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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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八一五”3周年的《文化报》上，刊登了萧军于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之际，在延安时写一首《萁豆悲》七律诗，原诗如下：　
    血战连年四海昏，谁将只手拯元元？忠奸自古明水火，龙虎由来际风云。萁豆相煎悲有迹，情亲奴主掩无文。如荼往事应犹忆，殷鉴垂垂何太真？　
    文协领导抓住“萁豆相煎悲有迹”，指责萧军颠倒是非，将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双方比作同根而生的亲兄弟，“分明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将一首充满新民主义精神，调动全民族的意志共建新中国的好诗，批成罪恶。一场自上而下、孤立萧军、清除萧军思想的活动在东北大地徐徐起动，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正如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1980年2月20日批复《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所写：“1948年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为萧军‘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这种结论缺乏事实根据。”在当时萧军根本没把文协领导看在眼里，仍以《文化报》、鲁迅文化出版社为阵地，一为自己辩护，二是指出文协某些领导人的弊端。清晨购买《文化报》和《生活报》，成了当时哈尔滨的市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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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尚未解放，中央大本营披坚执锐全力以赴解放全中国，根本无暇顾及什么《文化报》、《生活报》之争。而作为后方的东北局，不仅没有充分调动被认为从延安回家的“东北之子”萧军的自身吸引力，达到鼓舞人民、巩固后方的目的，反而开展了已成为文化史上一桩笑谈的政治游戏——在全东北地区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萧军思想批判”运动，受牵连的文艺工作者达千人。东北文协发表了《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了《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萧军“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错误是严重的，由于萧军对错误毫无认识，态度特别顽固，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文协”、“东北局”办公会，萧军都大声疾呼，他爱党、爱民、感谢苏联出兵！他所指出的，都有利于新中国建设；他愿意到中央，到毛主席那讨回公道！他拒绝在《决定》上签字，认为《决定》是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歪曲，栽赃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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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直至1984年初，萧军和曹禺应邀在彭真家里做客，席间，陪同萧军一起去的萧耘问彭真：“彭老，我爸爸在东北被批判，回到北京，因东北局不给转组织关系，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不得已弃文从医。您知道后，指示北京市委，安排爸爸到文化教育委员会文物组当考古研究员，父亲和我们一家才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是这样的吧？”彭真点点头说：“嗯，有这回事。”接着又说，“不过，当时我是这么讲的：萧军在东北有什么错误，我不过问。但有一条——共产党是不能饿死人的。并且，他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影响面很大，他追随共产党，两次去延安，为新中国成立作了贡献的，总得给出路……那时候，我主持北京市的工作，说话他们还是听的。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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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而1948年东北局书记是林彪，那时在北京的彭真无法顾及东北琐事。毛主席正全身心地投入全国的解放。在东北被定为“犯有严重错误”的萧军，解放后被彭真安置在北京市考古。因为东北局没给萧军开介绍组织关系，仅同意到北京探亲，看望妻子和孩子们，文物组发给萧军每月生活费120元，房租补贴20元。分在北京市劳动局工作的王德芬，定为行政19级，每月工资78元。萧军每月140元，在当时相当于14级干部的工资。“文物组”办公地点在北海公园内画舫斋。他讲：“每次走入风景优美、绿草如茵、繁花满树的工作室，我都会在心里泛起一种感动的心情，我和彭真的关系，犹如鲁迅先生和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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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知道萧军在北京定居后，派来一位姓龙的同志找萧军谈，说到萧军1948年7月25日写给凯丰的要求入党的信，经中共中央、毛主席同意，批准接受萧军为中共党员，按章程办理相关手续，参加党小组活动等问题。但当时萧军在东北的阴影未散，从心里不愿与刘芝明等人为伍，竟像李白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他对龙同志讲：“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问题，离开东北时，我对刘芝明说：‘我的《文化报》是白纸黑字，你的《生活报》、《萧军思想批判》也是白纸黑字，都擦不掉、抹不掉的。到底谁对谁不对，10年、20年、30年以后再看。现在你有权有势，用权势压人是不行的，只要你不死，我不死，总会有是非分明的一天！’我想等是非清楚了，我再加入组织！”龙同志遗憾地离去。从此萧军开始约束自己。他讲：“解放区最后一场思想批判运动，由我收关。我不想连累朋友。”正是这种心态，1955年由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组成的“胡风集团”专案组，没有捞到一点儿他参与的证据。在随后的55万“右派”队伍中，没有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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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时的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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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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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的命运
   1930年，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先生来往较多。左联团结一大批青年作家，配合苏区揭露反动军阀，很有成效。鲁迅是左联发起人，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但不知为什么，1935年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康生指示解散左联，重新组合文艺家队伍。鲁迅先生很有意见，虽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他坚决拒绝接受参加由周扬、徐懋庸等人组成的文艺家协会的邀请。作为莫斯科信使的萧三，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将此事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听完左联解散经过后，笑着用左手拍着右臂，并说：“这有点像解散共产党，反帝去掉无产阶级立场，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那就是和右联、中联一道搞啰。”
鲁迅先生不同意解放“左联”，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也不赞同“国防文学”的口号，不愿意与旧文坛鸳鸯蝴蝶派为伍，因此针锋相对。1936年6月15日，由鲁迅、巴金、胡风、聂绀弩、曹禺、萧军、萧红、张天翼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63位作家联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双方因此展开争论，徐懋庸公开批评歪曲鲁迅，在文章里写：“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鲁迅在逝世前的一个月，忍着病痛写下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除对口号提出看法外，还揭露徐懋庸的后台周扬(周起应)：“……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鲁迅先生逝世后，那些抱有“父债子还”的壮士们，是不会轻易放过鲁门弟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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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延安，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讥讽萧军等人“……陷于自己人的圈子和新生活格格不入……他们写不出东西，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艾青、萧军、舒群、罗烽、白朗等人的不满，一些人忍了。但萧军不行，他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文章中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能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可以经常吃到肉……凡是来延安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就如周扬同志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这篇文章寄给《解放日报》，被退回。萧军认为不公平，不民主，不是解放区的作风，找到毛主席。主席耐心地倾听萧军的抱怨，劝慰了萧军，批评了周扬，并责令延安《文艺月报》刊登，调解了一场争端。其实这是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再现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仍然存在。萧军刚直不阿代朋友们出了气，与周扬又结了一个疙瘩。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主席又多次征求萧军的意见，“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以后整风，周扬也想“关照”萧军，但主席这一关过不了，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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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周扬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领导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萧军吸取东北教训，闭门谢客，减少通信联系，一心撰写《五月的矿山》。在东北受批判后，萧军主动要求到工人中去，东北文联安排他去抚顺露天煤矿。他盖着与工友们不差上下的小被子，一起说着“一串铃”：“中班得玩，早班得睡，夜班活受罪”；一起吸着“大生产”(一种低价香烟)，吞云吐雾；一起头戴安全帽，头灯明晃晃，手提十字镐，往闷罐里一挤去挖煤。当家作主的工人，忘我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他。《八月的乡村》写的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日真情，其姊妹篇《五月的矿山》写的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萧军白天到文物组上班，晚上写作。这部30万字的小说，围绕乌金矿区的矿工们，在乌金市委、矿务局党委的领导下，“大干红五月，解放全中国”，以开展劳动竞赛发生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思想面貌。在“红五月劳动大竞赛”中，工人们纷纷登台表态，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家属、后勤保障部门、党政干部都卷入热火朝天的竞赛活动中。作品重点刻画鲁东山与杨平山两个典型，两个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鲁东山是一名具有旺盛革命意志和强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工人。作家以深厚的感情，多方面展示了他的思想面貌与性格特征。抗日战争时期鲁东山在山东老家打过游击，很早就接受过党的教育；到矿山后，他公开打过日本采煤班长。解放后，他成为露天矿采煤班班长，面对重重困难，觉得“竟像埋着什么磁铁似的吸引着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