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步行长征

                 ——岁月划痕之六十（上）

在我大串连回到保定之后，也就是1966年11月上中旬，社会上支持省地市委的红卫兵和反对省地市委红卫兵斗争得更为激烈。据说我们学校也有人参与了这两派的斗争，但我们班的人不怎么关注社会上的事，还在关注大串连。

我赴上海的这次串连就没转几个地儿，心有不甘，就又想出去。可中央已发了文件，暂停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串连，但还支持步行串连，就想参加“步行长征”。

那时步行串连的红卫兵都打着“步行长征队”的小旗，号称要向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学习，所以又称“步行长征”。《人民日报》还发过支持这一行动的社论，标题就是《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正好班里有些同学也有同样想法，我们就决定也组织一支步行长征队。最后真正参加共有六人，除了我，还有旺同学、程同学、崔同学、型同学、汪同学。

商量行程，大家都不想走得太远，怕出去一两个月家里担心，像什么韶山、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就没有考虑。最后决定围着“京津保”这个金三角走一圈。

告知母亲我又要串连，她没有反对，这可能与我上次串连安全归来且花钱不多有关。听说我要去天津，母亲还把大舅、二舅的住址给了我，让我一定去看望他们。

由于步行串连沿途可能住在村镇，我们都带了被子。被子也打成背包模样，就像红军战士一样。穿的也尽量朝军装靠拢，因为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是红卫兵的标准服装。这方面我做得较差，因为我只有一件绿色军便服勉强凑合，其它都不合格，帽子虽是绿色，但是那种带耳朵的普通棉帽，裤子连绿色都不是，是黑色。那时一般孩子都没有棉外衣，都穿套在外衣里面的家做棉袄棉裤，我也如此。另外我们都带了装有毛主席著作的仿军用绿帆布挎包，这也是红卫兵的配套装束。

三角形的“长征队”小红旗是长征队必备装备，我们也做了一面。忘了是谁提议的（可能是崔同学），说我们应该带上毛主席的画像，这样更能表现我们对毛主席的忠诚。大伙都说这个主意好，能把别的长征队比下去。于是又有人准备了装在镜框中的毛主席画像。

我们大概是12月11日出发的，第一个目标是首都北京。

与我们结伴而行的还有一支初一年级女生组成的长征队。我们去学校开介绍信时，负责开信的老师让我们带上她们，并一再叮嘱要在路上多加照顾。我们是初三的，又都是男生，所以老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

没想到这些十四五的小女生，不仅事多，走得还慢，到中午吃饭的点儿，也就走出二十多里路。

中午饭在路边小接待点吃的。小接待点儿也不知那个村办的，很简陋，就是路边的两间房，路过的红卫兵在那儿签个字就能吃饭。饭很简单，窝头菜汤，菜汤也就几个菜叶，油也很少，不过我们很满足，因为都是热的。

饭后继续前进，又走了二十多里，到达徐水县，此时天色尚早，但小女生不走了，说走不动了，于是我们住在徐水。我们被接待站安排到了一个学校。

第二天，小女生们说什么也不走了，要去乘火车，我们不能勉强她们，就把她们送到徐水火车站。我们看着她们卷起小红旗，上了火车，才开始自己的长征。她们是办的票，还是买的票，还是没票直接上的车，已不记得。

不再为小女生们分心，我们的长征步入正规，六个人排成纵队，雄赳赳地走在公路上，崔同学将毛主席画像挂在胸前，双手抱着，走在第一位，程同学打着小红旗，走在第二位，其他人则跟在后面。我们走得乏味了，就高唱革命歌曲，以振奋精神。

这天，我们走八十来里，到达新城县。

新城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了什么地方已说不准，只记得房间很大，灯很亮，里面已住了不少串连的学生，其中有一支长征队人很多，他们七嘴八舌地吵闹，旁若无人地议论，让我很有压迫感。该睡觉了，他们还在大声唱歌，也不管别人休息不休息，令人侧目。所唱歌曲的歌词很怪，其中有句是“把山药煮熟呦”，我怀疑他们在恶搞革命歌曲，原词可能是“巴山呦蜀水呦”，对他们更加反感。

12月13日，我们继续长征。当日住在哪里，已没有印象，只记得我们在路上遇到一支河南的长征队，其中一位女红卫兵主动为我们唱歌。我们六个排成横队，她大方地站到我们队前，自己报幕，自己演唱。

她唱的是歌颂雷锋的歌曲《八月十五月儿明》：

八月十五月儿明，

连队里的战士分了月饼。

雷锋把月饼放在床头，

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出了房门。

朗朗月色，

阵阵秋风，

营房里隐隐传来同志们的欢笑声。

幸福的时刻，

想起了从前，

他心里像黄河滚滚翻腾。

……

她的嗓子真好，又高又亮，虽在旷野听着都有些震耳，且声情并茂，能让人随其悲喜，我一下子就沉浸在她的歌声中。

事后才知道这首歌是歌剧《雷锋》的唱段，由郭兰英原唱。我觉得它特别好听，就想学。后来还真找到了歌谱，并学会了它。可惜现在我只会唱前边的几句了。

14日下午，我们到达北京后，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了右安门小学。

15日，我们前往天安门广场。先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后观看天安门城楼。

在由纪念碑向北走的途中，有照相的小摊，招呼我们在天安门前留影。摊位上戳着展示板，展示板上贴着大大小小的样片，样片上的诸君在天安门映衬下，都显得很神气。我们看后眼热，决定忍痛掏腰包。照一张多少钱已忘了，反正觉得好贵。那时还没有数码快相这种高科技玩意儿，照的是胶片底片的黑白照，照后需要冲洗，当下取不了，所以照相费用中包含了邮资。付款后，我们还在信封上填写地址，以便摊主邮寄。

据旺同学说，我们照了合影，不过不知合影在谁手里了。我还照了单人的，照片一直珍藏。其他人是否都照了单人相也已无印象。

照相后，往天安门方向走，过马路时我们竟然看到了和一起出发的小女生们，她们打着“长征队”的小红旗，雄赳赳地走在长安街上。明明坐火车来的，却要冒充步行长征，让我们哭笑不得。不过我们没有跟她们打招呼，免得她们不好意思。

印象中，我们只在天安门城楼下游览，除了看天安门，还看了金水桥和华表。没有参观故宫，可能那时故宫已经不开放了吧。

之后，我们去了西边的中山公园。现在还能想起的是，有雕梁画栋的长廊，上面的彩绘很漂亮；看到了有五色土的社稷坛；参观了中山堂。

另外，我们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模模糊糊觉得看过化石，看过有关原始人生活场景的油画。

16日、17日两天，我们参观游览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动物园、王府井、大栅栏等处。

在军事博物馆，我们看到了真的战斗机，可比我想象的小多了。还看到了真的鱼雷快艇，好像立过什么战功。

在动物园象房内看到了大象，饲养员正在给它喂干草和胡萝卜。在灵长动物馆看到了猩猩，感觉它的胳膊真长；看到了黑叶猴，不知怎么我觉得它像戏里的武松。还看到一种长相可怕的猴子，鼻子上边一块红，红块两侧两块蓝，像鬼一样，看介绍叫“魈”。

在王府井我们转了东安市场，是个中间通道带棚子的综合市场，通道两边都是小门店、小摊位，感觉和保定的马号差不多。

在大栅栏转悠时，有人往我手里塞传单，接过一看，标题竟然是《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我吓得够呛，赶紧扔掉了。

17日下午回到右安门小学，学校的接待人员动员我们离京，说新到的红卫兵已无处安置，让我们腾地方。

清风修竹

         步行长征

             ——岁月划痕之六十（下）

18日早上，学校给我们发了馒头和煮熟的鸡蛋，硬性打发我们上了路。

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人们不再那么兴奋，长征的过程也不再那么享受，好像只盼着尽快到达，因此只留下了硬着头皮往前走的印象，至于都在何处住宿，已记不起来。

21日下午，路边的房子多起来，后来就连绵不绝了，我们知道，天津终于到了。

找到接待站，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了天津市职工大学。这是一所成人教育学校，可学生们看上去与普通高校学生没有什么两样，根本不像工人，另外也看不到他们搞什么“斗批改”的活动，就看他们整天在排练节目，我猜他们准备开新年联欢会。学校不大，但有一个很大的礼堂，他们就在礼堂里排练。

22日，我去看望在天津工作生活的二个舅舅，没有其他同学一起串连，他们去的什么地方已无印象。

先找的大舅。母亲给我的地址是他的工作单位，位于建国道，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大舅见到我很惊讶，因为事先没有写信通知。他说了他的情况，在厂里是个小头头，管点事儿，挺好的。因为他在上班，我怕影响他工作，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他告诉了我去二舅家的路线。

二舅家在大丰浮桥附近，住在老老店大街。之前一直认为是姥姥店，后来才知道是“老老店”，清初那条街开了不少粮店，后来都称“老店”，最早的那家不乐意，改称自家的店为“老老店”。由于大舅已告诉了我行走路线，那地方虽都是七转八拐的小胡同，但我还是最终找到了。

二舅母在家（她没有工作），她想办法通知了二舅。二舅请假回来，还捎回一条黄花鱼。

听说我是出来串连，二舅告诫我，千万别去大学，那些大学经常武斗，很不安全。二舅还跟我说了他家的情况，都挺好。

我在二舅家吃的晚饭。饭后告辞时，二舅硬往我手里塞钱，不要不行。到街上一看，竟然是五元钱。

回到职工大学时，出去串连的同学早已回来，他们带回一个消息，说我们离京后，周总理接见了在京红卫兵。这让我们很气愤，都痛骂轰我们的右安门小学的接待人员。

23日，我们转了天津的繁华商业区。听人说“不到劝业场，枉来天津卫”，所以特意去了此处。这座五层的商场中部是天井，站在顶层栏杆边，都可看到一层往来顾客。栏杆外面架着不到1米的护网，大概是怕上面落物砸到下边的人。楼上还有影院、剧院，可休闲娱乐。我们去时正值冬天，里面竟然有卖冰糕的，大伙都觉得新鲜，可谁也没买。

24日，我们继续逛街。有人提议到澡堂洗澡，获大伙赞同。寻到一澡堂，门眉上有不知什么人题写的繁体大字，第一个是“红”我们认识，第三、第四字是“澡堂”我们认识，只有第二个字写得龙飞凤舞，大伙怎么也猜不出来，有人说像“鼻”，有的人说不像，最后统一认识，就是“红鼻澡堂”。于是我们就在红鼻澡堂洗澡。此澡堂与一般澡堂无异，洗浴后也未见鼻子有何异样。

回到职工大学，人们又议论起此事，程同学说应该是“昇”，即繁体的“升”字，他练过毛笔字，对繁体字更熟悉一些，大伙都感觉有道理。但是否如此，已无法核实。

晚饭后，职工大学的学生在礼堂彩排大合唱，唱的是毛主席诗词歌曲《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是一首多声部合唱歌曲，气势雄浑，听着非常震撼。联欢会的节目这么好，我很想参加他们的新年联欢，可惜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天津。我们已经在外奔波十几天，有些想家了。

12月25日，我们踏上归程。一路住宿何处，已无印象，只记得28日晚上住在徐水县。

天黑前我们到的徐水，被安排在了一所小学校。在小学校吃的晚饭。晚饭后睡在了一间教室。教室的门在正中，门口内有一大汽油桶做的大炉子，炉子已生好火，炉口冒着淡淡的蓝色火苗。门口两侧打的干草地铺，对面也是，中间是通道。整个教室都睡满串连的学生，我们几人睡在了教室的西边北侧。

半夜，睡在我们里边的人出去小解，脚步很重，把我惊醒，我有些不满，就睁眼看他。只见他走到门口时，身子一晃就倒在炉子边上，爬了两下，还爬不起来，于是大喊。这下把门口的人吵醒了，想爬起来扶他，可爬起来的人也站立不稳，还喊“头晕”，更多的人被吵醒。不知是谁醒过味来，大喊：“有煤气！快出去！”这下，全教室的人都醒了。

我们几个赶紧穿衣服，跟着大伙往外走。出门时我看到，炉火很旺，已经没有了蓝火苗。

在屋外一走，感觉头有些重，还有些恶心。在屋外转了两个多小时才不难受了。

我们几个议论，多亏有人半夜解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天已亮了，有人把此事告诉了学校。

早饭后，我们告别这所险些要我们命的小学。一路无语。中午，我们回到离别了半个多月的保定。

清风修竹

      劲松战斗队

       ——岁月划痕之六十一（上）

1966年年底，我与同班的5位同学步行串连归来，发现学校里不少班都有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且非常活跃，唯独我们班死气沉沉，没人挑头张罗。

我们班最有威望的自然是石班长，他应该站出来担当这一重任，但他因为担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受到冲击，有些心灰意冷，不但不再管学校的事，连班里的事也不管了。

我们保定五中没有高中，只有初中。初中三年级共有4个班，除了我们36班，其它3个班都有了自己的组织，37班是钢铁兵团，38班是“烈火”，39班是红色造反团。初中二年级、初中一年级成立的组织也有七八个，能想起名字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十八勇士”、“大圣毛”等。

这些组织都号称要揪出学校的走资派，但都是喊喊而已，没有采取过什么过激的行动。我们学校的校长于文是名副其实的当权派，但3年前被市委抽调去搞“四清”，一直没有回校，也没见哪个组织把他揪回来批斗。管教学的是教导主任马主任，她是女老师，民主人士，定性当权派太勉强，也没有组织揪斗她。只有党支部书记在运动初期略受冲击，党支部刘书记也是女老师，教政治的，由于校长不在，她被学生当作走资派批判过，不过到各班成立红卫兵组织时，已成“死老虎”，没人再找她的茬了。

各班的红卫兵组织，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社会上的黑帮与走资派，并根据斗争对象的不同，分别与社会上不同派别挂钩。当时保定社会上的红卫兵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支持省地市委，批判省地市委点名的黑线人物。一派反对省地市委，支持“黑线人物”造反。

最早造反的“黑线人物”是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懋，他在保定专员公署（原总督署）门前贴出揭发地委书记李悦农的大字报《李悦农与周潜川》，揭发李悦农曾因跟着周潜川（当时认为他是特务）学气功而受到中监委调查一事。看到大字报中说，李悦农练气功痴迷到相信“手上出小猴”，我对这位书记有了负面看法。

可不久，我又看到了要武战校红卫兵驳斥李懋观点的传单《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李悦农》，说李悦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跟周潜川学气功的问题是中央已有结论的历史问题。我又觉得她们说的也有道理。

我还看到过有人当面造李悦农的反，那是在1966年8月25日，我随本校师生到体育场参加“庆祝保定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时见到的。这次大会很隆重，与会群众有4万之多，西郊八大厂还开来多辆报喜彩车。可没想到大会召开不久，主席台上就莫名其妙地冲上几个学生，他们上去就抢了正在讲话的地委书记李悦农的话筒，大喊：“红卫兵造反了！”李悦农及台上的其他省地市委领导，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不知所措，纷纷退场。主席台随之成了造反学生的舞台，印象叫他们大喊大叫，要炮轰省地市委。我对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是胡来。

后来，社会上就出现了支持省地市委的“保定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红一司）和反对省地市委的“保定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司）。

我们步行长征回来时，两个司令部已斗得不可开交，攻击漫骂成家常便饭。红总司的人称红一司的人为保皇派，或“黑一司”；红一司的人称红总司的人为“农造派”，因为红总司的核心组织是“农大造反团”，并蔑称其为“能糟派”（意指特别能胡糟），我同院的全哥就一直这样叫。红一司的人还给红总司起过另一个名字，叫“保猴兵”，缘由是红总司支持曾任市法院院长的侯玉印揭发市委。我曾看到过红一司的人在街上演节目，其中一个节目是用《农友歌》的曲调演唱攻击红总司的歌词：“霹雳一声震乾坤啊，打倒李懋侯玉印啊“。接着一起高喊：“打打打！打倒侯玉印，气死保猴兵！”

当初，五中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我们班的石班长和邵同学，经过全校选举进入班子，石班长当了主任，邵同学主管红卫兵，也算风光一时。可到我们步行长征归来时，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总部在各班红卫兵的冲击下，名存实亡，我们36班倒有点儿灰头土脸了，于是我们步行长征回来的几个人就酝酿成立我们班的红卫兵组织。

由于石班长、邵同学都持“红一司”观点，而我们又都支持石班长和邵同学，我们酝酿成立的组织也就站在了“红一司”一边。

不过石班长和邵同学都没有参与筹建我们的新组织。挑头张罗此事的是旺同学。旺同学因父亲是部队干部，根红苗正，比其他人在政治上有优势，所以更有担当的底气。

新组织的名字也是旺同学起的，叫“劲松战斗队”。“劲松”一词虽古已有之，但我们取的是毛主席诗词《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之意。当时主要由“红五类”学生组成的“红一司”已在争斗中处于劣势，而对手“农造派”的势头则是风起云涌，我们在这个时刻站到“红一司”一边，有如面临“乱动飞渡”的庐山劲松，所以就起了这么个名字，意在学习劲松“仍从容”的坚定态度和无畏气概。

“劲松”成立后，我们班的一些持一司观点的同学也加入进来，最多时得有十几个人吧。新组织成立后没有进行领导选举，不过大伙默认旺同学是核心。

加入的女生很少，能想起来的只有从天津转校到我们班的平同学。印象中她是因省委迁移而随省委机关来到保定的。她很可能是干部子女，因为当时的干部子女一般都支持“红一司”，且比较活跃。

她天津口音很重，总把“劲松”喊成“劲儿松”，听着像是松了劲儿似的。不过她这么喊也不算错，我们这个组织确实够“劲儿松”的。自打成立后，我们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学习，一如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时班里的政治学习。我们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到现在我还有我们坐在学校门卫房东边屋里，听平同学念报纸的印象。

我们保定五中的大门向北开，进门后西边是一个小操场，东边则是一排小平房。小平房最西边靠近大门口的一间是门卫室，门卫室东边则是卫生室。卫生室共两间，是里外屋。我们占据的就是卫生室的房子。此时学校的图书室、仪器室、卫生室、杂物仓库等早已被学生们洗劫，都成了空屋子，谁想占谁占。我们为什么选这个犄角旮旯作为根据地？回想起来，可能是学校三座教学楼的教室都已被别人占领，已没有空房可选；也可能是还有空房，但我们不愿与不同观点的组织为邻。

社会上的一些组织成立后要在门口挂个大牌子，我们学校的组织好像都没有挂，但都有队旗，成员还发红袖章，一有活动就打起队旗，戴上袖章，也照样可以报出自己的名号。

我们“劲松”成立后，也制作了队旗和袖章，是到莲池边上的一家印染门市部制作的。印象中我们没有参加过社会上的什么活动，队旗和袖章也就一直没有派上过用场。

制作队旗和袖章的钱，是学校财务出的。学校的领导班子早已瘫痪，可学校财务人员却一直在坚持工作，不但给各个组织报销搞运动产生的一些费用，还主动买了一些搞运动需要的用品，如贴大字报用的笔、墨、纸及糨糊粉，供各组织领取使用。

劲松成立后，我们也领了笔、墨、纸，另外还领了一台手推油印机及钢板、蜡纸、铁笔、油墨等配套用品。于是练习毛笔字、学习使用油印机，也成了我们的一项日常活动。

程同学是练习毛笔字的主力，白纸、墨汁随便用，自然可以任意挥洒。但他练习行书、楷书之类的书法字较多，很少练习刷大字报的排笔字（美术字）。他喜欢书法，对保定的大书法家张布舟崇拜得五体投地，曾特意带我去位于北大街的张布舟书法社看张布舟写字。受程同学影响，我也跟着写毛笔字。

不过，我对学习使用油印机的兴趣更深厚一些，经常把蜡纸铺在钢板上，拿着铁笔练习刻字。听说油印最好使用仿宋体，我就让人帮助找了工程图纸，照着上面的字练。学了刻字之后，我又学习印刷，发现油印机很好操作，就是把刻好的蜡纸附在油印机网子上，把纸放在网子下，用蘸好油墨的滚子在上面滚动就行了，一滚就印一张。

学会了使用油印机，我们就想印正式的传单，可没人会写传单上的文章，于是就让程同学在八开纸上写了一幅标语，内容是“坚决支持红一司”，署名是“保定五中劲松战斗队”，由我用空心字将其刻在蜡纸上。

清风修竹

劲松战斗队

       ——岁月划痕之六十一（下）

之后，我俩用油印机印了几十份。印好后，我们没有去街上散发，而是把它贴在了校内及校外的墙上。虽然传单贴在墙上显得很小气，却亮明了我们“劲松”的观点。此传单是我们“劲松”发布的唯一传单。

我们也刷过大字报，还因此跟“钢铁兵团”的人打了一架，时间大概是在1967年1月22日。1月21日保定发生了多县农村基干民兵进城围攻“农造派”的“1.21事件”，我们“劲松”上街刷大字报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而校内声讨这一行动的“钢铁兵团”阻止我们贴大字报，于是发生了冲突。

据说“1.21”事件是由“农造派”查封省委、地委机关报而引起的。1月5日，“农造派”联合天津、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来保定串连的红卫兵，查封了《河北日报》和《保定日报》，并利用报社设备印发传单，宣传自己的观点，从而有效控制了舆论阵地。在市区内处于弱势的“红一司”一派便救助于各县支持自己观点的农民，秘密组织了1万多人连夜进城，于1月21日凌晨，对“农造派”突然发起了大规模围剿。

1月22日，“农造派”一派上街游行声讨，我们“劲松”认为这是大快人心之事，则上街贴大字报予以支持。

我们出了校门，就往学校东边文教厂的墙上刷糨糊，贴白纸，并由程同学在上面写大字，内容好像是“坚决支持一·二一革命行动”。可就在这时，“钢铁兵团”的人出现了，为首的是这个组织的头头37班的“大山（shai三声）药”，保定人管红薯叫“山（shai三声）药”，而“大山药”的真名中的后两个字发音与“红薯”接近，所以他有了这么个外号。“大山药”二话不说，上来就撕我们的大字报，旺同学立即上前阻止，于是二人便起了冲突，“大山药”是先下手为强，挥拳就打，旺同学也不甘示弱，奋起还击。双方的其他人怕事态扩大，纷纷上前拉架。两人被拉开后没有再纠缠，冲突也就结束了。至于此后我们是否还有兴致刷大字报，我已记不起来了。

在这次打架之前，我们36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曾到我们“劲松”的队部，向我们提出忠告，他说《十六条》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是“斗批改”，而“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放在首位，因此揭发批判当权派的问题肯定是斗争的大方向，为当权派歌功颂德肯定有问题。他说，“一司”处处维护省地市委，肯定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劲松”最好和他们划清界线。

我们对刘老师的提醒，嘴上没有反驳，但心里并不服气，《十六条》说的是要斗跨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并没有说所有当权派都“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斗跨吗！

可事态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发展，而是验证了刘老师的预判。

就在打架的那天下午，“红一司”拥护和支持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被“农造派”批斗游街。我在裕华路亲眼目睹了游街情形。刘子厚被人押解在缓缓行进的汽车上，他身着唱戏用的红蟒袍，头戴插着雉鸡翎的乌纱帽，眼皮低垂，面无表情，显得滑稽可笑，而又有些可怜。没想到我们“劲松”支持的革命干部竟成这般模样，真让人难以接受。

1月23日，“农造派”联合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来保串连的红卫兵夺取了省地市各级党政财文大权。

1月24日，河北省军区和驻保69军，全副武装，同“农造派”一起游行，并表示全心全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我也目睹了此次解放军游行，感觉非常震撼，颇为意外。

随即，“农造派”就对“红一司”一派进行了全面围剿，我们“劲松”自然也不能幸免，也被“钢铁兵团”抄了队部。

抄我们队部时可能里面没人，因为我们都没有为此发生冲突的印象，只有被抄后屋一片狼藉的记忆，屋里的东西大部分被抄走，包括我心爱的油印机。据说，是“钢铁兵团”勾结五中对面的第一橡胶厂的“农造派”干的。

被“钢铁兵团”抄了队部之后，我们“劲松”没有反击，而是自行解散了。社会上的“红一司”也不再公开活动，而转入地下。听说“红一司”的“侯司令”曾到我们学校召集铁杆骨干开会，研究如何继续坚持斗争。印象中“侯司令”是农大的学生，叫“侯慕英”（音）。我们“劲松”的旺同学和崔同学参加了会议，另外还有初二年级的单同学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情况看，我们学校支持“红一司”的组织应不只我们“劲松”一家。可到底还有哪个组织，我已记不起来了。

此后，我不再参加运动，经常连学校都不去，而是在家里玩儿。

大概在1967年2月中下旬，有人通知我，军代表进驻了学校，让我回校复课闹革命。当时好像叫“军训”。

军训开始后，各班红卫兵组织全部解散，实行全校大联合。大联合后成立了新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包括军代表、教师和学生组织代表。我们“劲松”被定性为“保守”组织，没有推选代表的资格。

大联合之后，学校并没有真正复课，也没有印象搞军事训练，而是继续搞运动。

不久军代表撤走，学校重新进入无政府状态，我又不怎么去学校了。

印象中学校还有学生代表组成的红卫兵总部，但到底它是个什么存在状态，是否管事，已记不清了。

龙行天下

步行长征京津处，
沿途行止记忆足，
归来搞个战斗队，
刻印钢板逍遥俗。

清风修竹

钢铁兵团

——岁月划痕之六十二（上）

1967年2月11日凌晨，我被新北街上传来的口号声惊醒，口号声忽远忽近，像是由行驶着的卡车上的人群发出的，且这样的汽车不只一辆。我屏息静听，辨别出人们呼喊的口号是“黑八一，就是黑！”“彻底砸烂黑八一！”

我知道保定“农造派”中有个组织叫“八一总部”，据说成员有3万人之多，在“一·二三”夺权中它还是主力呢。此时保定已成“农造派”的天下，有谁敢“砸烂”它呢？难道已转入地下的“红一司”卷土重来了？

天亮之后才知道，喊口号的不是“红一司”的人，而是“农造派”的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八一总部”竟然被定性为“反动组织”，被解放军在此日凌晨武力镇压了。据说部队出动的兵力达27个连队之多。

从捡到的传单得知，镇压“八一总部”的是“保定地区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一般简称“粉反”）。听说这个指挥部是由河北省军区和69军与一些“农造派”的组织联合组成的。

此后，“粉反”继续镇压“农造派”中与“八一总部”有关联的组织，“红总司”和“农大造反团”等“农造派”核心组织也被迫解散。

解放军不是支持“农造派”吗？怎么这么大规模地镇压“农造派”的组织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些快意，因为这正是持“红一司”观点的人想看到的。

在镇压“八一总部”后不久，解放军又开始对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进行“军训”，并促使各校实现了“大联合”。

4月上旬，在各校“大联合”的基础上，全市统一的红卫兵组织“保定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一般简称“红代会”）。我们五中的红卫兵总部在其中也有一席之地。我不是五中红卫兵总部的成员，不清楚它的组织情况，好像从它成立之后，我就不怎么去学校了。

4月中旬之后，一些在“大联合”中解散或在“2.11镇反”后垮台的造反组织纷纷新生，重新杀向社会，其中包括“农造派”的核心组织“农大造反团”。支持此类行动的人，称这股潮流为“四月洪流”，而称“2.11镇反”为“二月逆流”。新生的这些组织都称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而称其对立面为“保守派”。

我自1967年初参加红卫兵组织，基本都在本校活动，对社会上的情况不很了解。但我很想从这纷乱的局面中看出个眉目，于是经常到街上看大字报，并不时到河北农大看看，因为河北农大是保定当时唯一的一所大学，我想当然地认为农大的大字报水平更高一些。

5月份，我还去过保定市评剧团，因为评剧团的造反组织“革命红楼”突然崛起，成了反对“四月洪流”一派的领头羊。

“革命红楼”反对这些造反组织新生，说杀出“大联合”是破坏军训成果，是无政府主义。并声称谁反对“2.11镇反”，就是反对解放军，就要砸烂谁的狗头，就要和谁血战到底！于是支持“2.11镇反”的人都站到“革命红楼”的旗帜之下，形成一个新的派别，叫“红楼派”。

“革命红楼”的名字据说也有些来历，他们在筹建时曾在评剧团的小楼开会，对立面因此就称他们为“小白楼”，他们为回击诬蔑，就将自己的组织定名为“革命红楼”。

“革命红楼”成为支持“2.11镇反”一派的领头羊之后，反对“2.11镇反”的人则称它为“小修楼”（修正主义）。

我对这个神秘的小楼很好奇，特意到评剧团一探究竟，结果很失望，原来就是一座普通小楼。

我们保定五中有点儿后知后觉，直到社会上基本形成了支持和反对“2.11镇反”的两大派后，才有组织从“大联合”中杀出来。杀出的组织叫“钢铁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战斗兵团”，站在反对“2.11镇反”的“农造派”一边。它好像是由原37班“钢铁兵团”和原42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合一些其它组织共同组建的，成立时间是1967年5月8日。这些情况我不敢确定它是否完全准确，因为在其成立初期，我基本上与之没有接触。

大约在5月底的某一天，我目睹了一次五中红卫兵总部围攻“钢铁兵团”的武斗。因为我以前是“劲松”的成员，是“钢铁兵团”的对立面，有人便兴奋告诉我，说这天天黑之后要攻打“钢铁兵团”占据的中楼，并让我一定到场，为他们助阵。

社会上的武斗我已听说过一些，但还没有亲眼见过，于是就抱着看稀罕的心态在天黑后来到了学校。中楼北边的平房前已聚集了不少红卫兵总部的人，都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而楼上“钢铁兵团”的人明显要少得多，看来他们没有得到有人要突袭他们的情报，因此没有多少人守楼。不过“钢铁兵团”的人平时就做了防止攻楼的准备，在东西两个楼梯上都堆了课桌和凳子，留出的弯曲小道只有侧身才能通过，而此时楼上的人又采取了临时应对措施，用凳子将弯曲的小道也堵了起来。

攻楼行动开始后，红卫兵总部的人开始由下而上地清理课桌和凳子，楼上的人则挥舞着桌子腿叫骂。经过艰难的清理，下面的人终于接近了上面的人，但上面的人居高临下，用桌子腿向下乱打，还不时扔下凳子，攻楼的人几番冲击才攻上去，但很快又被楼上的人反击打下来。此时双方都有人受伤，红卫兵总部的人担心出大事，最终放弃攻楼，撤兵了。看到战斗这么快就以失败告终，我很有些失望

6月上中旬，我们保定五中红卫兵总部被红代会开除，五中“钢铁兵团”被吸收为正式成员。原38班的“烈火”、“39班的“红色造反团”重新拉起队伍。五中红卫兵总部随之散体。“烈火”和“红色造反团”都站到“红楼派”一边。

因为“红楼派”得到河北省军区的支持，而河北省军区与省地市委关系密切，所以原“红一司”的人都愿意加入“红楼派”。我们“劲松”没有新生，一些成员参加了“红色造反团”或“烈火”，我没有跟着参加，因为我担心得到“红一司”骨干们认可的“红楼派”，有可能是从“造反派”中分裂出来的“保守派”，我不想再被人骂一次“老保”。

产生这种想法，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红代会开除“五中总部”后，吸收了五中“钢铁兵团”，而没有吸收五中“红色造反团”和“烈火”，说明红代会这个保定红卫兵的主体组织不认可“红楼派”。二是38军明确表态，支持“农造派”。 38军是2月中旬69军移防山西后从东北移防保定的。他们与省地市委没有利害关系，观察判断肯定更为客观。他们“支左”选择了“农造派”，说明他们也不认可“红楼派”。

之后，我亲眼目睹了发生在河北农大的“六·二二”武斗事件。6月22日下午，我去农大看大字报，正好赶上了“农造派”围攻农机楼。听说是因为“农大联总”和“农大东方红”的人抢了“农大造反团”的材料，“农大造反团”才招集了援军围攻讨要。为阻止围攻的人进入农机楼，“农大联总”和“农大东方红”的人从三层楼顶向下面的人投掷石块、砖瓦、农机零件。我脑海中还有当时场面：楼下的围观人看到楼上有石块飞来，便如退潮般后撤，之后又慢慢回拢，不断地反复……到天黑的时候，围攻也没有取得进展，但损失惨重，有多人受伤。后来解放军前来制止武斗，劝人们离开，我就离开了农大。

第二天，听说围攻农机楼的武斗还在继续，不过我没有再去围观。

6月24日清晨，我在家就听到了农大“联总”、“东方红”的高音喇叭播放的哀乐以及对“农造派”的控诉。原来在6月23日的武斗中，“农造派”最终攻下了农机楼，造成“联总”、“东方红”4人死亡。广播中不断地播放“烈士”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位叫“勾锡坤”（音）。

我上街探听情况，发现公安局的大院里也在播放哀乐，原来在攻楼过程中“农造派”也有3人死亡，他们也在搞哀悼活动。我记得其中一人叫陈大水。还有一位是我的内蒙兵团战友小齐告诉我的，叫郭志敬（音），是小齐所在的七中“井冈山”的头头，小齐说郭志敬是个非常好的人。

事后听说，我们五中“钢铁兵团”也有人参加了围攻农机楼的武斗，不过我在现场并没有看到他们。据参加围攻的人透露：农机楼攻下之后，胜利者等在楼口，殴打被赶出来的每一个战败者，打得非常解气。

这事虽由农大“联总”、“东方红”抢东西引起，但“农大造反团”组织人强行攻楼无疑是造成这么大伤亡的主因，我本应同情被围攻的一方，但我却同情不起来，总觉得“农大造反团”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联总”、“东方红”不过是投机分子。通过此事我发现自己已完全站到“农造派”的立场上来了。

清风修竹

钢铁兵团

——岁月划痕之六十二（下）

大约在7月初，我加入了“钢铁兵团”。介绍人是37班的老贵儿同学，我俩虽不在一个班，但因为上学走同一条路，就成了好朋友。我的原“劲松”战友崔同学、程同学也加入了“钢铁兵团”，另外，我们36班参加“钢铁兵团”的还有伟同学。

加入“钢铁兵团”后我才知道，与它并肩作战的还有一个由老师组成的造反组织，名字叫“千重浪战斗队”，我的班主任刘老师就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名字无疑取自毛主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但用的不是诗词的原义，而是字面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个组织有力量，势不可挡吧。

加入当天，我就领到了“钢铁兵团”的袖章。这袖章与我们“劲松”战斗队的袖章一样，上面的主体大字用的也是毛主席的字体。我知道“劲松”二字的出处，却不知这繁体的“钢铁”二字来自何方。后来听说毛主席给《钢铁小报》题过报头，我猜测着也可能是报头上的字吧。

文化大革命过后，我觉得这个袖章有点收藏价值，就把它放在了一个别人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可当我写回忆录再想找它的时候，连自己也想不起放在哪儿了。

参加“钢铁兵团”没几天，我就赶上了他们的选举。选举之前“钢铁兵团”也有头头，怎么产生的已忘了，可能是各班推举的吧。这次选举没有公布候选人名单，采取的是选举人自主提名投票，票多者当选的方式。选举当场投票，当场唱票，当场在黑板画“正”字，看上去挺民主的。在唱票中我发现，哪个班在“钢铁兵团”中的人多，哪个班的被选举人的票就多一些。最后结果，初二年级男生班42班的顺同学票数最多，当选为一号头头。初三年级37班的唐同学次之，当选二号头头。另外当选的印象中还有初三年级38班的蔡同学（文化大革命初期画《异曲同工》漫画的那位同学），初二年级的庆同学。还有一位女同学当选，是初二女生班43班的娇同学。我发现，我们36班的人没有互相投票，因为唱票时没有出现我们班同学的名字。

“钢铁兵团”原来的头头“大山药”普同学没有当选，我猜可能是37班同学为保证投票集中，把票都投给了唐同学。但普同学在“钢铁兵团”中仍很有凝聚力。

参加了“钢铁兵团”我就想为它出点力，干什么呢？我想到了办宣传栏，因为我在我们班办过黑板报，这算是我的强项。

我把这想法与崔同学、程同学等一说，得到一致支持。于是我们便一起商量出什么内容，当时批判刘少奇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便决定搞刘少奇批判专栏。材料很好找，到处都是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参考正式发行的报纸不过瘾，因为都不直接点名，批判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而红卫兵的小报火力更猛，不仅直接点名，还配有丑化的漫画。有同学就找到一本红卫兵组织出版的批判刘少奇的彩色漫画连环画，大概有三四十页，内容很全面，我们决定用它。

没有工具，我们跟学校财务打了招呼就去文具店购买，买了白纸，毛笔、平头笔，广告颜料。另外还买了一把放大尺，用它缩放图画又快又好。买回工具后，我们将中楼东侧楼下的乒乓球室辟为画室，因为在乒乓球台子上使用放大尺更为方便。

我先设计了通栏栏头，中间是字，两边是图，中间的字已忘记是什么，可能是“大批判专栏”之类吧，两边的图还清晰记得，左边是一个倾斜的钢水包正倾倒火花四溅的红色钢水，自然是示意“钢铁”，右边是一重又一重向内翻卷的蓝色海浪，自然是示意“千重浪”。

画好栏头，我又开始依照那本连环画画批判刘少奇的漫画。先用放大尺和铅笔画出轮廓，再用毛笔描成墨线，然后用平头笔上色。由于使用了放大尺，并完全参照原画上色，画好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幅的画面：下巴上长着大胡子的刘少奇，把自己套在一个镜框里，嘴里说：“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个刘克思？”（大意）

画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先画好的通栏栏头长度有限，下面放不下全部漫画，最后只好能放多少算多少，放不下的以后再续一期。专栏下面的署名是“钢铁战斗兵团”和“千重浪战斗队”。不过署名时我并没有征求过老师们的意见，想当然地就代表了他们。

整个专栏画好后，我们把它贴在了中楼和北楼间那排平房的山墙上。我们钢铁的人看后都说，比“烈火”办的那个专栏强多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我对我设计的那个栏头尤为得意，每次经过都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

不过后续的一期并没有出来，因为此后各组织已不再满足于“文斗”，而是开始“武斗”，“文攻武卫”的口号一喊，我再也没有心思办专栏了。

龙行天下

各派相互作竞争，
联合又被硬拆分，
小伙旁观有感受，
得意板报单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