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拥抱快乐

  有一段时间，萧军和丁玲过从亲密。喜欢早起的萧军，走过丁玲的门前，径直推开窑洞的门。“她睡在床上是很年青和美丽的！还像一个少妇，立起来，就苍老得像一个老婆婆了。”他们曾畅想，有朝一日结伴去欧洲游行。他陪她到延河边洗衣服，感觉“她像一个渔婆”。“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方向前进着，但我们总是有着一条界线存在着，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　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随着他们情感上渐行渐远，性格刚硬的丁玲骂萧军是“土匪头子”，萧军当面蔑视之，在日记中写道：“从这夜起，我感到她丑恶了！”美丑善恶之间，似乎是情感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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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周扬，可能是在上海“左联”时期受鲁迅观点的影响，没有好感可言。经历延安整风运动，更是恶评多多。“周扬他是一贯以残害同志为作风的，他指过胡风为内奸，冯雪峰为假共产党员，文艺青年柏山为内奸，结果入狱……”萧军指斥周扬歪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方针，发明所谓“野火政策”，乱烧一阵，“冤枉三千，不漏一人”。萧军在日记中，称周扬为“狡猾而政客思想浓厚的人”。萧军从乡居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住了近一年，被组织安排到鲁艺。时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兼任鲁艺院长的周扬主动示好，萧军态度稍有和缓，颇有同情地分析周扬，“这是个没经过社会各层生活洗炼的人，对‘人情’和‘事理’全不能透知到底，因此对于工作及理解人全不行。看情形，我应尽可能帮助他一些，使其进步。”如此大言不惭，反而显得几分天真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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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对人物品评多情绪化、概念化、脸谱化。他称时任鲁艺党支部书记宋侃夫为“无能力的教条主义者”。他称陈学昭是“尖嘴乌鸦似的女人”。他称萧三是“俄国贩子”，仗着酒劲恫吓说，“不看在同志面上，我早就杀他。”吴奚如曾在致胡风信中非议萧军，萧军知晓后，不依不饶，多次表示哪天见到吴奚如，“我那天就揍他耳光”。他读罢茅盾的书《劫后拾遗》，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来不喜欢他的任何作品，陈腐，毫无艺术的气氛……茅盾是个暴露性、自然主义倾向、市民的作家。他的书除开告诉人一些故事和事件而外，我是没有欲望读第二遍的。”他翻阅郭沫若的剧本《屈原》，看过后记，“觉得这人卖才情，酸溜溜的已经到了可憎的程度！这也许是我的成见，这位‘自伤薄命’的新士大夫，我是越来越为他肉麻。”他阅读了高长虹的书《政治的新生》，认为“这是一个僵化了的，毫无才能的书虫，尽说了一些陈腐的老生常谈”。并且，在一次“文抗”作家选举伙食委员会时，萧军竟然“骂了高长虹这老儿，他是装腔作势不知趣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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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平时生活交往比较频繁的，是同为文化人、又是东北老乡的舒群、罗烽等人。“他（罗烽）和群（舒群）一直是靠着我的光辉走路，利用我，从来是不曾想到过我的处境……”“从今天起，我宣布从我的感情领域里，开除这两个自私和无良的友人！”其实，这都是日记里说说的狠话而已，他们在生活中依然故我，交往不辍。
    1942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泽东问萧军对周围作家们的看法。萧军言之凿凿地说：“他（艾青）只是个优秀的诗人，决不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缺乏深厚的一个伟大的心胸。塞克是保守既有者，舒群是只能鼓励不能打击，常凭感觉用事。罗烽能做事，精明干练，但缺乏一种容人容事的力量，偏狭，带有过去秘密工作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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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人观感如此，对延安党政军界人士观感如何呢？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　报告，萧军夜读后认为，“这是一篇流畅的有才华见解的文章，但我总感到他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萧军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这方面点化他一下，帮助他一把。
    在毛泽东周围的其他领导人，那就更不在萧军的话下啦。
    关于周恩来，萧军认为，“周是机敏，决断，长于事务，但是只像个政治工作者，缺乏大政治家一种深沉更远见的东西。”当天日记里，萧军褒贬过周恩来后，紧接着一句话是，“当你对一个偶像评论，这要一番勇敢的力量”，字里行间是一副洋洋自得的面孔。
    关于林彪，萧军数次见面都认为，“林是个狭小的，理性很强的人，但缺乏一种深沉的镇定人的力，他会不寿的。”“林彪是一个近乎阴暗的，胸襟狭小，矜持的人，这不是一个大将材料，而且不像长寿的样子。”
    关于贺龙，萧军的观感是，“这是个浮动的凭感觉的人，有些土气和江湖气，有时也故意装作大动作的样子。吃着大烟斗，鼻子不高，头也不大，眼光不亮。喜欢双腿叉开。我和他讲话很少，我知道这些人虽然口头上尊重文化人，心里是有着蔑视的，而且他是准备文化人描写他的。所以在意识上一定存着一种演戏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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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震，萧军在毛泽东住处邂逅之，王震为《解放日报》　发表王实味《野百合花》　愤愤不平，萧军直言不讳地予以回击道，应该“以枪还枪，以笔还笔”，武人不干文人事。当天日记认为，“这是个有点小聪明而跋扈的人。”不久，王震参加作家俱乐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介绍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曾受过五次枪伤，年纪也很轻，我对他的印象较第一次改好了”，认为“这是个切实的、有为的、聪明的，由铁路烧火工出身的军官”。
    关于胡乔木，萧军与之初次交往，感觉“是一个平庸的人”。尔后多次交往中，认为“这人是有点酸溜溜的，狭小，但是忠实的”。此间，胡乔木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很多时候代表毛泽东主动拜访萧军，倾听意见建议。萧军乡居期间，胡乔木在中共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等陪同下，找到萧军住处，慰问沟通交流。萧军日记中记载，“这人还是这般狭小、琐碎、感情容易激动。”当然，萧军承认自己也是感情容易冲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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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真与鲁迅的学生、著名作家萧军的世纪友谊
　　萧军是鲁迅的学生、著名作家，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义县下碾盘沟村（今属锦县）。1932年初，他来到哈尔滨后正式开始文学生涯，成为中共秘密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4年6月，他来到青岛，与萧红一起编辑《青岛晨报》副刊，在此，他写出轰动文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1940年6月至1945年底，他一直工作和生活在延安，担任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协”分会理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员等职务。正是在这时，他有幸与彭真相识相知，留下一段感人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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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识
　　1940年6月，萧军携妻女到达延安，定居在“延安文协”窑洞里。
　　从1941年7月起，萧军和毛泽东来往信件频繁，有时还直接到杨家岭毛泽东家去拜访。
　　1942年的一天，萧军去毛泽东家串门时，见到毛泽东正与人谈话，此人身材高大、体魄健壮、前额宽广。毛泽东一见萧军，立即微笑着介绍说：“这位是彭真同志，他原来的名字叫傅懋恭。”一边说一边在一小张宣纸上写了“傅懋恭”三个字递给了萧军，又向彭真说：“这位是作家萧军，东北人，就是写《八月的乡村》的田军。”
　　彭真早就看过《八月的乡村》，对萧军也有所耳闻，他紧紧握了握萧军的手，自我介绍说自己有许多化名，“彭真”是他在1937年参加全国党代会之后正式对外使用的名字。
　　彭真是山西人，萧军是东北人，两人虽然不是同乡，但却一见如故，越谈越亲热。彭真是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之一，此时已调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后来，萧军常去看望他。彭真的朴实、正直、热诚使萧军视之为知己，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之后，1943年文协撤销，改成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作家们大都下放去和工农兵相结合，体验生活，走不了的也分散到其他单位继续参加整风。萧军仍住原处，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1943年冬，萧军因为受不了招待所负责人的冷遇，一气之下带着临产的妻子和儿子萧鸣，到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落户当了农民。   　
    1944年3月3日，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在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陪同下，来到偏僻的刘庄劝萧军回城。萧军深为毛泽东对自己的关怀所感动，考虑再三后回到了中央党校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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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与妻子、女儿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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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 谈
　　当时，彭真已担任延安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共分六个部，各行各业的干部分别进行整风学习。党校三部是文化人学习的地方，云集了许多文艺界的新老同志。
　　萧军从刘庄一回到延安，即特意前往拜访彭真，针对毛泽东在两年前力劝他“入党”的提议，首次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意愿。
　　萧军还带去了他在刘庄写的日记，并把自己“为什么要入党”的那部分拿给彭真看。彭真看得很认真，看后特别高兴，觉得萧军在思想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知道，个性极强的萧军能够克服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散漫等缺点，有了入党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他在对萧军表示真诚的欢迎的同时，还恳切地提出：“党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你的顶头上司不一定比你的能力强，大多数人的意见有时候也不一定正确，你能够具体服从吗？”
　　彭真提出的这个原则性很强的要求，使得萧军有些犹豫。萧军考虑了一会儿，也同样如实诚恳地袒露心迹，毫不掩饰地说：“不能！如果决议对，我服从；如果我认为不对，我绝对不能服从，不能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不够党员资格，我还是在党外跟着跑跑吧，别给党找麻烦！” 就这样，萧军自己又撤回了入党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