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 【转帖】

拥抱快乐

代号139囚徒赵丹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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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里狱外，赵丹绝响
                                                                         文 / 李辉
    2015年8月7日，是赵丹的百年诞辰。一个远去的伟大演员，似乎已被许多人忘记，时间竟是如此残酷。十五年前，2000年，我编辑《赵丹自述》，整理一批赵丹“文革”期间在关押期间所写的各种交代，并写出这篇长序。现略作修订，在“六根”上推出，以缅怀这位中国电影史上的巨匠。
   

                                8月7日夜，于北京电闪雷鸣冰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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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几年前，一天，黄宗英交给我一摞材料，它们都是赵丹“文革”中关押在狱中所写的各种交代。“这些东西你拿去吧，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令人感动的信任，顿时让我感到手中这些稿纸的分量。随后，一次又一次翻阅，一页又一页整理，一个人沉重而扭曲的生命，渐次在我面前铺展。
    说来惭愧，在一九七八年初上大学之前，赵丹的电影只看过一部《林则徐》，而且还是在“文革”爆发前的童年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印象。
    走进复旦大学，专业是文学，适逢“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这才有机会陆续观看一些“内部电影”。记得那时，上海文艺界几乎每周都要放一两部所谓“内部电影”。说是“内部电影”，无非是当时尚不能公映的外国名片或者过去曾经受到过批判的中国电影，并非什么几级片之类的“毛片”。就这样，我第一次看到了赵丹主演的《武训传》，才知道了什么叫表演上的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后来，他主演的《乌鸦与麻雀》《马路天使》等影片相继重见天日，被封存的历史一页页翻开。久违的赵丹，终于又出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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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扮演的武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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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是中国文艺界发聋振聩的声音。我没有想到，将近二十年后，能够有机会翻阅赵丹的交代，听黄宗英讲述赵丹“文革”遭际和晚年故事。于是，在跨进新千年的热闹非凡的声浪中，我开始以一种特殊心情来翻阅一个人的命运，再次倾听他的生命绝唱。

                            （二）

    先从“文革”结束后赵丹最后的故事说起。
    印象中，那时除了访问过一次日本外，赵丹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抛头露面，更没有机会重新走上银幕，扮演他梦寐以求的形象。黄宗英回忆，“文革”刚刚结束时，赵丹特别想演电影，可是，在“文革”中关押过多年的赵丹，此时仍然受到冷落，一直得不到起用。
    迟迟不得平反并受到冷落的赵丹，这时家里来了几位江西的客人，他们中间便有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赵丹和方志纯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了解赵丹被“新疆王”盛世才关押数年的历史。赵丹为此事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而备受折磨，方志纯听说他还因此事没有落实政策，不由气愤地一拍桌子说：“笑话！你们入狱的五个人里若有一个人带了组织关系，我们当时就能保你们出狱。‘文革’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么当的叛徒？他们不理你，我请你到江西去。”黄宗英回忆，方志纯当即以江西省委的名义，盛情邀请赵丹到南昌指导排演话剧《八一风暴》，并酝酿将该剧改编为电影。这是赵丹“文革”后的第一次重要外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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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准备到江西去时，赵丹又遇到了一点麻烦：
    赵丹出差需要单位开证明，上面写着：
   “赵丹去你处学习，请接待。”赵丹一看，发了火，说：“什么叫学习？我不去了。”我劝他去走动走动。在江西他非常高兴，方志纯把他当贵宾，还请他上了主席台。和在上海的处境相比有天壤之别。(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黄宗英与李辉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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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赵丹与黄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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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出山拍摄电影，是赵丹“文革”后最大的愿望。黄宗英说：
   他天生就应该是个演员。他进入境界时最可爱。他是全身心投入，百分之二百地忘我。什么也顾不上。从大的方面到细节，都一一想到。“文革”刚刚结束时，他太想重上银幕了。你想，他多少年没有拍过电影了？记得大概在一九七七年吧，当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请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总理时，他好兴奋。赵丹试装后走在厂区见着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试片也吃惊竟然这么像。可晴天打雷，突然活生生地把他撤了下来。我真担心他会发疯。已经粉碎“四人帮”了啊！可关于赵丹的谣言满天飞。我陪他去文化部跟部长黄镇讲理说：“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其实撤赵丹也不是黄镇做得了主的。赵丹被撤后，我赶紧为他写《闻一多》的本子。他碰上谁，都要人给他写本子。像苏叔阳、白桦、李，他都说过。他还要我给他写齐白石，还说要不就写《红楼梦》。他想要演想得不得了，还想当导演，常在各种纸上画镜头蒙太奇小框框解馋。当时美国曾发函邀请赵丹去访问，可有关方面却一再拖延，待复函时配上一份有逐级领导一共八个人的浩浩名单。结果对方不接受，说他们请的是艺术家赵丹。（根据与李辉的谈话和信件整理）
   “文革”后的赵丹最终也没有在银幕上扮演出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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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赵丹病倒了。他与他所钟爱的艺术永远无缘了。
   可是，一九八零年九月，躺在病床上的他，却在逝世前几天，口述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参加当时《人民日报》正在开展的“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人之将死，其心坦然。多年积郁，殷殷企盼，一下子倾诉出来。他有切身感受，有一个艺术家的直觉和激情，更有“文革”囹圄之灾的磨难。他不能不把心里话说出来，不能不把生命体验昭示于众，让活着的人能够走出历史怪圈，在教训中清醒，在痛定思痛中变得聪明起来。
    文章一开始，赵丹就毫不掩饰自己的顾虑：
    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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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曾为扮演鲁迅在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