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怎样纪念周恩来

无声

通过周秉和，周秉德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们看出了什么？我们当然没有从共同鬼鬼祟祟的转载的那篇无名无姓无时间无地点的“氢弹文字”中那样看出周恩来忠心拥护江青的内心活动来，也可能共同这些江青派会说周秉和，周秉德这些当年的晚辈人说了不算，必需由周恩来亲口说出他反对江青才算数。众所周知，周总理一直在公开场合顾全大局，不与江青公开对抗，习近平在今年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时对总理在文革中的表现所做出的评价是：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历史的演进是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我们不能苛求总理在文革中应该象彭德怀在庐山上与毛泽东拍桌瞪眼对着干那样去做，也不能要求总理象彭真在文革前夕那样公开说：

彭德怀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彭真竟敢讲那话？
2012年02月23日11:05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彭真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做的？正如习总说的周总理“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文革”中周恩来如何自我保护：公开顺从毛泽东
杨基正　吴精通

2012年08月17日10:41  来源：党史文苑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小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巧妙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

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 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1980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采取毛泽东能接受的措施来纠正错误。在纠错过程中，周恩来非常谨慎，言谈举措都让毛泽东能接受，甚至也让江青所接受。1960年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一开始李富春提出方针是整顿、巩固、提高。周恩来一看“整顿”两个字可能刺激毛泽东。就把它划了，改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整顿”说明错误程度很严重，而调整就平和得多，这样毛泽东才能接受。再比如解放老干部时，中央发的社论中原来有这么一句话：“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周恩来觉得这样写虽然没错，但会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只讲老干部，那江青一伙怎么想？他们自认为代表的是新干部。于是亲手改成“经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和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一改谁都不好讲什么，社论得以通过。解放老干部的政策得以顺利落实。

无声

上文中有句话是：
“采取毛泽东能接受的措施来纠正错误。在纠错过程中，周恩来非常谨慎，言谈举措都让毛泽东能接受，甚至也让江青所接受”。

上文中还有句话：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

从上面这些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不可能心悦诚服和发自内心的去追随江青搞文革，尼克松有句评论可能算是旁观者清，他说：

“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无声

遂宁知青 发表于 2018-11-15 11:43
当年你们家的不公正的遭遇全国各地皆有，且数量甚多，惨不忍睹，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大背景，恰恰证明在总理追 ...

刚看到你的回复，当年我哥哥因为近距离观察江青后发现她信口开河精神异常才在私下与人说江青有精神病，后来被揭发。他入狱后遭到批斗和毒打，直到现在他的面部还时有抽筋疼痛。当年在南京地区有8人犯有攻击文革棋手江青的大罪，曾被要求判重刑！后来报到许世友那里，许将军大笔一挥给我哥减刑了，老将军的理由是“这个娃娃父母都是老共，他怎么会反党？”言外之意是反江青不等于反党。后来我哥还是被下面的人判为“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然后就是开除大学学籍取消大学生工资待遇，回原籍作为无业游民，他曾要求去内蒙古建设兵团被拒绝，怕他叛国，后来就被送到过去的劳改工厂。这位现反文革后平反，自1977年开始从事有色金属稀土行业的专业和进出口工作直到他们在长安街的总公司关闭合并到五矿。此君是个另类，1977年平反后受到重用的老大学生很快提拔正处级，结果一直干到退休还是正处，而且调离进出口公司，原因是在他领导下公司赚到大笔外汇，上级，同级，下级都张开大口，上级要买高级轿车，同级要大建楼馆，下级要求建住房。但这位老兄一概拒绝，还在公司抓了几个贪污犯送上法庭，得罪了领导，"脱离了群众”，最后被平调去管后勤。他是同级中唯一不要公家配给私人拥车的干部，他也是在电报大楼全北京最后一个为BB机缴费的公家干部，因为他严令公司所有人不许拥有公家手机。因为他的不近人情，在有色金属大楼里那些年轻干部见了他都绕着走，有位中央老领导的子女还开导他不要太古板。最后的最后，公司亏损，他原来手下的几个进出口业务员分别席卷几百万美元逃到美国，原分公司大楼出租，公司全体职员免费在三环内分到三居室一套。最最后分公司改制，原总公司也被中央撤销，我哥的上级，同级，下级后来大都被双规或查处。


我哥对各方亲戚说三亲之内不要找他做生意，他对我说如果他让我在国外当百万富翁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不能那样做，让我自己去奋斗。后来我的一位熟人（我为其打过工）是上海美籍商人，他听说我哥的业务后去北京找我哥做稀土进出口生意，提出贱买（从中国进口稀土）和贵卖（向中国出口设备），条件是在瑞士给我哥开账户，但我哥立马拒绝。这位仁兄后来对我愤愤不平的说他在中国生意场上从没见过我哥这样手握进出口大权却拒绝在瑞士银行开户的人。


我的对手说我是特朗普派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其实他们也知道我在干什么！好象只有他们才痛恨腐败? 他们骂我的母亲，她老人家临终前一年给总书记写信要求中央纠正党风，消灭腐败。她还以我哥为原型写了半本未完成的小说。他们这代人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不愿看到共产党国家进入周期律而垮掉。但是看到问题只是第一步，看到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更重要，最后是怎样解决问题就是无比重要了。在我哥的例子，为什么如果他跟随大溜不严于律己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让我在海外成为不劳而获的百万富翁？就是因为他具有轻易侵吞国家资产的一切条件，那就是体制的痼疾！一是国产就是党产，二是党产归党权随意不受监督的使用。例如一把手一句话就给公司全体职工每人在三环内买一套三居，皆大欢喜，全体贪腐！

再搞文革可以打贪官收住房，但是新官上来没几年又变贪官，因为那个体制是靠自觉自律而不是靠人民监督而运转的。周恩来就是严于律己的典范，但他只能把周秉和从军队送回农村，连毛泽东在文革中都开后门送人上大学，邓榕就是走了毛泽东后门上大学的。因此我们纪念周恩来的严于律己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问题更难了，难倒了所有理论学者，此问题在本文最后一定要写出一笔！

无声

周秉和文章中有一段让人震惊：
“当1979年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后，我父母终于可以与他们的嫂子、我们的七妈相见了。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叔嫂之间、妯娌之间重新团聚，三位老人喜极而泣。回想十几年间的艰难处境，唏嘘不已，倍加思念和缅怀我的伯伯周恩来。”

什么情况？我哥因“反江青案”在1977年就彻底平反了，周秉和父亲勿须有的问题要等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 而且他1975年就出狱了，但是一直等到1979年彻底平反后才能与邓颖超见面“喜极而泣”？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虽不是内行，但受过速读的训练，能在速读中发现重点问题。1979年？彻底平反？那时才让见邓颖超？ 还没说周秉和的几个姐弟兄妹在文革7年间不让探视狱中的父亲，周秉和父亲连参加总理追悼会都不让？听起来有难言的恐怖！

无声

周秉和父亲当年犯有什么滔天大罪了？据说是红卫兵对王光英抄家时发现了聚餐请帖上有周秉和父亲的名字。王光英是谁？王光美的哥哥。这就与刘少奇挂上钩了!


1977年8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刘少奇问题的提法仍然与九大、十大一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这样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党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并非一帆风顺。以思想解放著称的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三中全会，会议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外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会议的底线。中央工作会议上各个分组提出了很多应当平反的冤假错案，但因为刘少奇案件太大，牵扯面太多，涉及许多重大政治问题，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极少有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
　　于光远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一书中写道：
　　在11月25日开(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要求中央处理，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在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与会者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都没有谈到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仍然任重道远。

无声

1978年12月22日，中央组织部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做出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

　　据王光美回忆：“那时，我没有家可回。出狱那天，我被有关方面直接送到了厂桥的中办招待所。孩子们马上赶来厂桥见我。他们告诉我，这里是‘两个凡是’那几个人掌管的地盘，可住不得啊，应该住到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分管的地方，这样才安全。经过耀邦同志的过问，我便搬到翠明庄的中组部招待所去了。那时，我一身是病。耀邦同志十分关心，又送我到医院去治病。”(高建国：《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

1979年1月27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中组部派人接王光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在刘源和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万仲翔搀扶下，王光美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时隔多年以后，王光美第一次公开亮相。1月28日春节，《人民日报》报道了王光美出席春节联欢会的情况。

　　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对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做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6月5日，在胡耀邦的安排下，王光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政协委员。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光美与其兄王光英在政协会议上的照片。这是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露面之后，首次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更加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11月，王光美任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

无声

可以看出，当“197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光美与其兄王光英在政协会议上的照片”，周秉和父亲的冤案就可以了结了，这距离粉碎四人帮已有近3年的时间了，就是因为刘少奇的案子是毛泽东定性的，在人们的头脑里两个凡是的禁区不容松动，直到40年后的今天在一些人头脑里仍然是如此！刘少奇冤案：曲折的平反之路2016-09-20 17:45:47
来源：搜狐  国家人文历史

　　“1979年2月5日，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孙大光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因为有华国锋的态度在前，当时没有得到正面回应。现在胡耀邦已是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这封信经胡耀邦决定，正式转报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批阅。华国锋圈阅了孙大光来信，但并未表示有态度的意见。(《纵横》2006年第3期，张曙《陈云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
　　在此期间，邓小平曾指示中央纪委研究处理刘少奇冤案。2月22日，中央纪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据会议纪要记载：“中纪委办公会议决议：刘少奇问题，群众来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央纪委研究。这两个人的问题(另一人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
　　邓小平的指示没有得到落实。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在一个内部谈话说：“党中央明明白白知道，现在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应该做，可是现在不能做。刘少奇这个问题，如果匆匆忙忙地，今年上半年拿出个稿子来，也可以，但不好。现在全党是否意识到刘少奇这个问题过头了。我觉得是过头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小平同志，脑子里没有谱吗?有谱，可是，现在解决不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我们的步子迈得相当的快啊!我们自己的领导跟不上。历史局限性不仅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包括主观的可能性。”　

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做出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邓小平和陈云要求中组部复查刘少奇问题的批示，这一次终于在胡耀邦的组织领导下开始落实。
　　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
　　王任重和王鹤寿二同志能够参与中纪委的工作，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出一把力，是与胡耀邦分不开的。胡耀邦曾为他两人的冤案复查，与中央专案组有过激烈冲突。

　　1979年4月18日，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正式成立。在胡耀邦领导下，由曾负责复查“六十一人案”和从1978年11月即开始调查起草刘少奇案报告的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担任组长。复查小组由8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

　　当时刘少奇案有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一些案卷，总共570卷档案。复查组在4月至5月中旬集中看材料，5月至6月搞调查，7月至8月做补充调查，写复查报告。他们查了约半年，本以为那么大的帽子、那么多的帽子,证据应该很硬，不好推翻，结果发现所谓的“证据”全都是子虚乌有，基本上都是伪证、逼供的产物，还有诸如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更是莫须有。
　　11月，复查组向中央正式做出《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

后人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往往讲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邓小平、胡耀邦、陈云、邓颖超等人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领导人明确反对给刘少奇平反，他们认为平反了刘少奇，那毛泽东怎么摆?“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党的基本路线和继续革命理论怎么看?”

直到今天，社会上一股势力还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群众运动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是对的，而且还在那里从历史上逐年逐月的搜集刘少奇的“罪证”来加以说明，例如将大跃进中刘少奇的言论找来说明大跃进的盲动都是刘的错误，这些人不顾建国以来的所有顶层设计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在没有前人可借鉴的情况下全体第一代党的领导人所出现的共性问题，这就是邓小平说的人人有份。但是有一点必须澄清，文革是背着党中央一线领导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自下而上的由党中央二线不承担党和国家主要日常工作的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是毛泽东的专利，从此国家正常的日常工作和稳定的社会生活就被狂飙突起式的社会革命完全打乱，造成了全国亿万人民个人命运的极大改变（被户口制禁锢在边远农村的农民所受影响较小）。文革最早的发起者实际上江青，她秘密在上海找张春桥，姚文元搞的评海瑞罢官实际上并非是毛泽东专门用来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说：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引用了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时间在1967年2月3日。“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说得很清楚了。
毛泽东说：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后来毛泽东接见另一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客人时说：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30页，编印者不具，1967）”

　官方的史料与文革期间红卫兵小报记载的史料不一样，主要区别在于毛泽东是否事先知道江青组织人马背着党中央秘密起草评海瑞罢官的“炮弹”，但是我认为文革的发动最初还是属于擦枪走火，其实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有了文化小革命，并且成立了“小中央文革”的五人小组，专门处理文艺界出现的只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路线的问题，江青在文革前就抓了样板戏，这属于局部的文艺改革的工作。但是评海瑞罢官的目的不同了，涉及是否吴晗代表中央内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有人说江青搞的评海罢一文本身也是为了在7000人大会上憋的一口气而找一个出气的机会。那口气就是当年彭真提出的大跃进也有毛泽东的责任而使得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承担责任并主动提出延长会期，代表们留在北京过春节，让大会成为出气会。不幸的是因此在中央一线和二线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嫌隙，进而因评海罢是否应该发表出现了中央一线和二线的斗争，毛泽东愤怒之下为了打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中央一线不听话的局面，不顾一切的发动了文革和红卫兵运动，按江青的话说就是出了7000人大会上憋的一口气。文革出气的结果就是凡与刘少奇沾边的都没有好下场，与王光美沾边也一样，与王光英沾边也不行，因此周秉和的父亲直到1979年才能和邓颖超团聚喜极而泣，悲催啊！刘少奇平反是“邓小平、胡耀邦、陈云、邓颖超等人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而促成的！

遂宁知青

应该是1979年团聚，文中错写成了“1070年”团聚，望核对。

无声

我查看了官媒和坊间许多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的文章和资料，凡提到文革的都含混不清，似乎人们不愿卷入当前历史的争论。但是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上的讲话言简意骇，如果逐字逐句地推敲，就可以明确地回应那些自称为支持习总但是却在全党全国全网纪念总理120周年之际连篇累牍充满深厚感情的歌颂江青呼唤文革，他们一篇纪念总理的文章都不写，全都是从社会上搬运挺江的帖子，还搞来什么社会上给江青鲜花的数据，他们提到过给总理鲜花的数据吗？

习总说：

周总理在文革中“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挺江派们如果还在那里搬运侮辱周总理支持江青支持文革的“氢弹”就是无视和对抗习近平纪念总理的讲话。就算习总说的话属于不宜直说只可意会，但读过书的特别是自称上过北大的人应该能理解什么是常人难以想象，什么是忍辱负重，什么是苦撑危局！

什么是危局？

无声

遂宁知青 发表于 2018-11-15 23:03
应该是1970年团聚，文中错写成了“1070年”团聚，望核对。

已发现和改正，也不是1970年，而是1979年！
谢谢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