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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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周扬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领导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萧军吸取东北教训，闭门谢客，减少通信联系，一心撰写《五月的矿山》。在东北受批判后，萧军主动要求到工人中去，东北文联安排他去抚顺露天煤矿。他盖着与工友们不差上下的小被子，一起说着“一串铃”：“中班得玩，早班得睡，夜班活受罪”；一起吸着“大生产”(一种低价香烟)，吞云吐雾；一起头戴安全帽，头灯明晃晃，手提十字镐，往闷罐里一挤去挖煤。当家作主的工人，忘我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他。《八月的乡村》写的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日真情，其姊妹篇《五月的矿山》写的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萧军白天到文物组上班，晚上写作。这部30万字的小说，围绕乌金矿区的矿工们，在乌金市委、矿务局党委的领导下，“大干红五月，解放全中国”，以开展劳动竞赛发生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思想面貌。在“红五月劳动大竞赛”中，工人们纷纷登台表态，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家属、后勤保障部门、党政干部都卷入热火朝天的竞赛活动中。作品重点刻画鲁东山与杨平山两个典型，两个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鲁东山是一名具有旺盛革命意志和强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工人。作家以深厚的感情，多方面展示了他的思想面貌与性格特征。抗日战争时期鲁东山在山东老家打过游击，很早就接受过党的教育；到矿山后，他公开打过日本采煤班长。解放后，他成为露天矿采煤班班长，面对重重困难，觉得“竟像埋着什么磁铁似的吸引着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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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排除了种种干扰，不听信谣言，对放炮班、洗煤班、打眼队等班组进行改组整顿，搞技术发明，生产定额一再突破，产量一再提高。鲁东山为矿山忘了一切，以致儿子因为他不在家，没能及时送医院而病故。在庆功会上鲁东山加入共产党。另一名优秀工人杨平山是工人后代，日寇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煤矿联系在一起，坚持要先入团，入党，将工作干漂亮；在结婚时，为了抢救自己的劳动“伙伴”电铲三次负伤，最后在崩岩事故中与电铲一起被埋在地下。作品也暴露矿山一些领导盲目追求产量，指标一提再提，以致采过危险区造成事故，批评官僚主义。作者在书中大声疾呼，煤矿是“几块石头夹块肉啊”，“谁的命也不是可以白白牺牲掉”！1982年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的张超，看完《五月的矿山》后，写下这样一行字——“萧军，矿工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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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萧军将抄好的《五月的矿山》、《第三代》两部小说的底稿和重新校对的《八月的乡村》一并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给30年代的好友、社长冯雪峰写了一封信，要求出版。1936年10月17日冯雪峰要去成都汇报工作，临行前到鲁迅先生家辞行，见先生躺在床上，脸色蜡黄，闭不上的嘴喘着粗气，病情岌岌可危。冯雪峰立即退了机票，陪伴在鲁迅身边，一直至先生去逝后第三天才离开。冯此举令萧军很感动，二人自此确立了尽如人意的关系。话题回到1953年，当时文艺界领导是周扬。冯雪峰认为，萧军在东北被大张旗鼓地批判，而且停止支持其从事作家活动的文件没宣告作废，怎么能出书呢？冯碍于老朋友的面子，委婉拒绝，未敢接受，将几部稿件原封退回。萧军没有恼火，但双拳在暗中攥得咯咯作响。他深信自己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忠诚，又想起毛泽东对他讲“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咱们一块干”的鼓励。他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地给周总理写信，简述来北京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请总理将《五月的矿山》等稿件转给毛主席审阅。他将书稿用油布纸包好，让妻子王德芬冒着北风，坐三轮车送到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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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一冬一春，萧军什么都做不下去——中央认可东北的判定吗？也认为我犯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错误吗？他压抑地盼望着。1954年6月，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函告萧军，毛主席阅过他的小说，说“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习仲勋请萧军持函行事。冯雪峰尚未接到通知，看函后惊讶地请示周扬。周只好下令出版。冯雪峰对萧军说：“你有尚方宝剑，我还能说什么？出。”萧军后来说：“从出版社出来，我就像欲跳的袋鼠，带电的白云，生活的道路出现光明、希望。”　
    1955年，我们家从天津搬到北京，我和弟弟转到厂桥小学，记得一放假就吵着去萧家。海北楼里什么都稀奇，木楼梯转角“钢钢”响，客厅醒目地摆放着两个青龙花大口掸瓶，参差地插立着灰白色的轴画。南花墙摆着藏黄色高低错落的楠木组合柜，柜门上刻有浅绿色的隶书字，分别是明史、元史、宋史、前汉书、后汉书等等，如远古的灵魂，在这里诉说。柜旁平放着两把漆黑的躺椅。正对门的写字台，铺有绿色的台布，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和灵巧的小古董玩物。写字台后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被百叶窗透进来的阳光映照得斑斑驳驳，反射出幽静的光辉。我喜欢进卧室，尤其是挂在床侧的那两把带孤度的刀，抽出来乌亮，上面刻“1917·Zog”。萧军讲，这是俄罗斯哥萨克骑兵战刀。我和弟弟每人佩戴一把，大喊大叫，虽遭到父母呵斥，但屡教不改。我最羡慕床头那张24吋黑黄色的有着朦胧意味的照片——萧军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雕塑，一腿直立，一腿弯曲抬起，身体微扭，双手抱胸，一块块油亮的肌肉饱满凸显。我和弟弟常常模仿，又常常跌倒。只要父母不在，我们怎么折腾，萧军照样写他的书，中午常带我们出去吃饭，到地安门吃“马二”羊头肉，钟鼓楼大碗。饱餐后沿着后海，边走边教我们唱苏联红军歌舞团阿来克山达洛夫作曲的《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我们没有萧家哥姐唱得好，也晃着脑袋喊得挺起劲：“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我们有许多的枪……”虽然我唱得走调，但知道萧军唱错一个字，把“色”唱成“色”(sai)。他总是望着蓝天白云，唱着“我们是红色(sai)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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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决心要写300万字的巨作——《第三代》，分3部分组成。“过去的年代”，从清末到民初；“战斗的年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夺取全国政权；“胜利的年代”，建设新中国。他要写出中国几十年的历史人物，可敬的，可憎的，如何从被侮辱、被损害、被误解的生活中挣扎过来。他将著作中出场人物悉数列在一个长卷中，每个人物下面有一两行注释。记得在“朱德”二字下面写有“像旧戏里新从狱里提出的犯人，两腿并未并齐，穿了一身肘露棉花的灰色旧军衣，毫无威风，这正是这个人的本色”。“刘少奇”是“孤峰鼻子，总用眼睛把不易懂的南腔，装在针管里一下注射给人家”。“林彪”则“是个聪明人，有些像舞台上的日本小生；特别是他的眼睛，大概喜欢严肃、自重、心思很深沉”。“彭真”为“高大，诚朴，崇拜关公。”“贺龙”为“吃着大烟斗，鼻子不高，头也不大，眼光不亮，喜欢两腿叉开”。“阎锡山”则“五短身材，一只手反复地摩挲着自己的头和脑为了表示愤怒和焦急，有时也顿脚，用拳头打桌子”。为了集中精力，萧军首先辞去“文物组”的工作，又将楼下车库租下改造成餐厅，请来一位大娘做饭，一心一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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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欲静而风不止”，《五月的矿山》出版不到10个月，刚把丁玲、陈明打成“反党集团”的，《文艺报》便有计划地组织稿件，批判《五月的矿山》是毒草，“是一部歪曲现实，歪曲人民，歪曲革命，疯狂地宣传反动毒素的书籍”；“继续散发着毒害人们灵魂的霉菌”；“萧军依然是坐在他一九四七年《文化报》的椅子上”。萧军给打晕了，书是主席让出的，如果主席看过后像鲁迅先生那样写个序，又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当然现在已经认为不朽了)。可主席正忙于结束朝鲜战争，当然以大国领袖之尊为一部小说写序也不可能，《五月的矿山》只好任人宰割。　
    萧军在东北受到批判后，老友舒群断言他只有3条出路：“一是自杀，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但舒的断言全都落空了。萧军是你批你的，我仍然是行动起来，自己去争取，既然“西施是是而不得见，嫫母勃屑而日待”，何不写历史？从1955年起，萧军开始以春秋后期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为主角，撰写长达30万字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并购以明清字画为扉面，撰写《明清画史外传》。不久《文艺报》那劈头盖脸的、莫须有的批判浪潮偃旗息鼓，早就洗干净等着帽子来扣的萧军也莫名其妙，直到十多年后文革期间，才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小报编印的“毛主席未出版的著作”中看到，1957年1月毛主席在中央省市委书记会上，听了文委汇报后讲：“对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住他们的小辫子批臭。”毛主席既满足了“左派”的愿望，又保护了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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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乡村》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必须取消鲁迅先生的“序言”；《五月的矿山》出版后，被打成毒草刊登在《文艺报》上；《吴越春秋史话》交稿后，则转给通俗读物出版社排队。“坎禀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萧军想到当年鲁迅先生为救国救民弃医从文，用文艺作品拯救国民的灵魂；今天自己文医兼备，先吃饭，后追求，要有一技之长，养育儿女。他从1955年开始学医，先拜朱格一为师，学习针灸。又参加“刘寿山正骨班”，为找准穴位及筋骨走向，连拜几个武术老师，学习八卦掌、推手、无极剑、长拳等。有时我们去了，萧军就教我们几手。记得一组玉手拳，双手压放两侧，交叉伸出，左档冲拳，搂手踢腿，展翅玉立；5个动作我就学了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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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决心自己开一个诊所，写信给彭真市长，要求市政府评定他的医技，允许他开业行医。市政府派卫生局关、严两位副局长，亲自到鸦儿胡同了解情况，果然有此事，并看到《萧氏医寓》的牌匾。接着又派卫生局中医科郗科长，会同针炙、正骨方面专家对萧军进行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测试。萧军在针灸专家身上，准确地找到“足三里”、“曲池”、“三阴交”，又一边背着：“人体欲得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他一边背诵华佗的“五禽戏歌”，一边演练正骨、按摩的手法，专家们看得目瞪口呆。郗科长小心翼翼地问：“萧老，你不是学炮兵的吗？怎么精通医术？”“是学炮科的，不到福建前线，打谁去？”萧军狡黠幽默，在场的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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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看三年，苦干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解放军军乐队从隆福寺驻地，排着行列式，沿着地安门大街行进。鼓楼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的红幅一垂落地，街道两旁贴满红绿标语，街上行人脚步匆忙，烘托出激昂的时代气氛。萧军领着我们从地安门大街拐进北海公园，火红的石榴花和夹竹桃迤逦地排列在卵石道两侧。我们围着九龙璧跑，顺着汉白玉栏杆直奔海边的五龙亭，把书包放在圆桌上，到湖边用馒头渣逗鱼。当我们从湖边回来时，圆桌已被几个青年工人占据，并将我们的网兜、食品袋、水壶推到一边，掉到地上。年龄最大的萧鸣走到圆桌旁，将东西移到桌中央，质问青工：“懂得先来后到吗？凭什么将水壶扔到地上？”“凭什么？我们来时你们没在这儿。”“可我们已经占下了！”我们几个小家伙也都围过来。一青工叉着腰喊叫着：“占下了？占你们家灶头！”……争吵声将躺在长廊凳上眯瞪一会儿的萧军惊醒，他走过来，看着青工说：“这么大公园，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小孩子也别跟大孩子一般见识，地方大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呀！”一青工旁若无人、一副滚刀肉的样子。萧军从地上捡起水壶，眉头一拧，铝制的壶像面团一样凹陷。几个青工目瞪口呆，缩着脑袋一溜离去。我们围着萧军坐下。他把水壶放在桌上说：“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