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陈幼民: 回忆当年在陕北的苦日子

屹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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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里，家家户户都要摊“合子”，这是用发好的玉米面调稀了，再加上小米面，在个圆圆的小平底锅（老乡管它叫“鏊”）上摊的圆饼，摊好后趁热折成半圆形。每家都要摊上几笸篮，放到寒窑里冻着，正月里不蒸新馍，全靠吃它。这东西吃起来松软香甜，但不太顶时候，所以，多在农闲时才吃它。

我在城里时，不喜欢吃粗粮，总觉得粗粝难咽，到了乡下方知，新粮与旧粮的区别。城里人吃的多是旧粮，早已走了油性，所以乏味。乡下虽然缺油少肉，也没有丰富的菜肴，但就新粮的美味这一项，却是城里人难以享受得到的。

我们队里每年还要专门留出一块地来种高粱，这倒不是为了增加口粮，因为这高粱实在不好吃，甭说人了，连牲口都对它爱搭不理的。老乡们种它，主要是为了取那长长的穗杆儿，给婆姨们做蒸筚子和锅盖用。这东西坏得快，每年都得换新的，要是不种这种高粱，婆姨们会不答应。

口粮里的上品，自然当属白面，家家户户把那小麦宝贝似的存着，就像城里人在银行存的钱，不到当用的时候是不会拿出来的。谁家有多少小麦，也就成了光景好坏的象征。谁都知道白面顺口，老乡们有话，说白面捏成驴毬都好吃，只不过当年，小麦稀少，人们只能把顿顿吃面当成了一种奢望。但在乡间，有些日子是必须用到白面的，除了婚喪嫁娶之外，清明节祭祖，家家都要蒸白面馍馍，到坟上供一下，再拿回来大家分吃掉。“六月里，六月六，新麦馍馍包羊肉”。新麦下来的时候，再穷也得尝尝鲜儿。八月十五过中秋，要做月饼。我们村的月饼简单，也就是白面饼上压几道花纹，条件好点的家庭，还能放上一点糖。到了过年，就是白面最集中的消费时间，包扁食，做羊肉臊子面，还有走亲戚用的花馍。平日里千省万省，这个时候不能省，要不然，一年到头，过着还有什么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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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插队的前半年，把粗粮都吃烦了，好容易等到新麦子下来，几个人一商议，要好好吃一顿面。我那时才知道，陕北人吃面是很少用纯白面的，要加进小一半的蔓豆面。这蔓豆在外地通常是做饲料用，在陕北，就成了白面的替代品。加入蔓豆面后，白面的韧性就少了许多，十分难擀，队里怕我们把面条做成糨糊，特地派了个麻利的婆姨给我们擀面。灶里的火烧得旺旺的，那婆姨将擀面杖舞得上下纷飞，面擀得均匀透亮，下到锅里，长而不断，捞出来，用个大号洗脸盆盛着，再浇上洋芋臊子，端到我们面前。我们几个早等得眼睛都绿了，几筷子下去，如风卷残云，一盆瞬时就没了，那婆姨忙着再擀。就这样吃着擀着，擀着吃着，到放下碗时一算，我们六个人整整吃了六大盆。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把那洗脸盆放在肚子上比了一下，它可比我的膛儿大多了，真不知是怎么装下去的。

刚才说到蔓豆，陕北还产绿豆、红豆、芸豆、黄豆、青豆和黑豆等。黑豆在别的地方是喂牲口的，人并不吃。而在陕北，由于缺粮，人不得不与牲口争食，竟也将之发展成一种地方特色食品。将黑豆先用水浸了，上碾子压，压成一个个薄薄的小圆片，老乡们称之为“钱钱”，把它和小米在一块煮，就做成了“钱钱饭”。这饭吃起来有油性，老乡们很是喜欢，他们甚至在歌里唱道：只要能吃上钱钱饭，信天游三天三夜也唱不完。黄豆和青豆可做豆腐，我们做过几次，也是先将豆子用水泡，再磨成豆浆，上锅熬，用卤水点，捞出豆花放到一个木盒子里，我能干的活就是狠命的压。新做出的豆腐香味扑鼻，温润可口，我们一边做一边偷吃，待豆腐做完，一小半就已经进肚了。闹得帮我们做豆腐的老乡很没成就感，他不明白，同样斤两的豆子，为什么在我们家就出得少。

杂粮里边，我最喜欢的就是荞麦，一是因为它好吃，二是因为它好看。收罢小麦，在秋播之前，还能赶着种一茬荞麦。民谚里说，荞麦出土就开花，七十五天就归家。荞麦长得不高，杆儿是紫红色的，花是粉红色的，如果种得多，那满坡满岭，就是一片花海，鲜艳妩媚，风情流淌，在灰褐色的高原上，显得很奇特。就好像你在满耳沉重的喘息声中，突然听到了一曲少女娇嫩的清音。只不过这景色维持不了多久，艳丽之中也带着一种感伤。难怪在陕北的酸曲中，会时常提到荞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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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皮是紫黑色的，磨出的面却雪样的白。但下到锅里又变了紫色，好像被墨水染了一般。荞麦面没有韧性，擀不成面条，乡里人用它来压饸饹。荞麦饸饹是一道美味，吃起来顺滑爽口，只不过荞麦产量低，所以吃这道饭，一年中也就那么有数的几回。压饸饹一个人做不来，一般得用三个人，一个专管烧火拉风箱，保持锅里的水一直开着。一个人管和面，下面，捞面，还有一个人专管压。有的饸饹床子很大很重，支在锅上，压饸饹的人得坐在压杠上，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把面压下去。所以每次吃饸饹，总显得格外热闹，后窑掌里水气腾腾，风箱拉得像锣鼓点，人们边压边吃，饱了就走人。荞面饸饹最好是配羊肉臊子，我总认为这是最正宗的西域味道。可当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羊肉，平日里有萝卜洋芋做的素臊子浇上，就已经满意的不行了。

如今城里人也喜欢吃荞麦，但基本上吃不到纯的荞麦面，天知道那些包装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反正和我当年吃到的已经相去甚远。

陕北的农户，一般都有两到三孔窑洞，除了住人，专门有一孔用来存放粮食和杂物。这窑洞从不生火，所以也称寒窑，确是存粮的上佳去处。放粮食的东西叫“桶儿”，用荆条编成，或圆或方，里边用牛粪与黄土和成的细泥抹平，干后光滑结实，听说还防虫。把粮食放在里边，阴凉干躁，经年不坏。我们的寒窑里，存放了全部的家当，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桶儿”，占了半个窑，几口缸里，腌着酸菜，地上，还堆着洋芋和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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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洋芋和红薯应不应该算粮食，但在我们的食物中，它们却占了很大的比重。陕北的洋芋产量不高，可品质很好，皮薄肉白，又面又沙，可作主食，如洋芋擦擦，那是把洋芋擦成丝，裹上面来蒸，再蘸着蒜水来吃，倒也别有风味。也可做菜，炒片炒丝。记得有一年，我们有五六个月的时间断了油，每日吃的菜，就时水煮加盐。一天轮到我做饭，切好了一堆洋芋丝，却不想再用水去焯了，便把锅烧热，将洋芋丝倒下去，用锅铲狠翻，竟在干锅里把它炒熟，和干粮一起让送饭的带到山里去。同伴们收工回来，直嚷嚷今天的洋芋好吃，问我向谁家借的油。当我说了我的发明，众人叹息不已，一位同学的家里听说，赶忙寄来了一罐猪油，我们省吃俭用，又支撑了半年。

那年秋季，阴雨不断，陆陆续续下了近一个月，柴禾快没了，也磨不成面，只得每日烀一锅红薯，放在那儿，谁饿了就啃几口。红薯好吃，可连着几天只吃它，谁也受不了，胃里发酸不说，这东西滑肠，进得快也出得快，人一有便意，就得马上上厕所，夹都夹不住。

红薯分了很多，光煮着吃也不行，我们就想到了晾红薯干。把红薯煮熟了，切成片，撂到窑脑的石板上去晒，到半干不干的时候，最为好吃，有点像橡皮糖，有咬头，还甜。我们每日收了工，先去寻几块来嚼。插队时还能有零食吃，这是原来没想到的。

我们当年是一群十八九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农活耗体力，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所以个个饭量惊人，还总觉得饿。人活着都是有理想有目标的，依着状况不同会有大小之分。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那时对吃饭的企盼，超过了对理想的追求。在地里干活，眼睛却瞄着山路，就等着送饭的人出现，看到那个摇摇晃晃的人影，心里便欢呼起来，老镢也舞得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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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陕北的饭养女不养男，此话可能有些道理，有的女生，眼看着胖了起来，但大部分男生，都干瘦干瘦的。我离开农村很长时间，还有人非常怜悯地对我说，你这娃身体太弱。

民以食为天，越穷的地方，人们对吃的欲望越强烈，这可能就是隔了这么多年，我还能对陕北的庄稼和饮食记忆深刻的原因。从不适应到适应，当年确实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改造”吧。那时的宣传，是把这种不适应，说成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的结果，是对城里的这帮洋学生进行“再教育”的理由之一。其实，知识青年们对陕北杂粮饮食的习惯，与其说是思想改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对饥饿的一种服从。我后来到过关中农村，发觉那里的人们，对陕北艰苦生活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北京城里来的学生，我才知道，这是生活环境与习惯使然，原本与什么阶级思想无关的。

时代在发展，陕北的生活也好了许多，吃糠咽菜逐渐成为了记忆。只是我有点弄不明白，如今城里人宣传的健康生活新概念，竟与当年陕北的苦日子多方契合，你看，居住在高原，每日上坡下坡，锻炼了腿脚，呼吸着新鲜空气，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纤维的杂粮，缺油少肉，基本素食，照理说已经是理想境界，可人们为什么觉得苦呢。恐怕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还是要争着往城里边奔，看来富贵时的想杂粮，和吃着杂粮想富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