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萧红临死前，她曾对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说，让他们从香港回去后，找到第一个孩子。弥留之际，她说“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而作家舒群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有次萧红站在儿童服装店前停了好一会儿，走开之后对舒群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在，现在也有这么高了，边说边和舒群比划高度。
　　                 第二个孩子生死不明？
　　第二个孩子的死，也是萧红研究中的一个谜，孩子怎么死的，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这是个男婴，又白又胖，但是生下来三天，孩子就死了。医院没有医疗档案可查，据说萧红本人对这个孩子的死的反应很冷淡，并且阻止白朗去找大夫理论。还有一种说法是，孩子死的前一天，萧红以牙痛为由，向白朗要过一种德国产的强力止痛片“加当片”，认为孩子是被她亲手毒死的。
　　萧红生产是在重庆白沙镇，虽然该地有很多文化人，但卫生条件很差。章海宁说，由于条件太差，当时晚上很少有第二个产妇在那，有没有值班医生也不得而知。萧红分娩时自己本身在发烧，孩子是否受到了感染，是否夜里发烧，有没有医生抢救，都不知道。很有可能这个孩子就是病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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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红真则说，这个孩子的生死其实是不明的。“所谓死，是萧红告知白朗的，当时只有白朗在她身边。但是，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显示死婴，连医生都没有看见，萧红是怎么处理这个死婴的？她的身体一向虚弱，产后第三天更是疲弱不堪，为了避免产后感染，她还在输消炎的药物，她哪有力气处理孩子呢？”因此，季红真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也被送人了。“一个男孩儿是很容易被送出去的，而且萧红一开始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和萧军情变之后，她不愿意为萧军留下孩子，成为萧军来纠缠的借口。”   
    而林贤治的看法则是，即便是最极端的猜测，认为就是萧红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一个简直失去了生存权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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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作品的版权如何处置？
　　萧红的作品版权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没有把其中任何一部的作品版权交给端木蕻良？她赠送给骆宾基的是版税还是版权？
　　               
                          端木蕻良没有继承版权？
　　根据葛浩文《萧红评传》中的记载，据东北作家孙陵回忆，骆宾基在萧红未死之前记下了有关她作品版权的遗嘱：其中《商市街》给了她的弟弟，《生死场》的版权给萧军，《呼兰河传》的版权给了骆宾基，端木蕻良则一无所得。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还曾当着孙陵的面为此事发生冲突，后来两人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分公司理论，骆宾基胜诉。不过，骆宾基事后否定了孙陵的回忆，说他和端木的冲突与版权无关。
　　不管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的冲突因何而生，为什么萧红没有把其中任何一部的作品版权交给端木呢？这是否印证了他最后对萧红实在太差？
　　对此，端木蕻良的家人，包括他夫人钟耀群、侄子曹革成，以及一些学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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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是，在萧红进入圣士提反临时医务站动手术之前，萧红就对端木蕻良交代了后事。首先是要端木蕻良保护她的作品，将来不要让人随意删改她的作品，版权都由端木负责。她亲笔立了一个字据，但是被端木蕻良当面撕掉了。端木认为自己是她的丈夫，妻子的版权理应由丈夫继承，突然立个字据，岂不是表明她将不久于人世？端木不想让她落下死亡的阴影。
　　               骆宾基受赠版权或版税？
　　萧红考虑到骆宾基毕竟是个外人，肯留下来照顾自己实属不易，于是想酬谢她。为此萧红和端木蕻良商量多次，提出不如把自己某本书的版税赠送他更有意义，比如再版的《生死场》。而端木蕻良则认为，《生死场》已再版多次，篇幅又不大，加起来的版税也不会有多少，不如把《呼兰河传》将来出书的版税送他，毕竟这是本新书，再版的机会多，篇幅也长。萧红同意了，于是把骆宾基找来，当面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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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海宁介绍说，关于版权相赠的说法，确实是不准确的。首先，萧红要给骆宾基以物质补偿，所以萧红赠送的应该是版税，而不是版权。骆宾基后来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索要版税，桂林上海杂志公司虽然认可骆宾基的说法，但没有支付给他版税(具体原因不详)。骆宾基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显然是将版权与版税混淆了。
　　而学者季红真说，她通过曹革成所著《我的婶婶萧红》了解到，萧红生前出版了10本书，除了馈赠给她弟弟、萧军、骆宾基的三本之外，其余的都属于端木蕻良，1949年之后，端木蕻良全部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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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往昔，从异乡到异乡
                                                                      作者 / 萧红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我喜欢北方的春，寒冷中透着暖意，枯黄中透着绿意；我喜欢北方的夏，蛙声在田野间此起彼伏，知了在林绿间热情呐喊；我喜欢北方的秋，一片片迷人的金黄，收获的季节里，处处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天高云谈、大雁南归；我喜欢北方的冬，摇摇欲坠的黄叶从枝头落下，飘飘洒洒的铺满大地继而被漫天大雪覆盖，冷的纯粹、冷的彻底。而今，我远离那里。 人生就是一场短暂而漫长的旅途。而我，就在这段旅途中一直奔走、奔走。
    我一路向南，跋涉千里，驻足在这片荆楚之地、驻足在这微醺的岁月、驻足在温馨汉十的站台上。我喜欢上了这里，因为这里有我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时光如水，犹如白驹过隙。十年间，我像风一样漂泊，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寻找属于我的那一片天空；从异乡到异乡，只为收获我美好的青春！跳望来时留下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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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渐渐地褪去稚嫩青涩，在漫漫成长的道路上，我不再是以往无知的孩童，我学会了面对失败、承担责任、感恩生活……
    倚在窗边，望着远离繁华都市的收费站，被暮色中荒芜的田野包裹，美丽却孤寂。有时我只是这样静静地坐着，看夕阳夕下；有时我慢慢地走着，享受自在的阳光。我生命中这场十年漂泊的漫旅，让我找到了心驻足的地方。千里汉十，如同一条彩带，一头连着故乡，一头连着异乡。我将会在这里，种下我美好的未来，让它开出烂漫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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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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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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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