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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清风修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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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划痕(1—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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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8 08:16:00 | 只看该作者

关于之三:

苑姓源头作细考,

山西洪洞槐树交,

时间上溯到商朝,

介绍武丁与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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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8 17:17:00 | 只看该作者

和龙行天下:忆幼时小院

暖风初至椿芽小,

满院荫浓寻啼鸟,

枣压枝弯数新红,

唇上粘絮雪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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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9 08:07:00 | 只看该作者
可爱的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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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9 09:51:00 | 只看该作者

和龙行天下《关于之三》

强扯武丁说妇好,

攀龙附凤俗未了。

世人争看苑中花,

何曾留意陌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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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9 10:23:00 | 只看该作者
 

             相府胡同

                   ——岁月划痕之四

      相府胡同,这么阔气的胡同应该出现在皇城北京才对,可它偏偏出现在了保定。

      据说通州曾经有条胡同叫过这个名字,但它还有个名字叫进贤胡同,不像保定这条胡同是咬定“相府”不放松,文革中被改为“前进胡同”,文革一结束又赶紧改回来。

      不过,保定的这条相府胡同还是在九十年代的城市改造中消失了,那块地方已盖了楼房,地图也抹去了相府胡同这个名字,只有那些坚持旧习惯的人还在用相府胡同来称呼那个地方。我就是这顽固坚持旧习惯的人之一,因为我下意识地把它当成了我永远的家,虽然那里已经没有我住过的一砖一瓦。

      我和母亲是1954年来到保定的,刚到时我们借住在了父亲所在的美利金笔行的经理张伯伯家。寄人篱下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住下之后父亲就开始找房子。大概一个月之后,父亲告诉我们,房子找到了,离他上班的地方很近,那个小巷叫“相府胡同”。

      我那时虽小,但已经喜欢听人讲故事,并从故事中知道“相府”是很大的官住的地方。能住在大官住的地方,应该是一件荣幸的事,所以我很高兴,盼着快点儿去看房,好知道那个相府是个什么样子。

      看房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和母亲随着父亲先到了美利金笔行所在的税务角,然后向北进了一条小巷,父亲说这条小巷叫杨树胡同。由于税务角在保定地势最高,进入杨树胡同便是大下坡。下坡几十米处,路西有棵五六个大人才能抱得过来的大槐树。父亲说,大槐树对面的小巷就是相府胡同。在杨树胡同我只看到了槐树,却没有看到杨树,它为什么叫杨树胡同呢?后来才知道,是我听音定字弄错了,应是杨淑胡同。

      进了相府胡同的这个西口,南边北边各有两个院,东边有两个院。南边的1号院和2号院之间,有一公共厕所。这六个院围出了一块不小的空地,空地北侧有块一米见方的大石头,棱面光光,几个小孩正在围着它玩儿。

      空地东南角是胡同的小路。父亲领着我们顺路向南拐,走出十多米,路面由刚拐时的二米宽,变成三米多宽。并一分为二,左边坡度大增,在顶头处向东拐去。右边则随原地势向南延伸,在超过拐弯处两米多的地方,形成一个凹形区。在转弯处上坡比下坡已高出一米多,梯次摞起三块大石头把上下坡连了起来。

      父亲指着转弯处西侧凹进去的地方说:“我们找的房就在那个院儿,4号院儿。”

      可我却没有发现有什么院门儿。近前一看才发现奥秘所在——大门开在了凹形的西南角西边一侧,且拱形院门与外墙浑然一体,没有任何凸出的部分,不进入凹形地带,是很难发现院门的。

      我一直猜测房主是为了防贼特意做了这样的设计。别说,效果还确实不错,自我们入住就没有招过贼。

      父亲说,这个院儿的房主是保定最大的油漆店的老板。他有两处宅院,另一处在保定市光华路38号,比这处大得多。不知什么原因,房主决定全部出租这个院子的房子。他们全家已都搬到光华路去住。我们到时,房东已安排人在等我们。

      爸爸已事前来过,并了解了租房的行情。他带我和母亲又逐屋看了一遍这个院的11间房子。

      北房,屋子地面高出院子地面30多公分,中间有一阶石头台阶。北屋共三间,中间的那间凹进去一米多,其正中是上部装有四块玻璃的木门。凹进去的部分形成一个外廊,廊檐两侧角上有格状雕花饰件。东西两间面积都在15平方米,门都开在中间的那间屋内。三间房阳面全部都是玻璃窗,东西两间有可开启的活窗。三间房的雨檐下装有带浮雕的饰板。

      南房为两间,里外间,每间大约12平方米。靠东的一间开门,有一贴窗纸的木格窗户。靠西的一间被一小厕所压住近两米,只留了一个小木格窗户。

      西边,靠南是个小厕所,也就3 平方米。中间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靠北的一间大些,也就10多平方米。

      东边,最南边是一间小房,从外边看只有一个门,但由于不压南房,里边有向南的空间,面积有5-6平方米。挨着这间小房向北,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再向北是门洞,门洞口装有两扇大木门,门上除了有木门闩,还在下边装有3个环的铁吊链。另外,还留有插顶门杠的地方。最北边是一间近6 平方米的小屋。

      东房和西边靠北的房子,房檐下装有雕花的饰板。

      当时,这个院的房子全都空着,可由我们任意挑选。

      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没有选宽敞明亮的北屋,因为每间要租金5万元,而且最少要租一间半,当时爸爸的工资不过30多万元。南屋也不能选,黑暗潮湿不说,里外间必须一起租,房钱也少不了。所以,最终选定的是西边的那个10多平方米的单间,它的租金是3万元。(那时用的还是旧版人民币,1万元只相当于后来的新版人民币1元。)

      要租的房子选好了,可我心里还有事儿,那座“相府”在哪儿?是个什么样子?父亲说,他也不知哪个院儿是那座旧相府,听说在南口。我们走时决定从南口出去,顺便看一下。

      从院里出来,我们踩着三块石头上了坡。上坡向东10米处是一个澡堂,澡堂门向南开,拱门的上部有三个字,父亲说是“清和园”。由此向南,顶头后再向东向南,就到了出口。原来我们是从东到南斜穿了税务角的东北角。

      以前,我还从没有走过这么窄的路,宽处也就一米多的样子,最窄处两人走对面都要侧身。小巷里的房子多数破旧不堪,有的外墙中部已凸出,像挺着的大肚子,在故意挤压行人。

      小巷南口冲着东大街的只有一个院,门楼的花砖虽然雕刻得挺精细,但门楼很低矮,而且进门不是上台阶,而是下台阶,因为院子地面低于小巷地面。里面的房子不知如何,但从逼仄的格局看,也不像相府。巷内似乎还有两三个院落建有门楼,但都非常小气。即使不论它们的位置,它们也难与相府搭界。

      唯一与别的胡同不同的是,胡同南口有座高大但已残破的砖牌楼。它有一个很大的砖拱顶,拱顶两边是高大的立柱。柱顶有残破的圆球,柱面似有彩绘,但已模糊。拱顶上有泥灰塑的祈福类装饰,也已剥落。总体感觉是一副破落户的样子。

      这就是那个住过大官的相府胡同?太让人失望了。

      我也曾怀疑过这里是否真的住过相爷,因为不仅院落没有像“府第”的,而且胡同里也没有像达官贵人的,住的都是像我们家一样的平头百姓。

      虽然我们住的地方听起来很闹气,但我们的日子却是很清贫,并没有沾上相爷什么光。

      大概1959年的时候,相府胡同瘦过一次身,拆掉了紧临杨淑胡同的两个院。拆掉的原因是因为杨淑胡同要扩张,不过扩张成马路的杨淑胡同倒把名字弄丢了,要改称新北街。

      相府胡同被拆掉的两个院儿,分别是1号院儿和16号院儿。拆除后那些剩下的房子,都归了新北街,这两个院儿的门牌号也随之取消,我们住的4号院儿就升级为3号院儿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人们要革“四旧”的命,我们这个相府胡同也就成了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于是得改名,有人便将它改为“前进胡同”,“革命永远向前进”吗!那个人是谁?肯定不是我,我没那么有才。

      文化大革命搞烦了之后,我去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离开了相府胡同。说是要扎根边疆的,可最后还拔了根,又跑回相府胡同。

      结婚的时候,相府胡同的院里没有我和媳妇住的地方,只好去租社员的房子。这一住就是4年,直到父亲从单位分房搬走,我才又搬回相府胡同。

      虽然断断续续在相府胡同住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弄清相府胡同里的相爷到底是谁,似乎它成了谜。

      直到1990年春,我才找到了谜底。那时我已到保定市报社工作,担任了总编室副主任。上级要求各单位都要配合省市有关部门编写志书,我便承担了编撰《保定报志》的任务。由于工作需要,与市里主管编志工作的尤文远有了交往。又由于工作需要,他送我一本1984年7月保定市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印的《地名资料汇编》。我发现书中便有关于相府胡同的介绍:“基本为南北走向,呈不规则状。南起东大街,西到新北街,路长155米,宽2米,土路面。系居民区,隶属中华路街道办事处。”“清代有一姓于的相国,曾在此街南端建公馆,故该胡同得名相府后,后称相府胡同。1969年改名前进胡同。1981年复名相府胡同。”

      按照《地名资料汇编》的说法,清代姓于的相国在小巷南端建的公馆,那对着牌楼的那个进去要跳坑的院子,还真的就是“相府”,那相爷的府第也太寒酸了,这官儿当的。

      那么这位清代的于姓相国是谁呢?《保定晚报》一篇有关保定街巷的形成和演变的文章说,清代直隶巡抚于成龙曾在相府胡同住过,因为他加衔太子太保,而太子太保有相位之称,所以这地儿就叫了相府胡同。这说法听起来有些牵强,但清代在保定任职的于姓大官中没有比他更合乎条件的,就只能算是他了。

      这位于大人您可能也认识,因为他曾在全国火过一把,2000年央视一套上映的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中那位“于青菜”、“于青天”就是他。他的事迹着实感动了一大批人,以致被公认为是清正廉洁的楷模。据说那些故事还都有真凭实据,他不是那种人为拔高的假典型,所以我的这位邻居就着实可钦可敬了。据说保定贤良祠供奉的第一位贤良就是于成龙,另外,还给他修了于公祠。

      这位于成龙这么厉害,我就以为他是公案小说《于公案》主人公的原型了。后来才知道弄错了,原来还有一位于成龙在保定任过直隶巡抚,他以治河闻名于世,这位才是《于公案》中那位断案如神的于公。由于这位于大人比前面那位于大人任直隶巡抚晚,且年岁要小,所以被称为“小于成龙”,前面那位自然就是“老于成龙”了。

      不过也有人对相府胡同是因于成龙而得名的说法不认同,他在报纸上发文章说,清康熙年间两位先后做过直隶巡抚的于成龙,都当不起“相位之称”,且督抚衙门后边都有官邸,不需在外边建公馆。

      那相府胡同因何得名?文章说是从冠有民国辛巳(1941年)序的《清苑县志》抄本得知,因明代刘吉府第在此故也。文章还介绍,《明史》说刘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屡遭御史弹劾,却越弹劾越加官,终至相位,且居位十八年。“人目为刘棉花,以其耐弹也。”不过最终他还是因为得罪皇帝丢了官。文章还说这条胡同明代叫刘阁老胡同,清光绪《保定府城图》则标名相府后。

      对这种说法,我也有疑问,因为保定市还有条街叫国公街,据《地名资料汇编》说:“相传,明朝阁老刘吉国公曾驻此街,故得名国公街。曾称刘阁老胡同。”一个保定市怎么会有两条小巷都叫“刘阁老胡同”?难道刘阁老也是“房爷”,有多处府第?

      我知道胡同历史是越久远越有底蕴,但还是希望我的老邻居是清代的于公,而不是明代的刘阁老,因为刘阁老与我厌恶的那批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最终,我在没有完全弄清这条胡同出处的情况下搬离了它。1992年时我从所在单位分到了宿舍楼,两室一厅带厨卫,可比我在相府胡同的小平房强多了。邻居们投以羡慕的目光,我自然也是喜气洋洋。

      可离开后,我却空落落的,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同院叔叔婶婶,那些与我一同成长的发小,那些与我比邻而居了三四十年的邻居,那亲切的声音和习惯的味道,那熟悉的环境和温馨的氛围,都让我依依不舍。

      好在我搬走之后,我弟弟住了过去,我还可以随时回去看看。

      可弟弟搬回去不久,这条胡同就彻底消失了。那时候保定市搞旧城改造,规划到了新北街东侧的胡同。于是包括相府胡同在内的一条条小胡同被夷平,很快,一座座居民楼又拔地而起。

      弟弟也像我一样住进了楼房,可再去看他的时候却没有了回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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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30 08:37:00 | 只看该作者

相府胡同在保定,

当年在这驻家庭,

下乡归来仍在此,

最后消失是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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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30 21:58:00 | 只看该作者
 

和龙行天下关于《相府胡同》的评论

旧居难忘此心同,

花甲犹思父母情。

何必隔墙居宰相,

只须同院赏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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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31 08:12:00 | 只看该作者

楼主你好棒!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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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 19:18:00 | 只看该作者
 

       父亲的巧手

             ——岁月划痕之五

我从乡下来到保定之后,才对父亲有了清晰的印象,那时我已快5岁了。

从父亲收拾新租的房子开始,我就发现父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有一双巧手。

我们家租下的房子,在相府胡同4号院,是院里靠北边的西屋。这间西房是借3号院房子的后墙盖起来的。南北长4多一点儿,东西宽2多一点儿,总共10多平方米。由于中部用了过梁,还被看作两间房呢。

当初我们看房时,此屋的内墙有的地方抹了泥面,有的地方还露着借用墙的砖,显得又脏又旧,不像居室。可我再跟着母亲来帮父亲收拾房子时,墙面已焕然一新,雪白雪白的。原来父亲已补抹了脱落的墙皮,腻了露着的墙缝,并用白灰刷了墙。我真没想到父亲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竟然还会泥瓦匠的手艺。

更让我惊异的是,父亲竟然还会木匠活,他用几个旧包装箱当原料就打出了家具。

他将一个大包装箱加固之后,改装成了农村的大板柜,柜子上部三分之二钉死,三分之一可以掀开,可掀开的部分作为盖子。后来母亲主要在里面放衣服。

他还改装了一个小包装箱,把上面的面做成了整个可以拆开的活盖子。母亲用它来放米面,做饭时还将它当作操作台,切菜、擀面都在上面。

最让我佩服的是父亲打的架铺板的“人字长凳”,我一直认为这是爸爸的独创,如果赶在现在,说不定还能申请专利呢。

这种凳子,是用包装箱的稍厚点的板子作凳子腿,斜着钉在面板的面儿上。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面板的边儿冲上,而一般的长凳是面儿冲上。由于面板的宽度变成了厚度,虽不能坐人,但大大加强了这种薄包装箱板作面板时的承重能力。之后再用横牚把两条腿钉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三角结构。最后再用木板把两根横牚钉牢,就成了简捷结实的“人字长凳”。

由于屋子小,父亲还在空间利用上下了功夫。

他把大板柜放在床铺的下面,顶了一条“人字长凳”,节约材料倒在次要,主要是为了节约空间。铺板支在了屋子的南部。大板柜放在了靠西墙的地方。大板柜的盖子露在了床铺的外边,这样可以方便地放入或取出东西。妈妈锦上添花,将这露出的部分糊上了一种亮光纸。绿色的亮光纸上,印有黑色的折纸燕子的图案。我曾对那图案了观察了很长时间,研究怎么才能折出那种小燕子。

床铺的铺板不知从何处而来,一看就是旧的,因为已磨得光光滑滑,再就是已受潮变形,拧拧巴巴的,搭好床铺后起伏不平。为此,父亲又在上面铺了些稻草垫,才看上去平整了。这个床铺占去了整个房间的小一半。

父亲把那个小木箱放在了屋子的北边,把水缸放在了东北墙角,这样显得不碍事。因为水缸在屋门打开的情况下,被掩藏在门后,根本看不见。

这个屋的门是我从未见过的怪门,两个黑漆门扇由合页连接在一起,开门后两个门扇能折叠起来。由于它折叠后靠到了墙角,出入更为方便。我猜着房东这么设计,也是为了节省空间。可有一利就有一弊,这种折叠门的插销只能装在门框上。而门框边上都是木格的窗户,捅破窗纸便可从外边开门。所以入住后我一直提心吊胆,常做有坏人这样从外边开门的恶梦,梦中我和妈妈奋力抵住插销不让坏人进门。

另外,父亲还对窗户做了一些处理。屋子的朝阳面没有墙,除了窗台,都是木格子的窗户。这种窗户只能糊纸,没留装玻璃的地方。爸爸便在靠南的那边钉了6个小钉,卡上一块玻璃,作为向外观察的窗口。妈妈则把一种叫窗户纸的人工粗绵纸糊在了窗户上。这种纸窗户看起来面积不小,但屋里并不亮堂,而且还不保温。

更要命的是特别怕下雨,大雨一浇,纸就破损甚至脱落。为解决这一问题,父亲特意买了一块四角带铁包角的大帆布,临到下雨时赶紧挂在木窗的钉子上。但它只能护到南部的窗户,有时来不及挂,整个窗户都被淋坏。后来爸爸又钉了四块雨箑子挂在窗前,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

收拾房子时,父亲还显示他的裱糊手艺。这个院儿的房子都是略带坡度的平顶,没有做顶棚,进屋抬头看到的是旧椽子和破苇箔。爸爸买了白纸,糊了房顶。由于屋子比较低,爸爸没有绑架子,而是直接把纸糊在了椽子上。由于屋子是借人家的房子的后山墙盖的,靠墙的那根顶梁柱无法砌到墙里,就成了明柱。爸爸特意用硬纸板把这根柱子和过梁包起来,并糊了白纸。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意做的里外屋隔断呢。

之后,父亲买了一张带有三个抽屉的紫红色油漆的迎门桌,放在了屋子迎门处。这是爸爸为安家买的唯一家具。

经过父亲和母亲一番精心拾掇之后,再看这屋子,墙白,顶白,窗纸也白,所需家具基本齐备,还真有了家的感觉。

19545月,我们搬进了父亲精心收拾过的家。

在居家过日子的过程中,父亲的心灵手巧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他因打篮球磕掉门牙而装了颗假牙,但装得质量太差,没用多长时间就掉了,他也曾试图用钢丝固定它,但效果很不理想,最终他扔掉了这颗假牙。可缺颗大门牙看着实在别扭,听他说话都漏风,母亲就催他再去装颗假牙。可他对牙医失去了信心,坚持要自己做。

他找了个废弃的白塑料(当时叫化学)牙刷,截取一段儿做了个假牙,然后装在了掉牙的地方,怎么装上的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是装自如,拔方便,还挺美观。

父亲还会修理脸盆。脸盆漏了,他会拿一种彩色的热塑的材料修补(那材料叫什么,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将脸盆的漏处烤热,把那种材料趁热涂上去,等它凉了,窟窿眼也就补上了。

总之,凡是自己能做的事,父亲都不求人。我觉得自己在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大了之后也是所有活计都试图自己干。

父亲的手巧还体现在多才多艺上,他画画就挺好。

那时母亲正好照了一张照片,父亲可能觉得照得相当好,就决定照着它画张大的挂在墙上,作为新家的装点。他买了一种叫图画纸的厚纸,买了碳铅笔,便动了笔。不知那时有没有绘画培训班,也不知父亲是否参加过这方面的学习,反正他画得是相当好。画像上的母亲与真实的母亲,不论是相貌还是神情,都非常像。邻居们看了,都夸父亲画得好。

这大大刺激了我,我也想画画。这之前我还受过一次类似的刺激。刚搬到这个院儿的时候,全院儿就住了我们一家,我没有玩伴儿感到很没意思,就到院子门口看别的小朋友玩。这样,我认识了3号院的一个小姐姐,她叫田文霞,还领我去了她们家。3号院分里外院,她家住在里院的西屋,是里外间,有带玻璃的门和窗,我感觉比我家又大又亮堂。

我觉得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好像应该没有上学,但她们家的墙上贴了不少她用蜡笔画的画。有花草,有鸟兽,还有小人儿。印象最深的是一幅鸡鸣图。一只大公鸡正昂首啼叫,远处的山上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那时感觉这画儿棒极了。佩服之余,还有些不服气,感觉我要有蜡笔,没准也会画。

又受了父亲的刺激之后,我决定付诸行动,央求母亲给我买了铅笔,也画起来。那时父亲正好给我买了《杨家将》的小人书(一种小开本的黑白连环画),我就临摹起小人书里边的人物。没想到我的处女作还得到了母亲的夸奖。

父亲不仅会画画,毛笔字写得也特棒。后来,我的小人书买多了之后,父亲就曾帮我粘了牛皮纸的书皮,还在书皮上写了毛笔字的书名。那时我已上学,课程里就有书法课(当时叫大字课),我觉得父亲写得比字帖上的字还好看,正规而不死板。后来才知道那叫行楷。

我一直以为父亲的书法好,后来看了叔叔写的字,才知道叔叔写得更棒。叔叔退休后开了家书画店,招牌就是他写的字。写字都成了叔叔谋生的手段,父亲就显得业余了。

不过父亲在手工方面却很专业。大概在1966年初的时候,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从保定电影胶片厂弄到一点儿废电影胶卷和废片基,并开始用它扎镜框。当时正流行用这种镜框装毛主席的画像,父亲似乎也想跟上风潮,所以着了迷似地绑扎。他把毛主席画像放在两片大片基之间,然后在片基的四边扎上双层的电影胶片,扎的方法是将塑料绳依次穿过电影胶片的小孔。扎好后再往两层电影胶片之间夹上细圆棒,最后再用塑料绳封好外沿,镜框就做好了。

做好的镜框既庄重大方,又非常时尚,家里人喜欢,邻居们也羡慕。更重要的是,里边放的不是家人的照片,而是伟大领袖的画像。当时人人都说自己最最忠于毛主席,父亲自然不甘落后,也非常郑重地把“红太阳”挂在了我们屋最显眼的地方。有段儿时间时兴灵魂深处闹革命,每天都要向毛主席请示工作,汇报思想,我们家没有机会去中南海面禀,就面向镜框里的画像表忠心。

1969年我去了内蒙兵团,1971年春天借开会的机会回过一次家,发现家里挂着好几个漂亮的小布娃娃,夸张的大脑袋戴着鲜艳的小帽,红彤彤的脸蛋儿,水汪汪的大眼儿,不丁点儿的小裙子,可爱极了。那眼神画得特别好,你看她,她就看你,让人越看越想看。我以为是买的,一问敢情是父亲做的。

我在兵团干得不错,心情极好,看父亲没事做了这么多小布娃娃,以为他也心情极好。可我临走时母亲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父亲在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文革中父亲参加了群众组织,他参加的那个组织在全省站对了队,但在保定市却站错了队。可竟致被打成反革命,还是让人无法理解,只能让人怀疑某些人在报复。

我担心父亲承受不了,可看他做了那些多小布娃娃,知道他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我放心了不少。

1972年兵团战士有了探亲假,11月我正式探家,得知父亲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已经摘了,但给留了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父亲的心情好多了,竟然在自学裁剪。我母亲是服装厂的职工,会自己做衣服,我们家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母亲做的。但母亲不会裁剪,做像样的衣服还得求厂里的师傅帮着裁,很麻烦。父亲自认为心灵手巧,能掌握这门技术,就找了裁剪的书自己学起来。听母亲说,父亲学得很快,裁剪制服已经没有问题。

父亲听说我们兵团已实行了供给制折款,不再发服装,就提出给我做一身军便服,让我见识见识他的手艺。

那时上映了一部反映“乒乓外交”的纪录片,内容是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片中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穿了一种铁灰色的队服,这在蓝、绿、黑三色泛滥的中国顿时成为时尚亮色,母亲也赶新潮给我买了铁灰色的斜纹布。

轮到父亲显身手了,他把布铺在炕上,量量画画,“咔咔”地把布裁开,然后信心满满地交给了母亲。衣服做好了,我一试,感觉比买的还棒。

1974年春节的时候,我在保定接受技术培训,父亲看我没有像样的衣服,特意从他们商店买了一块儿处理的黑色粗呢子布,由他裁剪,由母亲缝纫,给我做了一件很不错的外衣。穿上那件呢子外衣,我感觉精神了不少,还臭美地去照了张虚光相。

1975年我困退回到保定。1979年父亲平反。1985年我应聘考入保定市报社。父亲听说我当了记者,又给我买了块毛呢布料,做了件西服上衣。

后来,他想给我个意外惊喜,悄悄给我做了一身白西服。我确实意外惊喜了,可回家一试,怎么看都像扮装成华侨巨商的洪常青,太扎眼了,不好意思穿出去。

我本想穿着它去看望一次父母,让父亲知道他没有白忙活,可我太缺少勇气了,竟然一次都没敢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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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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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 19:28:00 | 只看该作者
后边的字实在调不大了,调大了越过限制,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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