法（1977年4月15日—1978年4月，工作组组长）
贾鲁峰（1978年4月9日任命，未到职）
许世平（1978年4月30日—12月31日逝世，国家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无声

经常有人说不论是进行研究工作还是承担各类日常工作，其成败往往在于细节。例如我前面说的中央安置办68-5-2请示报告是我印象中的一贯说法，昨天我搜出自己的旧帖也是这样记录的。但是我今天写帖顺手从网上翻出资料就贴在164楼里，即“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这里就出现了很大的错误，顾老原书中的记录是“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中央呈交《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错误出在哪里？请看：
网上说法1，

中央安置领导小组

网上说法2，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

显然我顺手从网上抄来的说法1“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在68-5-2提交了请示报告是不确切的，应该是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1968年5月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的组长谭震林已经被打倒不再视事，但是当时的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是于驰前。因此，即使被打倒的“谭老板”过去口气再大也很不可能去写那份报告。如此说来那份口气很大的报告就是办公室主任于驰前定稿的了？ 当时的他是什么级别？资料里没有说明，但是当时的副主任徐立之是农垦部移民局副局长，因此似乎可以推论这位主任于驰前也就是个正局级？ 正局级干部（办公室主任）能写出那样具有颠覆中央“四个面向”分配原则的报告，而且口气还那样大？ 似乎很不合乎逻辑。

资料：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下半年兴起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少人回城上访、“造反”，仅在北京大串联、逗留的便有40多万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被抄、被砸，工作人员先后两次搬家，转入地下继续办公，并编印了简讯《下乡上山战线》，与各地安置办公室交流情况。在最艰难的时候，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表扬。”

由此可见，不仅组长谭震林被打倒，而且下属办公室也被打砸而到处打游击，因此受到李先念的表扬，为什么？从逻辑上来说李先念需要这个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继续运转才会表扬他们完成了任务，李先念后面是谁？ 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67年就大抓上山下乡的周恩来。这个办公室在66年至67年被打砸抢，到了68年5月似乎应该缓过一口气来了，即便如此，也不至于在68-5-2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敢用那样大的口气说话吧？这是我多年来对68-5-2“请示报告”纠结的地方。

无声

大约在10年前，本网搞了一个视频采访，请顾老回顾新中国上山下乡历史：
访：原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顾洪章(视频)              

“交给你们最放心”

--国务院知青办顾老访谈侧记

因为是采访者发在本网的视频没有形成文字版本，我就单起一楼专门花功夫把几集视频都听写为文字版本。后来有一位与我熟悉的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网友冷雪峰在我楼里跟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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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6/17 16:21:00 [只看该作者]

冷雪峰

看到顾老的照片，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不知道1966年冬天，顾老是不是在农垦部三楼的“中央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工作？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叫于驰前。我们就是把他们赶出了办公室，并且在那里成立了“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团”的。我们的团长叫程天一，副团长叫朱光庚……
虽然已经是历史了，却是难以忘却的经历……

无声

如果说过去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那么彭真倒台后周恩来至少在北京市插进了丁国钰。那个中央知青安置领导小组属于国务院直属机构，组长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中被打倒，但是中央知青安置领导小组下面的安置办的主任于驰前还在顽强的坚持工作，犹如某部党委书记被打倒但党办主任还在坚持职守。于驰前在文革中与丁国钰一样属于承上启下的小不倒翁，他在文革中的简历是：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于驰前（1964年1月—1970年6月）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劳动局安置组组长

于驰前（1970年6月—1973年10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于驰前（1973年10月—1976年5月，由沙风主管，）

主任

于驰前（1976年5月—1977年4月15日）

在网上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搜到于驰前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资讯：

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              作者: 于驰前，黄海光 主编
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ISBN: 9787800920127
出版时间: 1991-08

无声

书名: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作者:顾洪章主编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1
ISBN：9787802087057

将近10年过去了，是否有研究者询问过顾老关于中央知青安置办在68-5-2给中央写的请示报告幕后的秘辛吗？ 中央“四个面向”分配原则刚以中发文件形式向全国发布不到一个月，这个小小的安置办就迫不及待的出来向中央发出“请示”报告就等同于下面的大声疾呼，“你那个四个面向不靠谱，不用提什么大学和小学毕业生，老三届中学生才是亟待处理的大队人马（红卫兵主力），城里没那么多单位安置他们，就算有也不合适于他们，老三届大批上山下乡才是正路，有人设置阻力反对上山下乡，但是插队为主不能动摇”！
现在我们需要梳理安置办请示报告中的那个“插队为主”的提法从何而来：

邓小平：倡导知青上山下乡以插队为主要形式的第一人_历史_凤凰网 2010

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3年。当时中央设想，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安置到农场、牧场、林场、渔场。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难题：一是城镇需要安置的青年学生多，而农场的容纳力不足。二是安置到农场的费用过大，国家财政承负太重。于是，安置方向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总结天津等地做法的基础上，在中央决策层最早提出城市知青下乡从插场为主，改为以插队为主。在1963年7月9日召开的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谭震林讲：插队安置，邓总书记想了很长时间了。周恩来总理也在这次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邓小平在1964年1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汇报时，比较集中地谈了他对插队问题的看法。
首先，邓小平是从经济上思考这一问题的。他算了一笔账。插场每人大致需要1000元，每年要安置100多万，这就需要10个亿。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可见，邓小平倡导以插队为主，是从国家财力状况出发而定的。这与“文革”初，毛泽东主席主要从政治考虑倡导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
第二，邓小平对知青插队是有长期打算的。他指出，以插队为主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件长期的大事。长期，究竟有多长？实际上，周恩来已要求作15年的规划。邓小平提出，要把安置知青同治山治水治碱结合起来，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由此可以推想，如果没有发生“文革”，知青上山下乡仍会继续下去的，起码是15年内不会取消这一大政策。历史的实际发展实在出乎人们的预想。1978年，正是周恩来要求制定知青上山下乡15年规划的第15个年头，知青上山下乡却无可挽回地走入绝境。
“文革”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方兴之时，就直接地冲击到邓小平的家庭。他的二女儿邓楠，由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插队到陕西省林县高寨村；他的小女儿邓榕，由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二级）插队到陕西省富羊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他的小儿子邓质方，插队到山西忻县奇村公社李村大队。邓榕谈及插队生活的感受时说：“历经了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被放逐江西的邓小平同千千万万普通知青的父亲一样，亲身真切地饱尝骨肉分离之凄苦。他曾为当知青的儿女们的到来欣喜万分，也因儿女们不得不返回生产队而备加郁闷，以至发生晕厥。”


顾老书中也提到：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也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周恩来肯定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提出的插队办法和浙江嘉兴安置插队知青的经验，积极倡导以插队为主安置知青。1963年7月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39页。）


再看安置办的请示报告中的关键句：

“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对比上述资料：

“在1963年7月9日召开的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谭震林讲：插队安置，邓总书记想了很长时间了。周恩来总理也在这次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显然，68-5-2安置办的请示报告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没有老邓的邓小平路线，难怪文革爆发后冷雪峰他们要杀回北京砸烂安置办赶走于驰前，冷雪峰他们说上山下乡插队为主是刘邓修正主义黑线的产物。但是于驰前与老邓的“插队为主”有过牵连吗？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于驰前（1964年1月—1970年6月）

至少，在1963年7月召开的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周恩来说他支持老邓“插队为主”的提法时于还没有到安置办出任主任一职。就算他后来上任时知道老邓上山下乡路线“插队为主”的提法，在文革68年5月他敢于没有忌讳的直接引用老邓文革前的提法？ 我很怀疑!

因为那边厢张春桥说了：


1967年10月16日
“我只是在这里答复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同志看到了报纸登了北京的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西藏、新疆、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去，你不能到了那里就说我来到你家安家落户。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如果搞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这都要安排呀！不然的话，你到那里粮食怎么办，粮食你又不带去，你不带去吃什么？这些事情要做统一的安排。而且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那里的局势眉目还不大清楚。这个时候去，恐怕首先还是已经去过新疆的人先回去的问题。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呐还没有回去。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我们又去了几万人，到那里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还是先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同时我们也考虑，在上海附近也还可以找到地方，你先在这里劳动锻炼一下。。。。。。
1967-11-22
李先念批示同意上海市委组建上海生产建设兵团并报周恩来，张春桥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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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1968年5月中央安置办向中央提出的老三届应当主要的是去上山下乡"插对为主”似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即时反应，当时全部到了毕业期的六届老三届（66年的老初一，老初二，老初三，老高一，老高二，老高三）仍然在按照毕业先后次序依照中央“四个面向”文件原则进行分配。转眼到了7月，上海方面突然传来“捷报”，教育革命搞出样板来了，但不是在校园，而是在工厂，即后来闻名的“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前身，实际上是一份调查报告，真正的所谓“七二一工人大学”是毛泽东“七二一指示”后再9月才成立的。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9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大学”。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52名工人入学，学制2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学校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磨床专业，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以及各专业课程。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这种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

无声

可能，在上山下乡研究方面，对于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与68-12-21动员之间的因果关系关注的不够，那些把上山下乡说成是对红卫兵利用完了之后的“始乱终弃”的说法主要是忽略了教育革命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毛泽东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打江山（建国），二是搞文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教育革命）。张春桥是毛泽东搞文革最重要的助手（点火者），周恩来是毛泽东搞文革最重要的打扫烂摊子的助手（灭火者）。张春桥认为教育革命完不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没有了，周恩来致力于早日结束文革校园乱局恢复文革前中央既定的上山下乡15年计划（顾老书中说是18年上山下乡3500万计划）。1967年底，周与张在对待老三届去留问题上山形成对立，周主张老三届大批的应该上山下乡，张主张留住老三届完成教育革命。1968年7月，毛泽东表态了，教育革命经过废除高考后从校园里推荐选拔学生的实验需要改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用一张68-12-21动员之后形成的教育革命成果的图表来说明自68-12-21之后延续10年的上山下乡的历史流程：

鼠标点击下图再配合使用滚轮可放大和移动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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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资料：
1968年7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道：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段话即“七·二一指示”。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调查报告及编者按。编者按称，该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纷纷大串联及参加造反，高等院校陆续停办裁撤，人才培养陷入停滞，各行各业人才严重短缺。尽管1967年《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提出“复课闹革命”，但高等院校多已人去楼空[1]。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8年春节后，记者组遵照上海市的意图来到上海机床厂调查“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情况，上海的《文汇报》与中央的新华社记者共同写出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当时，上海机床厂的青年技术员中，大专院校毕业生约350人（其中10%是研究生及留学生），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250人（其中少数曾被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调查报告中称：“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调查报告的结论是：“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1]
调查报告还提供例证：一位14岁当学徒的工人，“18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4年，1957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4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而另一方面，“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4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1962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实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20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调查报告进而提出“教育革命的方向”是“学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
但上述调查报告多有不实之处。实际上自1950年起，工人便已进入上海机床厂的技术队伍。1997年出版的《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志（1863-1990)》载，截至1965年，上海机床厂636名技术人员中，有272名是从工人中提拔的。1966年6月文革爆发后，上海机床厂业余大学停办。调查报告中的副博士是留学苏联归国的曹婉倩，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平面磨床正是采用了曹婉倩研发出来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