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没发的毕业证（1）
                                      ——岁月划痕之五十五
整理旧证件时，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小学毕业证和初中毕业证。
我在保定市厚福盈小学上了5年学（一年级在瑯瑚街小学上学），1963年7月毕业时没有任何异常，应该发了毕业证。那我手里为什么没有呢？是丢了？还是压根没发？如今是实在想不起来了。
1963年9月我考上保定五中后，一连气儿上了6年学，可既没发高中毕业证，也没发初中毕业证，这回的缘由我很清楚，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2月初三下学期开始，班里的政治气氛愈发浓烈，政治学习成为常事，一般都由邱同学念报纸，主要是《保定日报》上刊登的文章。
邱同学是位女同学，学习成绩一般，但朗读不错。开始时还多人轮换，到后来就基本由她一个人念了。她也注意提高朗读水平，有意减少保定地方口音，听着是越来越像播音员了。
邱同学没有富家小姐的白皮肤，却总是带着富家小姐的高傲神情，让人觉得难以接近。我曾坐在她的后排，无意间看到她跟同桌耍小脾气，使小性子，感觉很有趣。她还经常变换头饰，以显示与众不同，我也觉得很新鲜。就对她比较注意了。
听说她和打乒乓球特棒还会打花板的王同学是表亲，我就无由头地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印象中，大约在4月份，邱同学曾朗读过学习王双的文章。王双是南奇公社北奇大队社员、共产党员，在劳动中因车祸去世，市里树他为模范，《保定日报》就刊登了宣传他先进事迹的文章。记得邱同学念的文章中有一篇叫《三访王双》。现在想来，模范已死，记者访问的肯定不是死者，而是其他社员，怎么能叫《三访王双》呢？
学习这篇文章后，班主任刘老师（也可能是团支部书记石同学）受到启发，也组织我们去北奇大队访问。社员们给我们介绍了王双的什么事迹，已没有一点儿印象，只记得村里满树新枝，一片春光。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农村劳动。当老师宣布要去胡指挥村时，大家都哄笑起来，老师赶紧解释，不是村干部胡指挥，而是村里出过一位姓胡的任“指挥使”的大官。
进村的时候，要经过韭菜地，印尼归国的黄老师大声提醒：“不要踩了麦苗！”又引得大家哄笑。以致他再给我们上数学课时，都有人会学着他的洋腔国语说“不要踩了麦苗”。
经过胡萝卜地时，我们班练习铁饼的胡同学不小心踩到胡萝卜，被老师提醒，小个子李同学一下子就发现了二者的关系，冲胡同学喊“胡萝卜”，于是胡萝卜便成了胡同学的外号。
进村后，村干部就安排了贫下中农带我们干活，算是再教育。
带我们班的是一位男性中年贫下中农，很爱说。挖地时，有同学挖到了拱形砖坟，这位贫下中农立即给我们讲起了砖坟的故事。说以前的时候，皇帝认为老人无用，白糟蹋粮食，就下圣旨说，六十花甲子，不死就活埋，这种活埋人的拱形砖坟就出现了。建坟时直接把老人砌在里边，只留个孝子送饭的窗口。一旦孝子不再送饭，老人就得饿死。后来一位高官成了这样的孝子，他给老人送饭时神情恍惚，老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皇帝限期让他解决个什么问题，他解决不了，马上要被杀头，已有几位大臣被杀。老人立即跟他说了解决办法。高官回去跟皇帝禀告，皇帝问他怎么找到的解决办法，他说老爹教的。于是皇帝下旨，废除了“六十就活埋”的政策，还提出了新口号，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当时我认为这是瞎编的，可2009年时有报道称，武当山发现“寄死窑”，其形制与我们挖到的拱坟近似，看来这事没准儿还是真的。
老师是让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的“阶级教育”，没想到他给我们讲的是孝道，也不知队长怎么跟他交待的。
进入5月，学习的文章主要是大批判，批判对象是“三家村”。“三家村”不是有三姓人家的小村，而是3个人，现在我还能顺嘴就说出他们的名字，是邓拓吴琀廖沫沙。他们的罪行好像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党（连“含沙射影”这个成语都是那儿知道的），记忆中曾批判过一篇《白开水最好喝》的文章，是邓拓《燕山夜话》中的一篇。
进入6月，我们学习过《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听着像《西游记》里的，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又学习过一个中共中央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就叫“五一六通知”，其结论听着令人震撼——中国的党政军和文化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下来的任务自然是把他们揪出来。我的直感就是要搞一场比“四清”更大的运动了。
因为面临初中毕业，我曾考虑下来是考高中，还是找工作。从家庭考虑，找工作更合理，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考高中，这样才有机会上大学。
可学校没有一点儿组织我们应考的迹象，6月中旬，还组织我们去县里劳动。听说这是一次全市行动，去的不仅有学生，还有干部、职工，一共几千人，当时说是“支援夏收夏种”。
我们学校被安排到了拥城村。据说这个村古时候叫淀边村，因为它位于白洋淀边上。明代后改为雍城，那时“雍”与“壅”是同一个字，我猜着这个可能与我的老家饶阳一样，怕水淹盖房时先壅土，全村都这么干，这块地儿就成了高地，所以改叫壅城了。解放后又改叫拥城，为什么这么改，没问社员，没准是写着方便吧。这个村现在属高阳县管辖，可我记得老师说我们去的是安新，不知是记忆有误，还是管辖范围有变化。
到了拥城之后，大队干部安排我们吃住到社员家，我们都希望主家成份好一些，最好是贫雇农，起码是下中农，这样才有学习的好机会。我分配到一个贫农家庭，自然满心欢喜，那些分配到中农家的就不高兴了。
吃住在社员家，当然要交粮票和饭费。粮票按学生定量标准交，饭费一天两三毛钱，准确的钱数忘了，反正觉得不少，因为在自己家吃用不了这么多。
我分配到的这家，是对老夫妇。那时候自己小，看别人都老，现在想来他们也就四五十岁。到他们家的那天晚上，喝的是玉米面粥，没有干的，菜是咸菜。我心里称赞，贫农就是懂得勤俭。
第二天，大队干部就安排我们和社员一起干活。我被分配到麦场上，负责脱粒，就是用多齿大木叉把麦穗铲到电动脱粒机中。这活儿可真累，稍微一休息，机器就空转，又得赶紧往里装。那机器是电动的不知疲倦，可我受不了，腰酸腿痛，而且不到中午就饥肠辘辘了。中午吃锅贴玉米饼子，吃着真香。
午饭后没有午睡，接着干活儿。快收工时，我又饥肠辘辘了。可没想到的是，晚饭竟然还是玉米粥和咸菜，我不由地腹诽起贫农的勤俭。此后，他家每天晚饭都喝粥。我猜着没准村里就是这种习惯，就偷偷打听别的同学，原来有的家晚饭也有干粮，这让我非常羡慕。
干活的第二天，我的手就被麦芒扎了个刺。我母亲曾说我“干活儿就要工钱”，因为我干活儿不管不顾，经常碰破手脚，这次是老毛病又犯了。
麦芒扎得刺儿外边没有露头，我拔不出来就没管它。可只隔了一天手指就肿了。老师让我去找驻村大夫。驻村大夫是与我们一起下乡的市里的医务人员，主要为我们服务。大夫给我抹了黑药膏，然后包扎起来，说不用打针吃药。
又隔了一天，我的手指是好多了，可大腿根又起了大疱，一走路就蹭得疼。我又去找大夫，她给我量体温，说发烧。之后又给我抹了黑药膏，并让我跟老师请假，回市里治疗。
我跟老师说了情况之后，立即乘长途车回了保定。去医院后，大夫把浸泡了黄色药膏的纱布塞入肿疱的脓眼儿，还给开了口服的消炎药，并让我每天去换药。没等我的伤口长好，支农的同学们就都回来了，我的这次支农劳动便成了永远的烂尾工程。

清风修竹

      没发的毕业证（2）

           ——岁月划痕之五十五

支农劳动结束后，学校仍没有组织我们备考，而是要说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据说，市里已两次开会布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事。

我们的各门功课都是稀里糊涂讲完的，是否进行了考试已记不得。只有政治学习没有间断，邱同学几乎天天念报纸，人民日报刊登的重要文章我们都要学习。学了半天，我们还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当时的理解是，既然叫文化大革命，那革文化的命肯定是题中之义，学校是学文化的地方，自然也是运动的重点了。

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已有“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说法，但怎么“破”，校领导可能也搞不清，在支农劳动结束后，只组织了一次各班都要参加的文艺演出。我们班出的节目是歌舞《农友歌》。

《农友歌》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王昆领唱的歌曲。我们班的女同学根据剧中的伴舞，编排了没有领唱的小歌舞。邱同学也参与表演。

文艺演出在大操场举行，舞台就是大操场前开会用的那个砖台。由于砖台台面较小，我们班表演节目时邱同学手中的枪被别人碰掉。她捡起枪后立即怒冲冲指责碰她的同学。演出虽然没有停顿，但由于有了这么一个插曲，我们班的节目成了全校最差的节目。

进入7月，我们毕业班应该毕业了，别说发毕业证，就连放暑假这事都没人提。课是不上了，好像我们要专职地闹革命了。那时北京的学校已贴出了大字报，邱同学还念过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可我们学校还冷冷清清，没有贴出一张，我们的革命主要还是听邱同学念报纸。由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提法，都从邱同学口中念出，感觉她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向标了。

进入8月，我们的革命还是听邱同学念报纸。中旬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于其内容共计16条，所以也叫《十六条》。那时还学了一首专门歌颂《十六条》的歌曲，现在只记得一句，好像是“十六条啊是明灯”。这首歌是由38班的一个女生教的，我们36班为什么要跟38班的同学学唱歌曲，也记不得了。

在8月中旬学校组织我们去北京看大字报之后，学校的运动才有了实质性进展。从北京取经回来的同学，开始横扫牛鬼蛇神，批斗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抄“黑五类”同学的家。这里说的黑五类可不是黑豆黑米黑木耳黑枣黑芝麻，而是指家庭、家长涉及“地富反坏右”的同学。我曾经的同桌章同学被抄家，和我也是小学同学的农同学被迫交待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是解放军干部，本来属“红五类”，只因是“解放兵”（被俘投诚），她也被划入另类。

落差最大的是邱同学，她也被迫交待家庭问题。她交待的是什么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她再也不念报纸，再也不出头露面，像从班里消失一样。

因为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我整天提心吊胆，害怕下一个就是我。就在这时市里组织了一次下乡劳动，让我躲过了一劫。

印象中全市的大中学校都参加了这次下乡劳动，但没有干部、职工。去的地方有清苑、完县、唐县、易县、安新、容城和市郊区，是支援秋收。

我们学校被安排到郊区焦庄。9月20日进村。记得村里家家户户的篱笆墙上都是丝瓜扁豆，黄花紫花成片，真有农家气息。

进村后，我们仍是吃住在社员家里，交粮票饭费。焦庄的社员没有晚饭只喝粥的习惯，这让我很庆幸。

我们干活主要是帮助社员收玉米，感觉没有拥城打场累，但玉米叶子划人，如果再出汗，划红的地方就很疼。还帮助社员撒过肥，节奏自己掌握，也不特别累。

只有一次，着实让我出了力。那是下午收工的时候，一辆小拉车上装了满满的玉米秸秆，我为在同学面前逞能，一个人拉起来往村里跑。车很轻，我跑的飞快，一会儿就把收工的人群甩在后边。可车越拉越重，我的车速越来越慢，最后是倾下身子也拉着费劲。收工的人群最终追上了我。

有社员看我拉得这么吃力，就过来看，一看就大笑起来，原来玉米秸秆压得车帮外倾，已紧紧挤在车轱辘上。班里的同学也都过来看，还有女同学对着车帮上的碳黑痕迹指指点点，让我大丢面子。

10月上旬，支农劳动结束，我写日记记录劳动中发生的一些事儿。邱同学已无任何表现，自然没有提到，倒是提到了另外两位女生，一位是平同学，一位是娜同学。她俩是初三时转到我们班的。在这期间共有5位同学转入我们班，另外3位是男同学，他们都是从京津转过来的。

娜同学会唱歌，多次给焦庄的社员表演，为班里增了光，我便提到了她，还用像“银铃一般”形容她的歌声，其实那时我根本没见过银铃，更不知道银铃发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见别人这么写，我也就这么写。

平同学则是因为我俩分别收取男生和女生的粮票饭费有了交集。我家是中农，父亲又有问题，自然不是“红五类”，但班主任刘老师还很信任我，让我管全班财务，这样我俩就有了接触。平同学是天津人，不像班里原来的女生那么讲男女界限，对男女同学一视同仁，所以我们配合得很愉快。

但我俩有一次尴尬相遇，日记中没有提。社员家的厕所是“连茅圈”，人在上面大便，猪在下面开饭。我不习惯方便时被猪焦急地窥视，就去街上的公厕。而街上的公厕与社员家的厕所一样，围墙一律一米五高，人站着里边头部会露出来。我看村里的人个子也不矮，不知为什么把厕所建得这么低。一次我去方便，站起身来正好看到路过的平同学，而她也正好看到我，目光相对，我非常尴尬，她也非常尴尬。之后见面我都不自然了。

我写完日记，随手放在了我住的小东屋的小破桌上，没想到让伟同学偷看了。

支农回来后，我住的地方已从相府胡同2号的外院小屋，调换到父母住的3号院小东屋。原来就在我支农期间，街道上搞牛鬼蛇神大遣返，把一些出身高的、历史有问题的遣送回原籍，并把他们的房子重新调配。调配中街道干部照顾我家，把我调回到父母住的院儿。

由于与父母一个院儿，我外出并不锁门，而伟同学来找我玩时我正好外出，母亲让他在屋里等一下，他就趁机偷看了日记。事后，他添油加醋地给我宣传，好像我和二位女同学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日记中提到而已。

焦庄劳动之后，学校的官办文革会垮塌，校领导被批斗，全校处于瘫痪，再没人管事，毕业证的发放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后来我参加了学校的“钢铁兵团”。再后来对立面有了枪，我随“钢铁兵团”躲到市人委（即市政府）大院。这下，连学校的边儿都沾不上，更别提毕业证的事了。

这一折腾就是3年多，直到1969年8月我去了内蒙兵团之后数月，学校才安定下来。听说学校给没去兵团的同学分配了工作，石班长就分配到了一个生产子弹的军工厂。学校是否也给没去兵团的同学发了毕业证，没有打听，因为觉得已是无所谓的事了。

邱同学可能没有服从学校的分配，因为她后来去的工作单位是银行。据我所知，当时对口我们学校的招工企业中没有这么好的单位。

听班里人说，邱同学基本上不与人们来往。后来又听说，她的婚姻不美满，家庭不和谐。

最后听到的消息，就是2014年5月我在厚福盈小学附近碰到学同学时听到的消息，她是四位去世的同班同学之一。

龙行天下

查验没有毕业证，
想起文革初期情，
点点滴滴都难忘，
桩桩件件记得清。

清风修竹

     第一次进京

        ——岁月划痕之五十六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到北京玩一玩，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在五六十年代，能到北京开开眼，会令人艳慕，我们班的一位同学进了趟北京，就吹嘘了好几天。

没想到1966年8月中旬，我也遇上了这样的好事，是学校组织的，到北京看大字报。

那时我正在保定五中上初三。其实7月份我就应该毕业，只因为市里要求各学校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毕业的事就耽搁下来。

到北京看大字报？这事听着有点儿难以理喻，可当时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2日刊登了一篇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班里组织政治学习，邱同学给我们念了这两篇文章。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内容是揭露北京市委大学部及北大领导压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罪行，作者为聂元梓等7人。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把这三位领导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号召将它们摧毁。

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批评领导，让人听得胆战心惊。以前对大字报不了解，初闻就见识了它的火力。

不知是市里有要求，还是五中的校领导紧跟形势，他们决定组织师生去北大看大字报。

我们36班是在校班级的第一班，自然被安排在第一批。听到这个消息班里沸腾了，因为班里绝大多数人没去过北京。人们兴奋地说，我们可以去毛主席工作的地方了。

去北京的日子终于到了。1966年8月14日上午，我们在两位姓谢的老师的带领下，列队前往保定火车站。

上了火车，同学更兴奋了，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能想到的一切话题，一刻也不消停。我们乘坐的是慢车，每个小站都停，站牌一露大伙就起哄似地念站名。车到窦店时，一念站名人们就都哄笑起来，因为保定土话中“逗店”是极为可笑的意思，怎么能用它做地名呢？耿同学更是乐不可支，溜下座位底下去了。

我们在永定门火车站下的车，站台上正在播放马玉涛演唱的歌曲，听着特别好听，后来知道它的歌名是《见了你们格外亲》。出了车站，我发现马路宽阔，高楼林立，绿化带不仅有树木和鲜花，还有草坪，感觉比记录片里的北京还棒。

两位谢老师大概是担心出乱子，一再要求我们遵守纪律，不能单独行动。他们那儿也没有让我们看，就直接把我们带到了清华大学附中。为什么要在清华附中住宿？老师没说，我们也就无从知晓。

清华附中校园已贴满大字报，对比我们学校的冷冷清清，人家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就是好。

清华附中已为我们安排好住宿的地方，就是教室。里面已厚厚地铺了一圈儿干草，干草上面铺着布单，这简易床躺上去还挺软和的。

晚饭后，我们应邀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

晚会上有红卫兵的演出，不过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毛主席写信支持的红卫兵，不然会激动得不得了。

演出的红卫兵身穿褪了色的肥大的成人旧军装，腰扎宽腰带，是不是戴红袖章已忘了。他们演唱的歌曲我没有听过，感觉火药味十足。因为它很快就唱遍全国，成为红卫兵的标志性歌曲，所以后来我也会唱了。现在能想起的歌词有：“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看阎王”。演出时的动作不像舞蹈，像打架，最后是挥拳跺脚地骂街：“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我越看越发毛，心说可别成了他们的斗争对象。

文艺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在大操场看了电影《青松岭》。

第二天天刚亮，两位谢老师就叫我们起床，说我们必须赶紧离开清华附中，因为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发现我们当中有“黑五类”的“狗崽子”，让我们立即滚出学校，不然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原来，清华附中已由红卫兵划分了阶级阵线，“黑五类”子女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我们是全班同学一起来的，没有把出身不好的同学排除在外，他们不能容忍，就把我们一锅端了。

两位谢老师也不是“红五类”，自然没有争辩的勇气，立即带我们离开清华附中，前往北京大学。

到北大后，两位谢老师让我们在校园看大字报，并一再叮嘱不要出学校。他们则去找北大的老师协商解决住宿问题。说如果解决不了，下午就返回保定。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有了紧迫感，没有游览校园，只往有大字报的地方跑。记得我看大字报的那个地方有好多树，周围的房子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多是批判陆平他们的，说的是北大的事儿，看不大明白。不过我还是一丝不苟地抄录。因为我觉得这些大字报就是我们要取的真经。来之前，老师说我们到北大看大字报主要是取经，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一个抄录大字报的新笔记本。

大字报太多了，这么抄下去肯定抄不了几篇，于是我改为边浏览边摘录重点。

就在这时，有同学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说那边的墙上贴着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我将信将疑，就跟他去看。到那儿还真的看到，有人用大字报的形式转抄了一封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回信中毛主席认定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大字报抄的这封信虽不是红头文件，但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没人有胆量敢伪造毛主席的信件。

那些高喊“滚他妈的蛋”，蛮横地将我们赶出学校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竟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这让我非常意外。另外，我一直认为“起义”的才是好人，因为农民造反都叫“起义”，而直称“造反”的肯定是坏人，而毛主席竟然说“造反有理”，这也让我非常意外。看来我的政治学习是白学了。

我感觉毛主席的这封回信，才是“真经”，立即认认真真从头到尾地抄录下来。

中午，我们在北大的学生食堂吃饭。吃饭时，老师说已经与北大协商好，晚上我们就睡在北大礼堂。

下午，我们继续看大字报。晚饭后，老师带我们去了北大礼堂。北大的礼堂比我们五中的礼堂大多了，还摆着一排排带靠背的长椅，看来开会不像我们一样要自带凳子。老师说晚上我们就睡在长椅上。

长椅的靠背和底座都是硬木条做的，木条间有很大的空隙，上面又没像清华附中那样铺干草，躺上去很硌。可我们没人抱怨，因为人家没嫌弃我们中间有“黑五类”的“狗崽子”，让我们住下来，已经很大度了。

有同学看椅面太窄，担心睡着了掉下来，就把两个长椅面对面地并起来睡。我嫌费事，就直接睡在了长椅上。那时天正热，不铺不盖也没问题。

第二天，老师安排我们上午继续看大字报，下午离京。同学们都觉得，既然来了北京，怎么也应该到市里转一转，至少要去看看天安门，因此都强烈要求再多呆一天。可两位老师固执己见，就是不采纳我们的意见。吃过午饭，他俩就带着我们返回了保定。

这次取经，效果不错，真的点燃了我们保定五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清华附中成立了红卫兵，我们学校的“红五类”子女也筹备成立自己的组织；清华附中阶级阵线分明，我们学校也让“黑五类”子女交待父母的问题；北大贴了好多大字报，我们学校也贴出了大字报。

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是38班的蔡同学贴出的，矛头直指学校里的“牛鬼蛇神”。他的大字报是一幅漫画，标题是《异曲同工》，漫画上有两个青面獠牙的人，一个像教音乐的潘老师，一个像管生活后勤的史管理员，下面标注的还真是两个人的名字。画上两人都在忸怩作态地唱歌，口中飘出音符，音符中有歌词，潘老师的歌词是攻击党的领导的，史管理员的歌词是攻击党的政策的。

我到五中上学不久，就知道潘老师是右派。听说他到五中任教后又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因校领导不让走，他在党内整风时提了不少意见，后来被定性为“攻击党的领导”，成了右派。

潘老师是“黑五类”分子，上大字报顺理成章，史管理员为什么会与他为伍呢？经多方了解得知，史管理员原来是级别很高的中央部门的大干部，因为犯了严重错误（什么错误没人能说清），被分配到我们学校。听说保留了级别待遇，但不安排实职，学校就让他当了生活后勤管理员。实际上后勤工作还有人管，他只管住校同学的食宿。他几乎没有进入同学们的视野，他的问题也只有校领导才知道，可为什么蔡同学把他画上了漫画呢？我们都觉得是校领导透露了内部信息。

后来，又贴了一些大字报，矛头都是指向老师的，其中就有揭批带我们去北大看大字报的两位谢老师的，说其中一位有海外关系，里通外国，另一位忘了是什么罪行了。我估计给他们贴大字报，有泄私愤的成份。因为他们坚持让我们8月16日返回保定，而17日北京各学校就开始组织在京学生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100万红卫兵。如果我们16日不走，17日自然也被组织到100万之中，多么幸运，多么幸福。这么好的机缘，竟然因为“二谢”的固执，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能不恨他们吗？

去了一趟北京，竟然连天安门都没有看到，根本没法炫耀，我深以为憾。同班的崔同学、程同学、型同学等几人也有同感，于是我们酝酿再次赴京。怎么去呢？有人提出（是谁首倡忘了）扒火车，说向北开的货车都要经过北京，我们像铁道游击队一样，扒上北向的货车，肯定能到北京。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决定就这么干。

8月下旬的一天大早，我们在学校集合后直奔保定南货场，保定的货车都在那儿编组发车。到了货场的铁道边上，我们想问一下货场的人，哪列货车到北京，可周围找不到人。就在就时，有一列货车“咣当咣当”地撞动车厢，之后极缓慢地向北开。崔同学当机立断，招呼大家寻机上车。在几节棚车过后，正好有一节敞车经过，我们立即都从敞车的小铁梯爬上去。

这节敞车装的是煤，没法坐（没人带垫的东西），而站着又累又危险，我们就都蹲在煤堆上。火车越开越快，风也越来越大，刮起的煤面儿直打脸，我们都掉转身子，背风蹲着。

火车有时会在小站停下，我们都担心它停下后不走了，幸运的是没出现这种情况。大约开了3个多小时，火车又在一个货场停下来，我们看周围的墙上有北京的字样，就下来打听，原来真的到了北京。站上的人告诉我们，沿着铁路线就能走到北京站。还告诉我们不要进到站里，要提前找出口出来。我们走着走着，发现有出去的门，就从那个门出去了。

我们都想方便，可又不知哪儿有厕所，就决定去北京站。走了不远就找到了，站里的厕所，便坑是水冲的陶瓷蹲便，门口还有陶瓷的洗脸盆，盆前的墙上装着大镜子。这可比保定强多了，保定火车站从外边看也很大气，可里边没有厕所，旅客方便要到站外的公厕。公厕的便坑是骑蹲的长沟，又脏又臭，当然也不会有洗脸盆了。从火车下来，我们的脸上都沾了不少煤面儿，像花皮猴似的，看到有洗脸盆我们都借机洗了脸。

出站后，我们向北，再向西，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大概走了三四十分钟就到了。

我终于看到天安门了，跟画上的一样，显得雄伟而神秘。广场比想象的还大，走在广场显得自己很小。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东侧的历史博物馆也一样宏伟。广场中央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肃穆，我们几人特意登上台阶，看了碑上的浮雕。

之后，我们游览了故宫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西侧的中山公园。没有游览故宫，现在猜测可能那时不对外开放。

转了一圈儿，人们都觉得饿了，可周围看不到有卖吃的东西的。打听后得知，前门那边有饭馆，我们就向南去了前门大街。刚到大街就看到一家粥铺，橱窗玻璃上标着各种粥的价格，我们兴奋起来，因为保定人都爱喝粥，当然喝粥也省钱。粥铺还有甜点，我们没有要，一人只要了一碗加糖的红小豆粥。一喝，真可口，比保定的小豆冰棍味儿还正。

喝了粥，有了精神，我们决定还扒火车回去。可走到北京站，有人提出个问题，说万一上的货车不在保定停，那可就傻眼了。大家都说担心得有道理，便决定花钱买票，乘客车回去。票价是几毛，还一块两块？已记不得。那时孩子手里钱少，买张车票就有割肉的感觉。

上车后我若有所失，但很快就心理平衡了，因为我有了吹嘘的资本——见过真的天安门，还喝过北京的红小豆粥呢！

龙行天下

文革风波热闹起，
再次前往北京去，
一次只看大字报，
一次天安门前挤。

清风修竹

调房

——岁月划痕之五十七

1966年10月上旬，我从焦庄支农回来，所住的保定市相府胡同3号院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儿家搬走了，田叔家搬入小儿家的两间南房；喜子家被遣送回原籍，全哥家住了喜子家的一间半北房；我搬回了全哥家腾出的小东屋，我原来住的2号院外院的小屋归了田叔家。

我是1966年9月20日去焦庄的，离家仅半个月，就发生这么大变化，让我震惊不已。这次学生支援秋收是市里统一组织的，我们保定五中的学生被安排到郊区的焦庄村劳动。焦庄村离我们家也就七八里路，但因下乡时我们都住在村里，不让回家，所以对调房的事一无所知。

其实在我去焦庄之前，保定市就已出现了遣送“黑五类”人员回乡的事，开始是抄家，后来升级，直接扫地出门，遣送回原籍，但我所在的相府胡同那时只出现了抄家的事。

最先抄的是住在14号院的满家。满家4口人：2个女孩及她们的母亲和舅舅。因2个女孩的父亲是日本投降后逃走的日本人，所以她们便有了鬼子余孽的原罪，当然难逃抄家的厄运。被抄家后她们的舅舅便天天义务扫街。

之后，就抄了我所住的3号院的喜子家。那时我正好没在家，等我回家时只看到了还在胡同口挨批斗的喜子父母，他俩都站在凳子上，把头低得让人只能看到头顶，头顶上的头发都被剃出一道可见头皮的沟。当时时兴给批斗对象剃“阴阳头”，即剃掉一半留下一半，可喜子的父母都是理发师，批斗他们的又是他们的理发业同行，所以才剃得更有创意。他的同行们批斗时呼喊的口号是“打倒大特务张某某”，从批斗时的发言看，似乎喜子的父亲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

没想到在我下乡支农的这段时间，我们胡同也出现了遣送回乡的事。除了喜子家，还有12号院的大宝家也被遣送。喜子家是被喜子父母所在单位理发业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遣送的，大宝家是被我们所在的街道遣送的。

（保定市档案馆编辑的《保定市大事记》289页载：1966年9月24日，截止本日统计，我市财贸系统共搜抄所谓的“黑七类”四百九十户，送回乡村四百四十户。由群众直接“罢官”和“停职反省”的二十人。）

所谓街道就是街道居委会，以往只负责调解居民纠纷、开展卫生运动、协助维护治安之类的事，可1966年5月后，市里在在新北街搞文化大革命试点，我们那儿的居委会又担负起领导街道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具体负责此事是街道干部，除了居委会的主任，还有各胡同的居民小组组长。我所在的相府胡同的组长是我们同院的小儿妈。印象中居民组长就管收水费、收卫生费等杂事，之前是居民随意推举的。可到1964年后，讲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要占领街道这块阵地，于是居民组长就必须由出身好的人担任了。小儿家出身贫农，小儿妈又没有工作，就被居委会指派为组长了。

大宝家为什么被遣送？听说是因为大宝的父亲田大夫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医。

田大夫一家9口人，即田大夫夫妇及5女2子。所住12号院是她们的私房，有3间北屋和一间小东屋，住房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他们家被遣返后，他们的私房就空闲了，街道上研究之后，让小儿家搬进去。小儿家出身好，有好事自然要优先。小儿家只有4口人，除了她父母，就是她和她弟弟，这下一人能住一间房，宽敞多了。

小儿家搬走后，他们家的房子也空闲了，街道上研究后，让住在自建房的田叔家搬进来。

田叔家也出身好，是城市贫民，相当于城市中的贫下中农吧，自然也应该照顾。

田叔家的自建房在相府胡同南口，由于盖房时利用了被服厂外墙和8号院外墙的夹角，实际上只砌了南边的山墙和西边的窗台，砌墙的砖是捡来的旧砖，窗户拼凑的旧窗，房子显得非常简陋。从相府胡同南口的牌楼进入胡同，一眼看到的就是这间小房，让人感觉非常突兀。我猜它可能是私搭乱建，但它也有门牌号。

田叔的父母家离此很近，就在相府胡同南口东边不远，斜对大舞台剧场，是一个二层楼。虽然名为“楼”，其实很小，就是楼下一间房，楼上一间房。田叔除了父母还有弟弟妹妹，肯定无法在楼里结婚，所以我猜他为此才见缝插针地自建了这间小房。到街道研究调房时，田叔已有了2儿3女，全家挤在十来平米的小屋，也是实在太挤了，所以照顾他还有这方面的原因。田叔搬走后，田叔的弟弟一家住了那间自建小房。

喜子家被遣送后，他们家的房子也空闲出来，经街道研究决定，也可能是经理发业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全哥家住了喜子家空出的一间半北房。

我们院一共3间北房，是对三间的那种老房子，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要经过堂屋才能进入卧室。这种房子如果住两家，就得共用堂屋，利用效率很低。调房前全哥家住西边的一间半，调后三间都归了他家，堂屋也就得到充分利用了。

全哥两口子也是理发师，与喜子父母是同行。不同的是全哥出身好，是贫农（亦或下中家），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一个理发馆的头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则成了理发业文化革命委员会（后被称为官办文革）的主任，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得到照顾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另外，全哥家人口比较多，也是被照顾的原因之一。他的母亲与他们一起过，他的弟弟一家也与他们一起过。他家5口，他弟弟家4口，一共10口人。除了住着北屋一间半，还住着2间东屋，但这两间东屋都太小，都只有6平米。

其中靠北边的小东屋（与我们家的西屋对门儿）1964年前由我们家租住，我就住在那个小屋。1964年深秋，住在2号院外院小屋的老太太死了，房子空闲下来，不知母亲怎么与老太太的家人及全哥商量的，让我去住那间刚死了人的小屋，把我住的小东屋让给全哥。2号院外院很大，全院就那么一间孤零零小屋，那时我虽已15岁，但一个人睡在那屋还是有些害怕。全哥还逗我，说夜里老太太还会回去睡觉，害得我醒了就往地下看。

这次全哥住了喜子家的一间半北房后（北屋一间有十三四平米），住户条件明显改善。不知是大人们商量的，还是街道研究决定的，全哥将靠北边的小东屋还给了我们家，我又搬了回来。我住的2号院的小屋则给了田叔家。

我父亲也有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我一直担心街道组织人抄我们家。看到此次调房我家也得到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不由暗暗感激街道干部，尤其是小儿妈。

可没想到小儿妈却因此次调房不得安宁了，因为没过几个月，大宝一家就杀回来要求落实政策，并且挤着住回了他们的12号院。

大宝一家之所以敢杀回来，是因为他们很快就醒过味儿来，红卫兵所说的必须遣送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中，并不包括他们家这种情况。

街道上因为拿不出遣送他们的政策依据，有些理短，所以只能听之任之。这下小儿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想搬回原来的南屋已不可能，田叔家已安营扎寨，不会退出；和大宝家挤在一起，遭恶语相向成家常便饭，小儿家是度日如年。

更糟糕的是，小儿的父亲被单位造反的群众打成了走资派。小儿的父亲本不是什么大官，就是一家浴池的领导，可在这个浴池他就是当权派，按当时的逻辑，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他们家就进入了后来的“黑九类”（地、富、反、坏、右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行列，似乎也成了遣送对象，他们家就更得忍气吞声了。

好在街道上对小儿家格外照顾，在14号院盖上4间新房后，分给了他们2间。房子是房管局盖的，他们怎么申请，街道怎么协调，就不得而知了。

小儿家搬出后，大宝家收复全部失地，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

喜子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原来的“黑五类”标准中不包括他家这种情况，但后来的“黑九类”中加上了“特务”，他们就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了。另外，全哥虽然也当过理发馆的领导，但没有被群众打成走资派，非但没有被打成走资派，在官办文革垮台后他还成了理发业一派组织的头头，喜子家自然没有胆量杀回他家的北房。还有大宝家的原籍在保定郊区，来回很方便，而喜子家的原籍在定兴，来回就比较折腾了。

喜子家被遣送后，喜子并没有离开保定，他小学毕业后就拜师学木匠，此时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他的姐姐已经结婚，就住在税务角西边一点儿的阮胡同。他家被遣送后，他住到了姐姐家。

后来保定被造反派夺权，再后来造反派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分裂后又不停地武斗，被遣送的人家就没人管了，于是被遣送的人家陆陆续续回返。喜子家回返得很晚，大概到了八十年代初。听说此时喜子的父亲已经去世，喜子的母亲带着喜子的弟弟妹妹回的保定。回来后他们无处安身，租住了城郊西大园社员的房子。喜子的妹妹嫁了西大园的一位社员。他的弟弟则到西郊的新容理发培训中心学习理发。

喜子家的人再没有回过相府胡同3号院，更别提要回他们的房子了。

龙行天下

文革风云侵大院，
有的赶回乡下圈，
有的回来重安顿，
有的始终没回还。

清风修竹

大串联（上）

——岁月划痕之五十八

大概在1966年八月中下旬和九月中旬，我所在的保定五中先后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总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是我们36班的团支部书记石班长，红卫兵总部的头头是我们班的团员邵同学。

这两个组织都是学校党支部主导成立的，表面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这两个组织领导，实际最终还是要听党支部的。所以被称为“官办文革”和“官办红卫兵”。它们存在了大约4 个月时间。

这段时间，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批判过老师，抄过老师和同学的家，抄过附近街道的“黑五类”的家，这些活动是不是由“官办文革”和“官办红卫兵”组织的，我已说不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去焦庄劳动，是由它们和校领导一起组织的。另外，各班同学出去大串连也是由它们和校领导组织的。它们和校领导组织的最后的活动，可能是全校师生参加12月7日由河北省军区和驻保的69军在体育场召开的悼念申宪智大会。此后，党支部书记被批斗，校领导靠边站，“官办文革”和“官办红卫兵”也被迫解散了。

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大串连，是在参加焦庄劳动之后。开始说是按上级要求分批分期地走，可走了几批之后，安排串连人也去串连，此事就没人管了，想单人串连的就直接走，不想单人串连的就自已搭伴，至于不想串连的，那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大串连可以免费乘火车、乘汽车，还有接待站免费安排住宿，说是交流革命经验，可行程随心所欲，干什么也没人过问，你不去学校看大字报，去转着玩儿，也照样是革命行动，有这样的好事，我当然想去。

与我有相同想法与境遇的还有虎同学，我俩一拍即合，决定一起走。我和虎同学曾一起练过400米跑，关系一直很好。

回家跟母亲商量此事，她却不同意，一是担心外出不安全，二是不想掏路上的零花钱。不过母亲经不住我磨，最终不但同意我去，还给了我15元零花钱，这可是她近半个月的工资。

由于天气已开始转凉，母亲还给我赶做了一身秋衣秋裤。这之前我还没有穿过秋衣秋裤，冬天都是光身穿棉袄棉裤。布料是父亲从他们商店买的针织内衣布，处理的，不要布票。这布是鹅黄色的，很艳，我觉得不适合男孩穿，但母亲没有考虑颜色，她考虑的是我出远门要穿得体面些。那时父亲还不会裁剪，由母亲裁的。母亲虽然在服装厂工作，但只会用缝纫机砸衣服，不会裁剪，结果裁剪的衣服袖子、裤腿都又细又长。试穿很不合身，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也穿上了孩子们很少有的秋衣秋裤。

我们去哪儿串连呢？因为学校在8月中旬曾组织我们进京看过大字报，所以我们不想北上，而想去南下。最后我们决定先去上海，再去广州。

10月23日，我俩去开介绍信。听同学说，出去串联一定要开介绍信，因为办免费的车票要看学校的介绍信，革命师生串连接待站安排食宿也要看学校的介绍信。

负责开信的是管行政的老师，虽然管教学的老师早已没人坐班，但他还在坚守岗位。他只给我们开了一封介绍信，不过上面写了我们两人的名字。

第二天一早，我俩就去保定火车站办免费车票。火车站已设立了专门为学生串连办理车票的窗口。窗口排着很多像我们一样要出去串连的学生。听排队的学生们议论，9月5日中央就已发了文件，要求各地组织师生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保定火车站9月16日就开通了专门的学生串联列车。

“咱们学校安排串连也太晚了！”我不满地对虎同学说。“是，也太落后了。”虎同学也很不满。

好不容易排到窗口，可当日南下的车票已没有了，次日的也只有清晨去石家庄的。我们不想再等，就办了这个车票。

10月25日一早，我们登上了去石家庄的列车。此车不是串连专列，车上既有普通旅客，又有串连的学生，人很多，没有座位，我俩一直站到石家庄。下了火车，我俩立即排队继续办票。这次运气不错，办到了当日的车票，是晚上去郑州的。

办好票也就上午10点钟，离乘车还有好长时间，我俩决定在石家庄转一转。听说白求恩的墓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我们决定前去祭扫。敬仰白求恩，是因为学习过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老三篇》中的一篇）一文，知道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离火车站不算太远，沿着一条马路西行2公里左右就到了。陵园里松柏森森，冷清肃寂，人很少。

我俩很快就找到了白求恩墓，因为一人多高的墓碑上那“白求恩大夫之墓”几个大字非常显眼。墓为石砌，墓顶为半圆形。在我的想象中，白求恩的墓应该更为高大。我俩站在墓碑前，向白求恩鞠躬致哀。

在白求恩墓的旁边，我们还发现了另一座形制差不多的墓，墓碑上字为“柯棣华大夫之墓”。从墓侧面的简介得知（也可能是后来看了资料），他是在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过程中病逝的印度医生。既然他与白求恩一样也是国际主义战士，我俩又向他鞠躬致哀。当然，我们也向陵园的其他烈士致哀，只是没有一一鞠躬。

祭奠烈士之后，我们又步行回到火车站。在车站的一个小饭馆吃午饭，为了省钱，我们要了最便宜的饭菜。饭后，我俩开始寻找新华书店，因为我特别想买到一本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1966年7月，语文老师张国荃在教我们毛主席诗词《昆仑》时（初中语文第六册最后一课），顺带给我们介绍了毛主席的其它诗词，勾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正好型同学说他父亲有本《毛主席诗词》诗词，我便借来阅读，谁知是繁体竖排，没有标点和注释，根本读不懂。大约在9月，有同学买到了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是小开本，红色封面，简体字横排，还有标点和注释，我立即追问从哪儿买的，并赶往他说的那家书店。遗憾的是已经卖完了。我不死心，又转了其它书店，还是没买到。

我俩转了石家庄火车站附近书店，都说没有。

晚上我们登上去郑州的列车，仍然没有座，我俩站了一宿。

26日清晨到达郑州，我俩还是先排队办票，这次运气更好，办了当日由郑州到上海的车票。

由于时间还早，我俩又去转书店。转到一家较大的新华书店门口时，我眼前一亮——有位顾客正好翻看着新版的《毛主席诗词》，我兴奋异常，立即跑进去，冲着营业员就喊：“我也买本《毛主席诗词》！”没想到年轻的女营业员竟说：“刚卖完。”

我大失所望，沮丧地说：“怎么这么倒霉！”虎同学也附和说：“咱们转了这么多书店，怎么都卖完了呢？”可能是我们的保定话引起了女营业员的注意，她问道：“是串连的红卫兵吧？哪儿的？”我回答：“保定的。”“我有个亲戚也在保定，咱们算是有缘，我把我留的这本让给你吧。”说着她从柜台下拿出一本崭新的《毛主席诗词》递给我。接过书，我激动得不得了，连忙道谢。

回到车站，我就翻阅起《毛主席诗词》，发现里边的句子看上去很好读，可就是不知说的是什么意思。

（串连结束后，我到处找毛主席诗词的解释，先后搜集到郭沫若、臧克家、赵朴初等人有关文章，研读之后，才大体明白了诗词的意思。）

下午，我俩乘上了从郑州开往上海的列车。

27日早上，我们到达上海火车站。因为不能确定在上海呆几天，我们没有急着办去广州的火车票。

出了火车站，我们直奔革命师生大串连接待站，接待站负责把来沪串连的师生分配到各个具体接待单位。我们被安排到上海市美术学校。

我们怎么到的学校，是乘接待站的车，还是乘公交车，已记不清，只记得这个学校离火车站很远。

美术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气氛很浓烈，到处都是大字报，而且很有专业特点，都是拿起画笔作刀枪，图文并茂，所以整个学校都花花绿绿。

学校的接待处给我们安排了食宿：住在打了地铺的教室，吃在学校食堂。给我们发了4天的饭票，看来只想让我们在这儿呆4天。

食宿安排好了，我们应该大串连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想过到哪儿串连，找谁串连。美术学校看来不行，因为基本看不到本校的学生，出来进去看到的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沪串连的。美术学校的学生去了哪儿？大概也出去串连了吧！

因为我们学校曾组织我们到北大看过大字报，我们觉得大学肯定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最好的地方，便想去上海的大学转一转。

可第二天一上街，我们又改了主意，决定先去外滩，因为听说外滩是上海的“天安门广场”，不到外滩就不算到过上海。

听说外滩最初确实是上海城外的滩涂，是在成了外国租界之后才逐步繁华起来的。由于外国银行、商行云集，外滩被称为“东方华尔街”。解放后外滩仍是上海的核心区域。

外滩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远，我们边走边打听，后来还乘了公交车，才到了外滩。

外滩位于黄浦江西岸的一个转弯处，江边堤防壁立，上砌护栏，倚栏眺望，江水涛涛，很是壮观，江上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大轮船。

堤防西侧是广场，回忆广场情景，好像只有草和树，其它就印象模糊了。

广场西侧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西侧则是一座接一座的高大洋楼。现在知道这些建筑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很有讲究，很有价值。可当时没把它们当回事，听说这些洋楼多为洋人所建，是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象征，所以对它们的雄浑、华贵颇不以为意。

转完外滩，我们又转了附近的南京路，去了第一百货商店。这家百货商店是一座大楼，有好几层楼面在营业，商品特别多，我从未看过这么大的商店，兴奋地转了一层又一层，不过什么也没买。下午我们返回美术学校。

29日，我们仍然没有去串连，而是去了上海虹口公园，我们听说鲁迅先生的墓在那里。

我们也知道大串连不应该游山玩水，可觉得到各校看大字报没有什么意思，与人家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又不知从何谈起，最后决定还是先转着玩儿，不过我们尽量去一些能接受革命教育的地方，以求心安理得。

转虹口公园的情形已不太清晰，不过对鲁迅先生的铜铸坐像却印象深刻，那坐像非常写实，就如同真人坐在那儿一般，看上去身形刚毅，神情冷峻，眼光深邃，让人过目难忘。虽然此事已过去这么多年，且只见过这一次，却仍历历在目。而墓地什么样，公园还有什么景致，都已不甚了了。

另外我还记得，转完公园，我们就在附近的饭馆吃饭。看到饭馆有带汤的面条，我喜出望外，作为北方人我爱吃面条，可出来这些天，一直没吃上，早馋了，于是我俩一人要了一碗。听当地人说这叫阳春面，明明已深秋，为什么叫阳春？不得而知。更没想到它是辣的，辣得厉害，我们根本吃不了。没办法，只好请厨师帮我俩用水冲一冲。冲后辣味小一些了，但我俩还是难以承受，不过舍不得扔掉，都硬着头皮吃下去。

30日，我们没有去远处，就在美术学校周围转了转。

在上海转悠，转到里弄，也就是北方的胡同，我有个发现，就是墙边砌个小便池就是男厕所，它只有侧面的小墙，后边空无一物，路过的女人可一览无余，不过她们都若无其事地经过。我曾试着在这种厕所小便，心里跟做贼似的。

31日，我俩开始打听去广州是否需要提前办票，却意外地得知去了广州就出不来。一位广州来的学生说，广州很难办票，他就因为办不了票在广州困了十几天。

困住十几天没了零花钱怎么办？这位同学说，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就可以向接待站借。还说从我们住的美术学校也能借。我俩将信将疑，就去美术学校的接待处询问，到那儿正好看到有同学正在借钱，看来此话不虚。

不过我和虎同学都没有借，因为我们决定不再去广州，而到上海周围的城市转一转。

（后来，我们学校收到过外地接待站寄来的催款信。原来有同学借了钱，没跟家里说，一直未还。）

清风修竹

大串联（下）

——岁月划痕之五十九

1966年11月1日，我俩离开上海市美术学校，去火车站办返回保定的票。

找到给学生串连办票的窗口，发现挤满了人，可窗口却关着。怎么回事？挤在窗口的学生说，车站说所有的车票都没了，他们不信，就坚持在窗口等待。于是我们也跟着在那儿等。

等了两个来小时，窗口还没有开，窗前的人渐渐散去。眼看到了中午，我们也只好离开，出去找地方吃饭。

饭后，我们又回了火车站。办票窗口依然关着。又有许多像我们一样没有办了票的学生在窗口徘徊，我们也决定再观察观察，实在不行就回美术学校。

整个下午，我们都和一帮学生在站内游荡。期间我们曾挤在进站的人群中想混入站台，可检票员很认真，没票就是不让进。

检票口就设在候车大厅，内外隔着一人高的隔离网栏，透过隔离网栏的网眼，可以看到进站的人群涌进站台的大门，许多和我们命运相同的学生都扒在隔离栏外，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进站。

天渐渐黒下来，候车大厅显得有些昏暗，此时，没有列车检票进站，隔离网栏内也看不到工作人员，突然有学生扒上隔离网栏，翻身跃入，并迅速跑入站台大门。接着又有一些同学如法炮制。我一看机不可失，立即招呼虎同学，赶快翻越。等我们越过隔离网栏跑到站台大门时，隔离网栏上已扒满翻越的学生。

我们进入站台不一会儿，身边就站满了人，看来隔离网栏外的学生都进来了。

站里停着一列双层列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列车，比普通列车高不了多少，却是二层楼。看到前边的学生都往车里钻，我赶忙打听车往哪儿开，什么时间开，被问的人都说不知道。有个学生不耐烦地说：“有地儿歇着就得了，管那么多干吗？”我们一听有道理，也跟着上了车。

车上没开灯，人们摸黑找座。由于整个列车都是空的，座位富余，我们占了2个对脸的双人座。坐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困，于是趴在小桌上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列车已在高速行驶，但灯还是黑的，只是人多了不少。开往哪儿？还是没人能说清。

也不知开了多少时间，车在一个大站停下来，从站牌看是到了杭州。看到有学生下车，我的心也动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应该到杭州开开眼啊，可一想到在上海办票的遭遇，我又打了退堂鼓。

当列车再次开动时，车厢已挤满从杭州上车的学生。从他们口中得知，这列火车在向西开，终点站是与京广线交会的株洲，这下我彻底放了心，回保定方便多了。

大约在11月2日傍晚，列车到达株洲，我俩随人群下了车。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了一所中学，中学的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转了株洲市区。回来后听说，可以报名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旧居，这让我俩兴奋异常，立即报了名。

11月4日早饭后，去韶山的学生被安排上了一辆中型客车。车驶离株洲不久，就下起蒙蒙小雨，透过小雨看车窗外的景色，空蒙而神秘。路边不时有一些低矮的小山，虽有远有近，但都绿得可爱，像童话里的一般，在北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绿的山。路边有时也能看到小河，河水都很清澈。过一条小河时，我还看到同时跃出水面两条大鱼。

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我们冒雨参观毛主席旧居。

当地人却称那里为韶山冲，我觉得这个“冲”字有些奇怪，可没好意思问个究竟。后来才知道“冲”是当地方言，是山间平地的意思。

毛主席旧居就在一座小山中的一小块平地上，屋后是长满树木的小山坡，屋前是一片水塘，可谓山清水秀。房子是瓦顶土坯房，高高大大的，据说一共有十三间半，不过我没有数，只是觉得房子确实不少。屋里很宽敞，有的屋里放着架子床，这种雕花床我只在小人书上看到过。有的屋里则放着农具。总的感觉是毛主席少年时代家境不错。

参观了毛主席旧居，我们又参观了陈列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间展馆介绍的是毛主席的6位为革命牺牲的亲人，有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健，儿子毛岸英，侄子毛楚雄。另外，在陈列馆还看到一些与毛主席早年革命活动有关的珍贵历史文献。

参观结束后，我们又乘来时的汽车返回株洲。

这两天，我总觉得身上有时会痒痒，后来看虎同学也总挠，就怀疑长了虱子，因为我听串连回来的同学说过，他们串连时都招了虱子。晚上睡觉，我特意脱下秋衣秋裤检查，还真在衣缝里发现了一些会动的小怪物，我以前没见过这种东西，感觉有些吓人，还有些恶心。虎同学见状，也检查他的衣服，自然也有。于是我俩便一起用指甲挤虱子。睡在我们边上的学生大概嫌我们多事，说：“别拿了，住那儿都有，这是革命虫，长了光荣！”我们只好作罢，无奈地与吸血鬼和平共处。

11月5日，我俩去株洲火车站办回保定的车票。办的是第二天上午的。株洲是我国重要的铁路枢纽，我想当然地认为这趟列车是从株洲始发的。

可第二天候车时才知道，这趟列车是过路车，始发站是哪儿忘了，终点站是北京。候车的人不少，基本都是串连的学生。

列车到站后，人们蜂拥而上，我俩也随着一起往上挤。等我们挤到车厢门口时，已再也无法上人，因为最外边的那个人，是抓着车厢外的两根把手勉强站在那里。

跑着看其它车厢，也是这种情况。张望之际，我发现有人从敞开的车窗钻进去，赶紧跑过去想跟着钻，可没想到里边的人把车窗关了。

眼看上不去车，我的心里急得像着了火，顺着车厢一个一个地拍车窗，可都没反应。就在我绝望之际，一个车窗打开了，窗内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姑娘，伸出手把我们拉上了车。上车后我们一再向她致谢。

上了车我就理解车上的人为什么不愿开窗户了，车上的人太多了，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站着人，抬起脚就有可能落不回去，那块地儿被别人的脚占了。行李架上躺着人，座位底下钻着人，连座位靠背上都坐着人。厕所的门开着，能看到里面也挤满了人。

我俩硬挤到了人堆里，我感觉被压迫得连喘气都费劲。车开动后，随着不停地晃动，我才有了喘息的空间，算是踏实下来。

我盼着列车尽快到下一站能有人下车，这样能松快一点儿。可车到了站，却看不到有人下车，只能看到站台上的人又在往上挤，人反倒更多了。

由于通道已被人挤满，难以通行，列车员无法送饭，自己也无法去餐车，如果没带吃的就只能饿着。好在我俩买了点儿吃的，就装在随身背着的帆布挎包里。一直到天黑，我们都没有吃饭，我好像就没有想起吃饭这回事。

天黑后，我的累劲儿上来了，困劲也上来了，看到坐着人歪着头睡觉，羡慕得不得了。想让别人让座不现实，于是我也想爬上行李架或钻到座位底下，可踅摸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空着的地方。观察过程中，我发现有个人蹲在站立人群的腿缝中，就想如法炮制，可试了试，挤得太紧，蹲不下去，最后还得硬撑着。

撑到后来，就有些迷糊了，好像站着也能睡觉似的。

11月7日天亮后，我感觉嘴唇有些痛，一摸原来已经肿起来了。我觉得可能是一直没吃没喝，上火了，没太在意。

列车进入河北之后，车厢内冷了许多，我冻得发抖。虎同学则没有觉得这么冷。他摸了摸我的头说有些热，可能在发烧。

我觉得特别无力，恨不能立即躺下。这时有个坐在座位靠背上的学生，要和站着的人换位置，大概是屁股硌得太难受，实在忍受不了了。我抢先答应，和他换了位置。坐上靠背后，我感觉轻松多了。我坐在靠背上，脱了鞋的两只臭脚就夹在座位上的两个学生之间，其中一位还是给我们开窗的女同学，可他们都没有提出抗议。

车快到保定时，虎同学说他不下车了，要去北京。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我知道这一列车的红卫兵，都去北京，大伙目标一致——接受伟大领导毛主席的检阅。我当然也想去，可我实在太累了，太想睡觉了，当时就觉得世界上没有比睡觉更最重要的事情了。我说我不去了。

列车到达保定，我自己下了车。

从车站往家走的路上，我耳朵中仍有火车轮子撞击铁轨的声音，“哐当哐当——哐当哐当”，没完没了，让人心烦。

回到家中，母亲看我发烧，想让我休息。可听说我招了虱子，又让我先到门口的清和园澡堂洗个澡，并嘱咐我要多洗洗头，小心头发里留下虱子。

洗澡回来，发现母亲已把我串连穿的衣服，用脸盆泡着在炉子上煮了。衣服煮过后，虱子是死了，可黄色的秋衣秋裤有点串色儿，染上了外衣的绿色。不过我不在乎，照样穿。

我吃了些东西，就睡了觉，一睡睡了好几个小时。

醒了之后，耳朵中的声音仍没有消失，母亲说，没事，睡一宿觉就好了。

第二天，我不发烧了，嘴上的泡也变成黄痂，可耳朵中的声音仍在响。

11月9日，母亲带我去了第一医院，耳鼻喉科的大夫给检查之后，说耳朵没事，给我开了一些镇静药。服药一天后，耳鸣声才消失了。

大概是11月12日，虎同学从北京回来，说他见到了毛主席，并激动地跟我讲起了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听得我也热血沸腾，后悔没有坚持一下，带病前往北京，错失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事让我懊悔了好多年。

龙行天下

当年参加大串联，
先去上海转了转，
然后株洲与韶山，
北京没去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