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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下乡的目的、对象都不一样
《考略》说:作为“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党”领导人的毛泽东,此时已经在构想革命一旦成功,他将把他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或曰“知青运动”战略继续贯彻下去——1949年至1976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又一次的“知青运动”,完全可以佐证这个判断。
这是武断、牵强的说法。延安时期下乡是为抗战为工作,这个时期为缺粮而生产的是部队,是359旅,不是知识青年。解放初期为缺粮而生产的主要是部队生产建设兵团和学“苏联经验”而去东北的小部分青年,包括城镇的和农村的。而合作化高潮时期正赶上城市就业压力过大,下乡原因与因为工作、因为缺粮又不是一码事。凭空说“继续贯彻”的是什么呢,一次又一次能“佐证”什么呢?
1、延安
《考略》引用语录“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延安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参加应该是必然,那是根据地军民都参与的行动,毛主席周总理都参加了嘛。这不能说是对青年的特殊要求,所以对他们的要求还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他们是动员和歌颂“兄妹开荒”和“南泥湾”的干部或准干部。
2、解放初期
54年中央批转教育部文件,批示指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部分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还批判了鄙视劳动的观念。55年暑假有57万中学毕业生和236万小学毕业生,还有往年积压。于是《人民日报》社论说:“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有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这样把城市学生也列入了动员下乡之列。因为就业难,家在城市的毕业生就业也出现了困难,开始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
以上两点说明各个时期上山下乡的原因对象都不同,后来还有大跃进后和文革期间的知青下乡,理由与此又不同,原因也不完全一样。
3、大跃进之后的小高潮
《考略》也说出了差别,“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劳动力不足是加速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困难……,中央决定自今年到1963年五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作……。’”在这里提出“劳动力不足”这个新的原因,与先前又是不同的。
下面的文更直接的说“就业”原因,“是缓解‘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1959年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作了全面反思,紧接着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把许多工厂进行撤并,同时将1958年从农村进城支援工业大跃进的职工全部或大部‘精简下放’回农村。”此时供应紧张,物品全面限量供应,粮食首当其冲,除新工人返乡之外,还研究制定了长期上山下乡的计划或规划。
这时,“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务农,长期安家落户。……国家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由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这对于当时充满着理想抱负的青年一代是极大的鼓舞:‘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青年一代毫不犹豫的选择;‘迎着晨风,迎着阳光,攀山涉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是的,《考略》指出,此时目的是生产建设为主,对象是全体不能升学的学生。
综上所述,不存在什么“继续贯彻下去的战略”,一次又一次的下乡不能“佐证”什么。战时以打胜仗为目的,胜利后缺粮以垦荒种粮为主,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以回乡为主,农村合作化也先动员家住农村的,大跃进失误粮食紧张后成了全体不能升学的,最后是文革期间换成“再教育”了。
打了胜仗,支前的工作结束,改开后粮食不缺了就不下乡了,大学招生比例提高了,中小学毕业生不下乡了,文革结束了,在几个不满意后终于终止了文革式的上山下乡。
但愿不要再“继续贯彻”下去了。工人你就努力做工,农民你就科学种田,知识分子你就搞好科研、教育……领导干部必须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其实,结合工农的话题就是给这少部分人说的,他们会遇到“降大任于头顶”,一些高标准的理论调调不应该让普通群众都这样做,因为大部分同学最终是当工人做农民或其他一般工作,是他们结合的对象。
《考略》还提了一些知青下乡起的作用,更是不能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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