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在中学教育革命乱局无法收拾的局面下，大学红卫兵来帮忙了，那就是清华大学“七二七流血事件”。我们所说的乱局其实很可能并非象文革后上山下乡研究领域得出的共识所说的68年城市没有足够工作可以安排老三届就业，当时正在按“四个面向”分配也还算顺畅，当然也有“钉子户”不肯下乡去分配部门大闹的，但是总体说“四个面向”还是基本可行的。为什么68年在老三届按“四个面向”已经分配了很大一部分的时刻突然出现了68-12-21上山下乡总动员？我个人体会这与“清华727事件”有很大关联，关系到教育革命的方向改变了。在那之后不久的9月就出现了知识分子需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传统理论转变为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新理论，到了12月更出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奇葩再教育最新理论，多年来这个最新理论受到各方面的质疑，也让学界研究者们挠白了头。就连李先念后来都说“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其实学界和坊间的研究者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毛泽东的68-12-21指示其实只有两个字“可发”，因为68-12-21指示是姚文元根据过去毛泽东和一些人的谈话“整理”出来的！换言之，68-12-21那天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指示！这和他在《五七指示》，《三七指示》，《六二六指示》中都有亲笔写下的指示完全不同，因此有人说姚文元伪造了68-12-21指示。当然，我不信姚敢伪造毛的指示，但姚根据当时所需回过头去查找和整理引用毛在过去的相关讲话是合理的，因此毛泽东在“清华七二七流血事件”的次日凌晨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也应算是不久前“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声

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的讲话有多种版本，现选择有关教育革命的段落如下:


文：韩爱晶等

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昨天（按：指1968年7月28日）凌晨3点30分，当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4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毛泽东一一同他们握手，说了句“都是些年轻人。”然后便请他们坐下。

　　毛主席说：“都知道，都认识。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被围)出不来了？还是不来？”
　　(韩爱晶插话：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接见不会不来的。他要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红卫兵”。“黑手”是什么？“黑手”就是我么。他又不来抓。你们来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是我派去的。我向军代表说：大学武斗如何解决？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派去3万人……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搬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大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另一个是帮助解决一下，这看来还是对的。这个问题深得工人赞成，深得农民赞成，深得多数学生赞成。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也就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怎么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
　　文化革命搞了两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现在是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去搞斗批走、斗批散。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按：他们还真不敢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按：已相互对峙近两年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按：言外之意，难不成你们要在学校打一辈子？）‘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注：七二一讲话），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周总理插话：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我跟你们讲了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有读。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中学还没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学了八年，根本没有迸大学。斯大林没有进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我们比高尔基高明得多。数学家华罗庚，就是中学生，自学的。苏联把卫星送上天的是个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是个工人，不是大学老师。(叶群插话：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你不要吹她。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读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小学6年太长，中学6年太长，荒废虚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我？……以前我在学校里是很不守规矩的，我只是以不被开除为准则。考试吗？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左右。好几门功课我是不考的，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个鸡蛋，因为“0"就是几何么！因为一笔，交卷就快。现在办军事院校，真是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少天？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上学一些军事训练。我就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就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同志，《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战争与战略问题》时，才把《孙子兵法》马马虎虎看了一遍。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是兵法。“阿特米尔孙”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以前没学外语就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应从小学学起。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当兵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是工厂、农村。世界上的人没有人反对还成？反对就让他反对才好。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人很少。

无声

接上：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按：主席意思，这无非是他们当中一些人涉及的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被放出的那些人并没有继续涉及有组织的政治事件。）……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按：后一段话，是长辈人在训诫晚辈时惯用的一种故意放纵任性的口气，言外之意：不管你们了，你们这样打下去有何意义吗？）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按：即斗私、批修、然后散伙走人。）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按：指与国民党斗争年代。）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按：师范学校还是要办的。）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

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算我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 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

按：主席的这段话很有作用，此后各部队、机关、工厂、学校等部门，纷纷建立面向内部广大员工开放的图书馆或阅览室。）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

无声

毛泽东68年7月28日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淋漓尽致的体现了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对现代教育的反叛思想，他考几何画个圈就交卷，他酷爱的是史，哲，文，说到底是爱政治，爱闹革命。那天的谈话也表露出他对当时教育革命出路的看法，那就是斗，批，散和斗，批，走。谈话中说陈伯达对教育革命搞不上去很着急，可惜张春桥没出席那次召见（可能他不在北京）。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姚文元，他跟风说赞成斗，批，散和斗，批，走。再看看他与张春桥在67年与上海女六中老三届座谈时怎样说的：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5.24

张春桥：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

姚文元：
毛主席最近在北京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规。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对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学红卫兵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因为中学生人数很多，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到底，中学的红卫兵能不能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按毛主席的路线前进，这是关系到我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学的斗批改，就是说，教育改革，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怎样更好地成长的重大问题。……你们已知道了，毛主席批准你们这儿的经验，全国登报和广播，希望你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上加好。

再看摇（姚）笔杆在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是怎样说的：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按：即斗私、批修、然后散伙走人。）

毛泽东在召见谈话中使用的“斗批散，斗批走”等词组显然是67年在中央高层对于教育革命出路问题的看法上就出现过了，张姚在67年是反对斗批走的，但是在毛泽东说了“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 之后马上改口跟风，这和他后来被捕后立马交代一切如出一辙。但是张春桥就不同了，他是死硬派。后来有人说有个张春桥思想，其实他在58年就形成了他的思想，那就是恢复供给制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就得到毛泽东得赞许，还让张跟着外调的陈伯达给陈拎包，直到文革中毛泽东还时常念叨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让学界困惑的词汇。历史让张春桥躲过那次召见，因此他也无需对教育革命转为斗批走表态，但是我们这一代躲不过斗批走了！

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基本上概括了文革初那个以不着调的停课半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历程与68年遭遇的窘境，谈话中也谈及了当时联动等中学红卫兵的现状，老人家甚至对“老兵”们的“洗佛”和“拍婆子”都了如指掌，更别提中学教育革命的烂摊子了！周恩来一天到晚在忙于收拾文革乱局，毛泽东一天到晚在看红卫兵小报。据说现如今那些当年的红卫兵小报在国家图书馆里作为机密文件保管不对外开放，如属实也算一件世界奇闻。

无声

多年来反复琢磨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总的感觉是大学，高中都不办了，“统统扫地出门，走光”，都下去与工农兵混。但是话说回来，不是已经有“四个面向”了吗？68年又在城市招了两次兵，那都算“走光”吧？回到毛泽东“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去招生，如此说来“四个面向”不是正好把学生们送去与工农兵相结合吗？ 然后经过几年实践再从他们中选拔表现好的上大学，这条路子有问题吗？ 为什么要改为只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而且68-12-21动员之后要“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时说：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什么叫“但光下农村还不行”？ 老人家是否在说“光是上山下乡还不行”，下农村有必要，但是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也都很必要，“四个面向”不是很合乎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吗？美中不足的是中学毕业生没能够在农村，工厂，商店，连队这些地方都去轮转一遍。

问题来了，文革前夕老人家上述一番话犹言在耳，无独有偶，还有更晚近的《五七指示》对学生的要求，而且还写进了文革纲领16条，即“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为什么到了68年发出“四个面向”分配原则后又突然变卦了？

无声

几年前网中人向我推荐一份北京47中老三届分配的统计图表如下：
（使用鼠标+滚轮可以缩放移动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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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从41中分配图表中可看出68年有1/3多的人上山下乡，68-12-21动员发表10天后就过新年，因此表中列在其他一列的300多人也有可能在69年被一锅端下乡但没列在68年分配的图表内。


如果按“四个面向”分配，41中老三届有多少能留在北京及周边地区？ 北京69届继老三届分配后全部分配到黑龙江和内蒙两个兵团，他们是文革中唯一的一届百分之百没有赶上“四个面向”但全部被一锅端去边疆的中学毕业生。怪异的是紧接着北京70届毕业生又百分百的留城分配工作，极少数分到郊区农场和林场。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68-12-21动员上山下乡出现“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并非因为城市及周边地区没有工作提供给中学生，至少可提供相当于毕业生1/4 或1/3的人留在北京及郊区。为什么要从“四个面向”改为全部上山下乡，而且71年以后高中重开，高中毕业生还是要上山下乡，这就需要对文革上山下乡这项国策给与因文革大乱而造成“快刀斩乱麻”之外的解释了，因为68-12-21之后延续了10年的上山下乡属于教育革命引起的巨大学制变化，即对所有中学生一刀一刀的切，都要先下乡再去定夺是否有资格被选拔上大学或招工回城。换言之，所有中学生都先要“非转农”，再看看是否能够“农转非”！ 高！是在是高！

无声

周恩来张春桥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张春桥 1967.10.28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到七时半。地点：国务院小礼堂。参加接见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张春桥、戚本禹、邱会作同志。周总理和张春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记录稿，未经审阅〗

选摘：
总理：
城市人口总要相应的增加一些。因此带来一个问题，城市人口有必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下乡，这是主席规定的方针。我们要使人口平衡地发展，这是长期计划，不能过分集中。工业也要分散到交通要道。逐步跟着铁路线的发展，到人口比较少的地方去。现在有的地方，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上山下乡青年跑到城市里闹。今天在座的有造反派罗！当时他们支持了造反派，支持了你们，现在找你们，留在城市不肯走，他们想呆在城市。许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这要做大量的工作。要用主席思想教育他们，要对他们讲清楚，这不是刘少奇的黑线，要具体分析。这个方向，是主席讲的，主席的教育方针，是要把青年训练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城市没有那么多工业，就要到农村去，做有文化的农业劳动者。。。。。。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不然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

张春桥：

上海是吃粮食的地方。我确实没有什么话要讲。总理把各种问题都说了，我今天是来与大家见见面。

67年10月底是非常敏感的时刻，全国第二次复课刚刚开始，北京红卫兵红代会领导人物曲折在丁国钰的安排下已经去了内蒙插队，周，张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属于南辕北辙，周大谈上山下乡，张就是不接周的话茬。在那次会议后张“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他在67年10月到12月间在上海发表了一系列反对上山下乡的讲话，特别是提到北京方面召开了上山下乡的会议但是张拒绝出席而且还说中央文革也不去。张还要把上海90%老三届留下完成教育革命。周要求学生上山下乡去做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说法与毛泽东一贯的要求学生们去工农兵中“轮转”，也就是工农兵学商样样都干干不是一个口径，毛，周对上山下乡完全不是相同的思路。毛是要求这一代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轮转中培养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红色接班人群体，周是让这一代中很多人去做新农民（扎根）。

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周恩来说“不然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的老大难症结。在城里分配的工作如不称心他就不干，上山下乡更是不去。在老三届后来的一些个人回忆中就有些人提到68年按“四个面向”分配时有人对分在城郊工矿的工作不愿去还要再等等更好的工作机会，结果等来了68-12-21.再说了，只要有“四个面向”，就会有人说凭什么让我面向农村而别人面工厂？没说出来的就是凭什么让我“非转农”而让他留城？

仅从动员上山下乡的角度来出发，怎样才能解决“城里游手好闲的人对城里工作的分配挑肥拣瘦而且不服从上山下乡的分配”？

无声

1968年7月后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进入了一个大变动的时期，我们探索文革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和幕后决策的秘辛如果不从大历史着眼就可能流于片面和极端。如果你在68年7月那个时间点上制作一个图表按照上下纵横排列出相关的历史事件，你会发现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与很多当时和以往不久的历史事件紧密相关。我曾经做过一个网上历史年表（可惜因《知青上海》关闭而湮灭），将文革上山下乡决策和实施的历史资料与当时国内国际大历史事件用图表左右纵横上下贯穿的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我发现文革上山下乡不是当时天空上孤立飘荡的一片历史残云，在当时世界历史的天空上布满了流云闪电，山雨欲来风满楼！

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国际上承认的曾经左右过世界格局的历史人物，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人物只是影响过毛泽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取代过周恩来，就连毛泽东都无法绕过周恩来去决策和实施需要用钱的国内国际大小事情。68年7月底毛泽东率中央大员召见五大红卫兵领袖后不久，68年

8月29日　周接见新疆代表，谈到学生问题时说，“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

很明显，周恩来等不及了，停课闹革命也好，复课闹革命也罢都没有在教育革命方面搞出任何名堂，中学红卫兵在68年7月时期大都在家逍遥，大学红卫兵们却在忙于打内战。对于梳理当年那段历史，我们需要一眼看国内，一眼看国外。。。。。。

无声

过去十年我们在网上讨论过太多次关于文革上山下乡决策的过程问题了，有些很好的讨论随着知青网一个接一个的关闭而湮灭在历史的深处。下面我转来上海知青网浦江情论坛的一楼讨论文字，那样的讨论盛况如今已难得一见。不是我们这一代不想讨论，其原因你知道。。。。。。

链接：

毛泽东12.21指示再解读| [浦江情] - 上海知青网

回复：毛泽东12.21指示再解读

2015-04-25 12:02:00

过去有句话叫出口转内销，毛泽东的文革就有点象减少出口加大内销！我从网上搜到叶帅当年（66年秋）讲话的不同版本，叶帅曾提到文革原定搞到67年1月，这和我们停课半年搞教改是吻合的。后来文革大乱了，毛泽东的性格就是越乱越好，反正他的目标是废掉一线后重掌大权。“攘内必先安外”与远交近攻就出现了后来的联美抗苏。“战争动员是搞好文革的重要策略”！

网络资料的不同版本：

叶剑英讲话

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看，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毛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１月，还有４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 的运动，所以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毛主席和我们几位老帅谈话时，估计可能要在１９６８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 来，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好，而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连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要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什么都不怕了.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说：主席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１０ 月９日至２８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 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印发了林彪８月１３日的讲话作为会议文件。叶剑英在当天下午的分组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１ 月，还有４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备战。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 紧。可能在１９６８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备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 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 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 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