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拥抱快乐

1937年萧军从上海撤离到汉口，住在小金龙街。周恩来作为国共谈判首席代表，也在武汉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与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号召文艺界人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萧军不只一次聆听周恩来的讲演，孤立无援的心找到归宿。他与蒋锡金、孔罗荪等人积极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筹备成立抗日文艺工作者协会，周恩来希望萧军负起责任。国民党当局为了笼络人心，欺骗民众，经常召开各种形式的招待会，以图控制各地云集战时首都的文艺家。在一次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主持的酒会上，副总裁汪精卫大放厥词，鼓吹“光荣的和平”、对“言和者皆汉奸”这句话“要加以区分”。会场大哗，萧军当场大声斥道：“你和南京屠杀我国同胞的日本鬼子讲和平，还算中国人吗？纯属狗叫！”连《中央日报》的右倾记者都认为汪精卫倒行逆施。人们愤然退出会场，汪精卫不甘受辱，立即吩咐蓝衣社特务跟着萧军，伺机灭之。第二天上午，萧军和萧红吃着泡饭，商议在《七月》开专栏，揭露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突然3个彪形大汉闯入家门，其中一个伶牙俐齿地操着上海普通话：“侬是萧先生，蒋先生让我们请二位冠生园赴宴。”说着礼貌地拿出蒋锡金写的便条。萧红接过来一看就知是假的，对萧军轻轻摇一下头。萧军两步蹿出房门，临街两手一背，道：“你们告诉蒋锡金，我们有事要过江，改日再赴宴。”“这怎么行！”特务一见露馅了，伸手捋萧军脖领子，萧军头一闪，迎面“叭”地一个铁砂掌，一个特务的鼻子登时蹿血；另一个特务要掏枪，萧军左手抓着他的手腕子，右手臂向上一推，对方惨叫一声，脱臼了。小个子特务躬身想抱萧军的腰，被萧红从屋里端来一锅剩饭，劈头盖脸倒了一身。萧红一边敲着锅一边大喊：“有人抢劫！有人抢劫！”街上围来不少人，小金龙街离繁华的中环很近，巡警以打群架为由将5人带到警察局，3个特务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身份，乖乖地跟警察走了。这正是萧军所希望的。因前不久，两名带头示威的持不同政见者，被特务抓走后秘密地装到麻袋里沉入长江……萧军在亭子里一边讲一边给我们演示，说到生动处，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捂着鼻子怕给打流血。在五龙亭附近的游客也凑过来听……行文至此，不禁闭目思之，真真恍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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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当局逮捕、迫害进步作家二萧，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据理交涉，先找了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后又到武汉行营找蒋介石。蒋介石大骂汪精卫，他认为二萧、蒋锡金都不是中共，原本可以争取，让汪给弄砸了，于是立即命令释放，并赔礼道歉。萧军对国民党这两手早领教了，出来后为表明对黑暗势力的斗争态度，公开发表文章：　
我的资本——脑袋一颗
我的武器——尖刀一把
我的办法——换一个够本，换两个赚一个
萧军万般传奇故事，一身浩然正气，令我们晚辈万分钦佩敬仰！　
行医执照一直没下来，萧军写信问卫生局。1959年10月，北京市政府通知萧军到北京戏曲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来才知道，彭真市长不忍看到著名作家当大夫，顶住“直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潮流，留一隙文化之地给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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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对彭真的安排，萧军心知肚明，情领义受，戏曲研究所又多一个勤政之人。萧军坦荡平和，思维敏捷，到所里不久就成了大家的朋友。所长荀慧生将编辑《京剧汇编》的任务交给了他。　
    戏研所在北京宣武区半步桥，我上学在北京十五中陶然亭，每天路过萧军上班的地方。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不少名家剧本：梅兰芳《太真外传》、《霸王别姬》，周信芳《四进士》，荀慧生《胭脂虎》、《红娘》、《金玉奴》等等。还有民国末年的一堆杂书《青城十九侠》、《施公案》、《禅林上人传》什么的。我买了一些过期的《电影画报》，用扉页中的硬纸将这些破书包好。他很欢喜并带我到陶然亭游泳场游泳。游泳场建于1955年，是“苏联老大哥”设计的，一对儿童池，0.5米深，中间有“大磨菇”喷水；一对练习池，25米×50米；其后一深水池，有一个10米跳台。游泳每次一角，两小时，一人一个木箱保管衣服，放得挺乱但都没丢过。我的自由泳是萧军教的，后来我到游泳队才把姿式纠正过来，萧军的自由游头，随手臂转动，两边转头，但速度很快。有时我们躺在池边，他讲到松花江和青岛。他说：“1934年我的一个在伪满警察任警佐的讲武堂同学黄之明，突然到《国际协报》找我。黄讲：我送给副刊发表描写日本人下乡‘剿匪’、摸女人屁股的事情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要追究。磐石游击队联络员北杨，遭到宪兵搜查时冒充教员，虽瞒哄过关，但写有你名字与地址的纸片被搜出。一但察觉，你肯定受牵连，最好立即逃走。当时我除了是编辑外，还是星星剧团的演员和剧务。导演金剑啸是中共北满地下党成员，他以剧团的形式，将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拢合在‘反满抗日’的主流中。金听到情况后，联想最近一个团员被捕，决定让我和萧红尽快离开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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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眼看到青岛的山角时，我大声呼唤。老友舒群把我们接到家中，并介绍我到《青岛晨报》任副刊主编。这里没有恐怖，没有宵禁。上午到报社，下午和舒群到海滨浴场游泳，晚饭和萧红到德式餐厅，边吃边讨论《生死场》情节。从夜间8时至12时是我的写作时间，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以磐石义勇军为题材的《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生死场》。完稿的喜悦，很快被小说所取的题材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给冲淡了。我的一位朋友孙乐文是‘荒岛书店’老板，他说在上海‘内山书店’进书时，曾见过鲁迅先生。你可以以荒岛书店读者的身份给内山书店写信，请他们转给鲁迅先生。后来我才知道，哈尔滨金剑啸，青岛的舒群、孙乐文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关爱，忠恳，不惜一切地栽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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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收到信后，‘即复’并明确告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犹如从什么遥远方向照射过来的灯塔上的一线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的划行的力量。11月1日，我和萧红离开青岛，投奔鲁迅先生。　
   “第二次去青岛是1936年夏天。在鲁迅先生提拎下，《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及紫叶的《丰收》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出版，一些短篇经鲁迅先生推荐也被报纸、刊物登载。我们在文坛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北方的萧红不适应上海的气候，尤其是冬季，萧红总是咳嗽，在对朋友、对写作及生活琐事，我和萧红常有过后来想起很可笑的争辩。她想去日本看望弟弟，换个环境写点东西。我到青岛，这次住在山东大学友人周学普的单人宿舍，正赶上放暑假，很清静。宿舍楼下有单杠、双杠、木马，还有200米跑道，我一个人常常从这头练到那头。我的写作效率很高，但更多的思念远去的萧红。仅仅两个月，萧红从日本写来40多封信，有时一天两封，但使我遗憾终生的是，10月12日我返回上海，鲁迅先生于10月19日去逝了。我和萧红是鲁迅先生家常客，阿姨是我去就准备大茶壶。小海婴喜欢我，萧红见许广平就说个没完，虽说都是告状，但使鲁迅先生哈哈大笑很开心。萧红说我一副蒙古脸，穿哥萨克上装，叫什么三郎，简直像个阿木林。许广平讲，先生老是一副木刻式的脸，就二萧来才变形。1936年是鲁迅先生最累的一年，他严格地翻译《死魂灵》，在日记中写道：‘《死魂灵》第三次稿，前天才交，近来没有气力多译。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鲁迅先生给我们改稿子，给我们写序，写信。可谁帮他改稿子，谁给他写序？因为口号争论，周扬、徐懋庸认为鲁迅先生毕竟不是党员，标新立异提出口号‘不利于统一战线’。使鲁迅先生有一种孤独和落寞的感觉。正如先生写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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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去青岛是1951年。东北事件后，我跑回北京，什么组织关系、供给关系都丢在沈阳不要了。结拜20年的兄弟、山东大学俄文系主任方未艾来北京参加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打听到我，跑我家邀我去青岛。这次去带着你小鸣哥，仍然每天下海，方问起我东北的事。我们倚在青色的岩石上，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平稳得如春晨的什刹海，金光灿烂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望着这绝美的海天，身后充满欢笑的学生、工人、干部，心中一点杂念也没有。我告诉他：‘我要像写《八月的乡村》那样，写一部工人阶级的书，只要主席在，总能真相大白。’在青岛一个月，完成《五月的矿山》的雏形。”　
文革中，京剧名家荀慧生备受屈辱，抑郁而死。萧军一直怀念着他。1984年北京市文联、作协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庆祝萧军文学创作50年大会上，萧军宣布“封笔”，可当荀慧生的儿子找到萧军请他写《荀慧生小传》时，他欣然同意，并说：“荀慧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成名全靠自己不断地修炼。他死了，我不能不写。”翻开《小传》，萧军严谨而生动地写出了这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正义感的艺术家，将其喜怒哀乐、言谈举止，光彩照人地真实细腻地反映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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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春节格外寒冷，海北楼四角露气，书房像个冰窑。萧军过新年就咳嗽，人瘦得很快。我们大家都很焦急，逼迫他到宣武医院检查，结果患了肺结核。我爸对我妈说：“萧兄不能走，历史会证明他的价值。”在食品工业部工作的父亲常分一些东北的大豆、广东的椰子饼、福建的甜菜渣、内蒙古的黄羊肉等，都让我给萧家送去。我二弟挺能，每天放学后到右安门外护城河苇塘钓蛤蟆，每天能钓二十几只，并负责屠宰。妈妈将蛤蟆大腿洗净用油微烹，香味扑鼻。每天中午上学前，我乘5路公共汽车从右安门大街到鼓楼西大街，将还有温度的油烹蛤蟆腿送给萧军，不管我送多少，他总留下6只，我知道那是给萧玉，萧黛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中国历史小故事拾遗》及京剧《卧薪尝胆》。一次下午没课，我请教他考大学报志愿。萧军说我早就想跟你说这件事，人志向的选择与国家息息相关。毛主席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他的心，他的情，同广大贫困农民连在一起。主席认为，那时的地主、富农要把自己的生产资料提供给农民，生产工具平均使用，农民的日子不会那么苦。所以现在有这样的制度和权力，完全可以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同抗御自然灾害，兴修水利，整治荒山，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打基础。现在农业这么困难，是因为缺少先进的生产力，机械化、电器化没跟上。你要成为有作为的青年，替广大农民分忧，报考能改变农村现状的学校吧。我听从他的教诲，考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他知道后非常高兴，说萧滨毕业考北京农业大学，从你们开始改变中国挨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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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评丁玲：她爱她的党我爱我应有的自由　　                          
                     萧军《延安日记》里的牢骚与责难
    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香港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后，引起大陆读书界一阵骚动。其实，萧军的这些日记内容，早在五年前就由北京的华夏出版社，收入《萧军全集》二十卷本的第十八、十九卷，于2008年6月出版。华夏版《延安日记》跻身全集里，不显山露水，延安那段生活只是其生平一个段落。牛津版《延安日记》单独印行，夺人耳目，有一种把延安那段生活放大定格的出版效果。问题是，仅从这些日记内容出发，无论是对延安辩难，还是为延安辩护，都是就事论事，见树而未见树林。
    此树林者，就是萧军延安日记对身边人物如何品评？对自己如何定位？延安文人们对延安生活如何观感？不谈这些，只从萧军日记中捡拾只言片语，则贬之乏力，赞之无益。
　　抗日战争时期，萧军先后两次到延安。第一次是1938年3月，他从临汾经延安，准备上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因战事受阻，滞留延安约半个月，然后离开，经西安、兰州，退到成都生活工作两年多。第二次是1940年6月，萧军挈妇将雏来到延安，生活工作五年多时间，留下这份比较翔实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