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拥抱快乐

我国文艺界著名权威夏衍先生生前曾讲过：《武训传》本是一部正常的电影故事片，却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领域，乃至全社会搞得是是非非，沸沸扬扬，震动了几十年，影响了几代人。《武训传》拍

制前的内幕，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已经鲜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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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提议拍电影

武训（1838—1896）是出生于山东省堂邑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由于目不识丁，受尽社会恶势力的欺侮和凌辱，因此萌生了兴办义学，让贫困的农家子弟都能读书的夙愿。武训到处乞讨，甚至向富人磕头下跪，请人赐打。天长日久，聚沙成塔，获得了一笔来之不易的钱财。他再通过放债生息，终以万吊积蓄，创办了崇贤义塾、临清卸史巷私塾，并参与筹建了杨二庄私塾。穷苦的孩子免费入了学，而武训自己依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58岁那年（1896年）终因积劳成疾，难以医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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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这种“行乞兴学”的举动，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山东民间有好几起，社会对此看法各不相同。但是，作为特定年代的特定人物，武训的办学精神，还是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赞誉。1944年夏秋之交，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约见著名电影编导孙瑜，提议将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搬上银幕。陶行知特别强调了一点：“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是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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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流浪儿

孙瑜受到启迪，急不可待地收集了相关武训的资料。但是提到议事日程，考虑制片的种种困难，又模棱两可，动摇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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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孙瑜因事从美国出访回来，在南京玄武湖畔见到一群被警察称为“小流氓”的流浪儿。其中一个领头的，被警棍打得头破血流，窜逃时还捡起一本《三毛流浪记》。孙瑜出于同情心，给了他两块钱。岂知那孩子不肯接收，跪在他面前痛哭起来：“好心的先生，只求你帮助出口气。我们只是家里穷得上不了学，不是坏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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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十几个流浪儿，也齐刷刷地跪下。孙瑜将他们一个个扶起，动情地说：“好吧，画家张乐平为你们鸣不平，画了《三毛流浪记》。我也为你们编一部电影，奉劝社会上的好人扶贫济困，让穷孩子都能安心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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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拍

孙瑜是位言行一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一到上海，便在昆仑影业公司找到挚友赵丹。赵丹是江苏南通人（祖籍山东肥城县），经常听说苏北高沙土一带失学儿童很多，有的地区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学堂。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很快拿出了剧本初稿。陶行知看了，心情非常激动，连声称好。他说，这部片子，干脆定名《武训传》，不必忌讳什么乞丐不乞丐。谁为民造福，就为谁树碑立传。我想，只要大家通力合作，有了名导演、名演员，肯定会出名片，具有轰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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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位于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武训传》了。主要演员除了赵丹，还邀请了吴茵、王蓓、张翼等。由于新闻媒体大加炒作，以至马上传遍全国各地。连美国华人协会主办的《唐人博览报》，都在评论中指出：“这是提倡识字运动，普及乡村教育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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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接手

可是，影片只摄制了三分之一，便因经济困难而停机。同年11月，孙瑜向宋庆龄女士作了汇报，在中国福利会支持下，昆仑公司买下了该片的拍摄权，以及已拍的4本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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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是民营影业公司，曾经出品了诸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和麻雀》等优秀影片，所以对《武训传》这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作品相当重视，决定请孙瑜重新加工润色，将一些“闹剧”情节改为“悲剧”。其时，郑君里、陈白尘、蔡楚生等电影行家，又针对剧本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应该重点突出武训时代兴办教育的艰巨性，以激励国人重视培育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