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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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五十年评价：正——反——合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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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训传》的评价，五十年来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从1950年12月公映到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前，人们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大报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演武训时受到的教育，端木蕻良赞扬武训的奉献精神，育才学校的校长表示要进一步发挥“武训精神”……据统计，在这几个月中，各地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共计55篇。在这55篇之中，只有贾霁、杨耳、邓友梅等少数人对武训和影片持批评态度。在十七年的电影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两次，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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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意见中，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值得一提，此文的观点不但颇有代表性，而且还有相当的“理论”色彩。贾文认为，影片是失败的。就人物的思想而言，武训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把阶级压迫而是把不识字当做穷人受苦的根本原因。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的时代，他身边还有一个参加过太平军的周大，“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个影响没有在武训的头脑里起着积极作用呢？”因此，武训对生活的认识“是从个人出发的，主观唯心的，形式主义的”，“这种认识，违反历史现实的真理，它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它的结果是危险的”，就人物采取的方法而言，武训的行乞兴学，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伟大的时代运动。办义学“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群众来实现计划”，而是依靠地主阶级。这说明武训“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因此，武训走的“是阶级调和的路线”，其方法是“近似于改良主义的方法”。就题材而言，武训这个题材根本不值得表现，“它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的现实运动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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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而编导在表现这一题材上也犯了“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武训既然是一个善良的劳动人民，按照他小时候的‘聪明灵巧’善于学习的特征，对于私塾先生和掌柜这类人物的仇恨，到了后来为什么都丧失殆尽了呢？”“武训的幼年分明已经有着对于识字的渴望，为什么一定还要到地狱里去幻游一下才有所谓的觉悟呢？那一种变态的心理分析所表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癫痴迷患得患失的没落情调，难道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劳动农民所能有的情绪吗？”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是，影片宣传说，“文字无论掌握在谁手里也都是对任何人服务的，……这就是影片所编造的关于立据偷字据的等等戏剧性，突出地肯定地宣传了字据在当时社会的超阶级的社会效能”。字据是法律凭证，而法律是有阶级性的，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怕字据，武训并不会因为有了一纸字据，就能从地保那里要回他存的钱。地保也犯不着为了赖账而派人去偷与武训立下的字据。结论是：“作者在这里尽其能事地做到了一种模糊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无原则立场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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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霁的观点是基本错误的。第一，他对武训“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要求背离了历史的规定性，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强加给历史人物。第二，他对武训的责难——不走群众路线，投靠地主阶级办义学，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丧失殆尽等说法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常识。　第三，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阶级合作、改良主义同样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第四，因此，同近代史上出现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进步的、改良的思潮一样，武训“办个义学为贫寒”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努力不但在历史上有意义，在现实中亦有价值。第五，影片表现武训觉悟的艺术手法——梦游地狱天堂，是否允当可以讨论。但将其说成“变态的心理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癫痴迷患得患失的没落情调”则完全是以政治话语取代艺术分析，以打棍子扣帽子代替正常的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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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影史上，贾霁的这篇文章意义重大，它不但为反历史，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政治索隐式影评”开了先河，而且也为强辞夺理、上纲上线、“五子登科”的党棍学阀的恶劣作风开辟了道路。此文最初发表在《文艺报》上，在毛泽东发动《武训传》批判的前五天，被《人民日报》转载，成为发动这次政治运动的前驱先导。两年后又成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训和〈武训传〉批判》一书的首篇，此文在权力话语中的意义和分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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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文献，它是对《讲话》中提出的“歌颂与暴露”观点的补充和发挥。《讲话》中，政治是区分歌颂与暴露的标准。社论则将这一标准深入到文化之中。这篇社论也是对关于京剧《逼上梁山》的通信中提出的历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在通信中，毛泽东要求的只是“恢复了历史的面目”，而在社论中，则进一步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如何看待农民革命的问题。并为《武训传》下了这样的结论：它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这篇社论开创了以政治手段解决文艺问题的先河，“强化了文学主题的单一性”，“使文艺隶属于政治的关系更加凝固化。”“《讲话》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所奠定的这一基石，在这次批判运动中被夯实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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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论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在“党员生活”栏中，发表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教育》发表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袁水拍、胡绳、王朝闻、钱俊瑞、华君武、陈波儿等踊跃参加。孙瑜、赵丹登报检讨。马叙伦、李士钊（《武训传》的作者）、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不久，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从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11天中，仅报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即达108篇，6月份报上批判文章的数量则翻了四番，至1951年8月底，这类文章已达到8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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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由《人民日报》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的钟惦棐和江青（化名李进），山东宣传部的冯毅之，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临清镇委宣传部的赵国璧等13人组成。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干部的协助下，访问了当地各阶层的人160余位，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由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三人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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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31日，《人民日报》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武训历史调查记》分五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武训历史调查记》将这一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推向高潮，各单位组织人马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各种学习心得占满了大小报刊的版面。郭沫若、翦伯赞、管桦、李尔重等名人学者纷纷撰文，谈《武训历史调查记》给他们的教育启发。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这一长文为《武训传》批判做了理论性的总结：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的逻辑前提是：　“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个前提，一是否认对历史的不同阐释的合法性，另一个是否认文学写作的修辞性质，和作家的虚构的权利。”根据这个前提，周恩来在中央做了检查，夏衍等电影方面的领导在报上公开检讨，李士钊六年后被打成右派，武训成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武训传》被禁映。《武训传》的评价由正面走向了反面。